《庄子》(卷名：哲学)
中国战国时期哲学家庄子及其后学的著作。《汉书·艺文志》著录52篇。唐陆德明所著《经典释文·序录》说：“《汉书·艺文志》：‘《庄子》五十二篇’，即司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诡诞，或似《山海经》，或类占梦书，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内篇众家并同，自余或有外而无杂”。据陆德明所记：司马彪注21卷，52篇，内篇 7篇，外篇28篇，杂篇14篇，解说3篇；崔注10卷，27篇，内篇7篇，外篇20篇；向秀注20卷，27篇，内篇7篇，外篇20篇；郭象注33篇，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陆德明所列诸本，现仅存郭象编辑注释的33篇。
关于《庄子》内、外、杂篇的异同，各篇的真伪、年代，争论已久。宋代苏轼开始怀疑《盗跖》、《渔父》、《让王》、《说剑》4篇非庄子所作。此后，不断有学者探讨这一问题。明代焦竑说:“内篇断非庄生不能作，外篇杂篇则后人窜入者多”，认为《胠箧》等篇是“秦末汉初之言”。明清之际王夫之认为内篇与外、杂篇的思想倾向不一致，因此内篇为庄子所著，外、杂篇出于庄子后学之手。他说：“外篇非庄子之书，盖为庄子之学者，欲引申之，而见之弗逮，求肖而不能也。以内篇参观之，则灼然辨矣”；“杂篇言虽不纯，而微至之语，较能发内篇未发之旨”。近人罗根泽对外、杂篇的各篇作了具体分析，认为有的是战国末年反对儒家的“左派道家”所作，有的是与儒家妥协的汉初“右派道家”所作，有的出于秦汉间的神仙家，有的为庄子一派的后学所作，有的为老子一派所作，有的是兼宗老、庄两家的作品，有的是汉初道家的隐逸派所作，有的是战国末的纵横家所作。
近人王叔岷、马叙伦对陆德明所说“内篇众家并同，自余或有外无杂”作了考释。王叔岷认为“内篇众家并同”，只是说各家都有内篇，至于内篇包括哪些篇各家并不同，“今本内外杂篇之名实定于郭氏，则内篇未必尽可信，外杂篇未必尽可疑”。马叙伦认为所谓“有外无杂”，只是说有些家只分内、外篇，不立杂篇名，并不是没有为郭象列入杂篇的那些篇目。
60年代初，对《庄子》内篇的年代问题以及内、外篇区分的意义问题，展开了讨论。任继愈认为内篇不代表庄子的思想，是汉初后期庄学的作品，外、杂篇则代表了庄子的思想。冯友兰认为，研究庄子哲学，应该打破郭象本内、外篇的分别。张德钧认为内篇不是汉人的著作。现代学者张恒寿认为，内篇的思想当属战国中期，而内篇的题目是汉代淮南王刘安的门客所加。
当前学术界通行的看法是:内篇为庄子所著，外、杂篇的思想与内篇不尽一致，可能掺杂了庄子门人和后学以及道家其他派别的作品，但外、杂篇的某些篇章也反映了庄子的思想。
内篇 最集中表现庄子哲学的是《齐物论》、《逍遥游》和《大宗师》三篇。《齐物论》以齐是非、齐彼此、齐物我、齐寿夭为主要内容。 全篇从 “道未始有封”，即道是无界限差别的命题出发，论证对任何事物的认识本无确定不变的是非标准，一切是非之争，都是对道的全面性的歪曲和割裂，反对认识的片面性，但最终倒向相对主义。《逍遥游》借用大鹏和小鸠、大椿和朝菌的比喻，说明任何事物都不能超越自己本性和客观环境，主张各任其性，放弃一切大小、荣辱、生死、寿夭的差别观念，逍遥自在，在精神上修养一种“至人”的超现实的境界。《大宗师》以论道和论修道为主要内容，说：“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得道的“真人”达到与自然合一的境界，忘仁忘义，忘记知识，甚至生命，唯天命是从。
外篇 《骈拇》、《马蹄》、《胠箧》和《在宥》四篇，一般认为非庄子所作，著作年代较晚。《秋水》篇则被认为是最能体现庄子思想的。王夫之说：“此篇因逍遥游齐物论而衍之”。篇中借河伯与海若的对话说明万物的大小、贵贱、生死、是非都是相对的。因此，“以道观之，物无贵贱”。根据这个道理，应该一切任其自然，反对人为。
杂篇 《让王》、《盗跖》、《说剑》、《渔父》四篇，一般认为与庄子的思想有抵触，出于后人之手。杂篇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寓言》和《天下》两篇，《寓言》的主旨是说明《庄子》表达“道”的手法。庄子认为一般的名言、概念不能表达“道”，但又说：“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认为用寓言表达哲学道理，十之九能被人信；借重古人的话，十之七能被人信，别人怎么说，我就跟着说，利用别人的话，即所谓卮言，可以达到齐是非、齐彼我。庄子以“卮言”为“曼衍”，说明他运用的概念是流动、灵活的。但他这种卮言是主观地运用了概念的灵活性，导致了相对主义的诡辩。《天下》可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哲学史论文。它提出了一种哲学史观，认为诸子百家的形成是“道术将为天下裂”的过程。它阐述了先秦各学派的中心思想及其活动情况，并列举了重要的代表人物。它认为诸子百家只察见一个片面便自以为是。同时，它又肯定“百家众技”犹如人身的五官，“皆有所长，时有所用”。它对诸子百家的批评和肯定有片面性，但它对诸子百家的宽容态度是可取的。这篇是研究先秦思想的重要史料。
《庄子》的影响 在汉代未被重视，到魏晋时期才产生重大影响， 它和《周易》、《老子》 一起并称为“三玄”。唐天宝元年 (727)，诏号《庄子》为《南华真经》，《庄子》正式成为道教的经典之一。《庄子》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重要地位，鲁迅说：“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汉文学史纲要》）。《庄子》书中还包含不少先秦时期的自然科学资料。
对《庄子》的注释 以晋时郭象《庄子注》最为有名，系根据向秀的注扩充、修改而成，注文与原意不尽合，因作者借注而发挥自己的思想，是当今通行本之一，有古逸丛书覆宋本、续古逸丛书影宋本、影明世德堂本、四部丛刊影宋本等。唐陆德明的《庄子释文》、成玄英的《庄子疏》，均是据郭注写成的。成玄英疏有道藏本。以后比较重要的注释有：明代焦竑《庄子翼》，收集了明以前各家对《庄子》的解释，有明万历刻本及清刻本。清末郭庆藩《庄子集释》，包括郭象注，成玄英疏、陆德明释文，又吸收了清代学者关于《庄子》的文字考订成果，有思贤讲舍本，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标点本，是当今通行本之一。清末王先谦《庄子集解》，比较简明，有清刻本、诸子集成本，也是当今通行本之一。近人马叙伦《庄子义证》，对《庄子》的文字作了许多校勘和考订，有商务印书馆刊本。近人王叔岷《庄子校释》，收集了现在所有《庄子》的不同版本，作了很多校勘，重点在文字考订，有商务印书馆刊本。最近中华书局出版了陈鼓应的《庄子今注今译》，此书在注释与译文方面，颇为用力。（见彩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