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卷名：哲学)
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最重要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成书于齐和帝中兴元、二年间（501～502），全书共50篇，3.7万多字。 最后一篇《序志》为序言，《原道》、《徵圣》、《宗经》、《正纬》、《辩骚》为总论，《明诗》以下20篇论文体，《神思》至《总术》19篇论创作和风格，《时序》至《程器》 5篇论作家和批评。作者刘勰（约公元465～约532），字彦和，年轻时笃志好学，梁武帝时历任奉朝请、东宫通事舍人等职，晚年出家为僧。
刘勰“博通经纶”，“长于佛理”，熟谙印度因明之学，深受魏晋玄学影响，对前人的理论作出了严密系统的总结。
齐梁时代，“文”的范围宽泛，包括有韵之“文”和无韵之“笔”，几乎涵括经史于全部典籍。但齐勰着重研究诗赋等文学作品的创作和鉴赏规律。全书起始从哲学上探讨诗文起源问题，认为“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而天地之间，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又说“夫以无识之物，郁然而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把诗文的起源提到了自然之道的哲学高度，视为“与天地并生”的合规律的必然现象，反映了魏晋时期文学创作地位提高的倾向。
《文心雕龙》全书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兼采道家，全面总结了齐梁以前的美学成果，细致地探索和论述了语言文学的审美本质及其创造、鉴赏的美学规律。它提出的“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隐之为体，义主文外”，“文外之重旨”，“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等说法，虽不完全是刘勰的独创，但对文学语言的有限与无限、确定性与非确定性之间相互统一的审美特征，作了比前人更为具体的说明。刘勰还看到，诗文的内容不是一般经典的道与理，而是和理、志、气相联系的“情”，其形式不是一般的言，而是和“象”与“文”相结合的有“采”之言。两者的关系是：“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它们相辅相成，形成质文统一的完美的艺术。而这种统一在创作过程中是通过“神思”达到的。“神思”是刘勰继《文赋》之后，对形象思维的进一步探索。刘勰看到了它本质上是一种自由的想象活动，对之作了生动的描绘，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在他看来，“神思”虽受理的支配，但不象抽象的逻辑思维那样受着概念的规定，而是“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与物、象、言相结合，始终在感性形象中运动，并伴随着主体情感的体验和自由抒发。书中说：“夫神思方远。万涂竟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认为语言文学既再现着客体的物貌，又抒发着主体的情与理、志与气。所以，刘勰侧重从“体性”来划分文学的风格，即所谓“才情异区，文体繁说”。刘勰对文学的形式也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从语言文学的角度总结了平衡、对称、变化统一等形式美的规律。
儒家中庸原则是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基调。刘勰提出的主要的美学范畴都是成对的，矛盾的双方虽有一方为主导，但他强调两面，而不偏执一端。文中提出“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在对道与文、情与采、真与奇、华与实、情与志、风与骨、隐与秀的论述中，无不遵守这一准则，体现了把各种艺术因素和谐统一起来的古典美学理想。刘勰特别强调同儒家思想相联系的阳刚之美，表现出企图对齐、梁柔靡文风进行矫正的倾向。他关于“风骨”的论述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对后世发生了重要影响。
《文心雕龙》一书版本种类较多，影响较大者为清人黄叔琳的辑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范文澜注本较为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