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米扬石窟(卷名：美术)
Bamiyan Caves
3～7世纪的佛教石窟群。位于今阿富汗中部兴都库什山中的小盆地内，在喀布尔西北230公里处。中国唐代僧人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记》中之“梵衍那”国即指该一地区。
自贵霜帝国兴起到阿拉伯人入侵这段时期，佛教美术在当地十分盛行，巴米扬石窟成为最重要的中心。3～7世纪，在巴米扬盆地长约1.5公里、高约100米的摩崖上，共凿建了大约750个石窟，包括大大小小的佛龛窟、僧房窟、会堂窟，形成一个大石窟群。在主窟群东、西两端的龛状窟中各立一尊巨型石雕佛像，东边大佛像高达53米。有关立像年代，学者们意见不一，有人认为当在3世纪左右，有人则认为可能在4世纪末至5世纪初。雕刻如此巨型佛像表明在当地佛像已成为最主要的礼拜对象，而其创作构思显然接受了西方艺术的启迪。在希腊、罗马早有大型神像存在，萨珊王朝的伊朗摩崖雕刻中也出现过巨像，这一切无疑曾对巴米扬的石佛造像起过借鉴作用。整座大佛像先以岩石粗雕，然后在佛像躯体上用榫钉把长长的藁绳固定在适当位置，成一圈圈U字形，以便塑造僧衣褶痕，在整座佛像和藁绳外面都涂上一层灰泥，再加以精雕。大佛像在雕塑风格上体现了印度笈多王朝时代的特点，为犍陀罗风格向笈多时代的马图拉风格的过渡形式：佛陀身披通肩式袈裟，现出一道道平行的U字形衣纹，薄薄的纱衣紧贴在身上，好像被水浸透了一样，产生出半透明的效果。面部与脚部已损坏。西边大佛像高35米，采用上述同样制作方法，为5世纪后半叶的作品，面部亦毁坏，膝盖以下的损毁处，据说系17世纪入侵者炮击造成的。
两尊大佛像的壁龛内都有壁画，其风格为萨珊王朝式，大约是6世纪末至7世纪初期绘制的。除此之外，在50个左右的洞窟内还绘有壁画，但大部分人物的面部都有严重损伤。35米大佛像西面的石窟侧殿墙壁上曾发现环形连珠纹图案，每个环形纹的正中为一野猪的或左或右侧面，周围绘有一圈精美的珍珠。每两个单独的猪头纹相连在一起，每对之间又以一条绘着珍珠的饰带连结。这些纹样体现了明显的萨珊影响，在伊朗塔克波斯坦的浅浮雕狩猎图中国王塑像的衣服上也曾见雕刻有这类图纹。
在上述同一面墙壁上还残存着一个单独的环形鸟头纹，两只相对而立的鸽子口中衔着同一条珍珠饰链，外围一圈排列整齐的珍珠环图案。这是一种最常见的典型萨珊波斯纹样，7世纪曾广为流传于中亚地区，在撒马尔罕的阿弗拉西阿勃遗址中壁画人物的服饰上也有此种纹样，可确定为7世纪的作品；同样中国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上也出现过这类优美的图案。考证巴米扬石窟壁画年代所能依据的材料十分缺乏，故这种萨珊式环形连珠纹即成为珍贵资料，可以推论，有这种纹样的壁画亦当是7世纪绘制的。
53米大佛像壁龛的左侧壁上残留着一个供养人像，人物取跪姿，头上顶着一个装满供品的托盘，脸侧向左，而身体向右，表现出一种灵活的动态，身穿两扇褐色大翻领紧身长袍，腰带上系一柄宽匕首，金色刀鞘精致美观，足蹬褐色长筒靴。供养人的服饰具有鲜明的伊朗特点，与中国克孜尔石窟中供养人的服饰颇为相似。
巴米扬的壁画构图富于变化，窟顶画形式尤其多样。与其他著名的佛教石窟群相比，巴米扬石窟壁画题材似乎不够广泛，没有本生故事画及各种经变画，除了涅槃之外也没有其他佛传故事画，这也是巴米扬石窟的特点之一。除了雕刻、壁画外，石窟在建筑方面更具有特色，达到了很高的成就。石窟形制复杂变化多端，在洞窟正壁佛龛后凿建了隧道式回廊，更为巴米扬之特有风格。这一规模宏伟的大石窟群在6～7世纪达到它的鼎盛时期。8世纪初，当地开始伊斯兰化，随之佛教石窟遭到极大破坏。
在佛教广为传播的地域内，巴米扬石窟是现存最西部的文化遗迹，佛教美术在这里兴盛了几个世纪之久，它不仅接受了印度艺术而且还接受了西方艺术的影响，融合进不少西方因素。随着佛教东渐，巴米扬石窟艺术的特点也传向东方，对出现在丝绸之路上一些著名的艺术中心，特别是中国的克孜尔石窟，影响尤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