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1910～1996)(卷名：中国文学)
现代剧作家。原名万家宝，字小石。1910年9月24日生于天津一个封建官僚家庭。祖籍湖北潜江。父万德尊，毕业于日本东京士官学校，辛亥革命后曾任黎元洪秘书，后赋闲在家。曹父喜爱文学，常与友人饮酒赋诗，有时也令曹禺做诗，使曹禺从小就接受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曹禺幼时由家庭教师启蒙，学习四书五经，但也偷偷阅读《红楼梦》、《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镜花缘》等中国古典小说，还读一些林纾译的西方小说。曹禺生母早逝，继母喜欢看戏，他从小就跟随继母看了很多京戏、地方戏和文明戏，还常常阅读《戏考》；除文学之外，又培养了他对戏剧的兴趣。创作前的生活经历和艺术准备 曹禺童年是在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夕这一段时间度过的。整个社会非常腐朽黑暗，父亲对家人严厉专横，曹禺虽生活在比较富裕的家庭但并不感到温暖。“我生长在一个曾经阔绰过，后来又没落了的家庭里。少爷们有自己的佣人，自己的书房。住的相当舒服，但是闷得很。整个家庭都是郁闷的。每天都可以听到和看到很多乱七八糟的事。对周朴园逼繁漪吃药那类事情，从我的亲戚、朋友的口里经常可以听到”（张葆莘：《曹禺同志谈剧作》）。另一方面，他也从保姆段妈那里听到农村生活的痛苦和农民破产的惨状。这一生活经历，使他产生了贫富之分的观念，并在头脑里埋下了憎恶旧社会和旧家庭的种子，这常常成为他后来戏剧创作的内容。
1922年，曹禺进入天津南开中学。南开是北方业余话剧运动中心之一，“南开新剧团”是有影响的戏剧团体。曹禺在张彭春老师的启发帮助下参加了剧团，并于1925年开始演戏。这是他从事话剧事业的开端。他在霍普曼的《织工》、易卜生的《国民公敌》、丁西林的《压迫》等剧中扮演角色。后又主演过易卜生的《玩偶之家》、高尔斯华绥的《斗争》、莫里哀的《悭吝人》等剧。由于当时男女不能同台合演，曹禺有时不得不扮演女角，他的表演才能受到同学们的好评。这些演出活动，不仅使他熟悉了舞台，了解了观众，而且也从剧本中接受了民主自由的思想影响。他还改编过一些剧本。
曹禺在中学时代还广泛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进步书刊的影响，特别是从鲁迅的小说和郭沫若的诗歌中汲取到改造社会的精神力量，增强了对黑暗社会愤懑不平的正义感。在南开中学时，曹禺就尝试写作新文学作品。最初的作品有小说《今宵酒醒何处？》，新诗《雨中》、《四月梢，我送别一个美丽的行人》、《南风曲》等。
1928年南开中学毕业后，曹禺进入南开大学政治系，学习政治经济学等课程，由于对这些学科不感兴趣，1930年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攻西方语言文学。在此期间，曹禺广泛涉猎欧美文学作品。他曾被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所深深吸引，也曾对莎士比亚的作品十分着迷，还非常喜欢契诃夫、奥尼尔等人的剧作。所有这些作家都给他后来的戏剧创作以影响，从不同方面丰富和提高了他的艺术表现力。大学期间，曹禺仍然是中国戏剧的热烈爱好者。课余，他经常同靳以，还有新结识的巴金一起看戏，观赏了著名京剧演员杨小楼、余叔岩、刘鸿声等人的精采演出，他对昆曲和曲艺也很入迷。这些传统艺术对他后来的戏剧创作同样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曹禺的戏剧创作，可分三个时期。
跨上成熟的起点──从《雷雨》到《原野》 1933年大学行将毕业时，曹禺根据少年时代的生活积累，借助多年学习探索欧洲戏剧艺术所掌握的技巧，写出他的处女作《雷雨》。
这部作品由巴金推荐，1934年7月在《文学季刊》第1卷第3期上发表。《雷雨》的问世，使中国有了足资同世界优秀剧作相媲美的话剧作品，它是话剧艺术开始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
《雷雨》是四幕悲剧(初版本有“序幕”和“尾声”)。它通过周、鲁两个家庭，八个人物，前后30年间复杂的纠葛，写出旧家庭的悲剧和罪恶。在作者看来，这场悲剧和罪恶的制造者正是那些威严体面、道貌岸然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当时作者虽还不能从理论上清楚认识他的人物的阶级属性和特性，但具体描写上，已经接触到了现实阶级关系的某些本质方面。周朴园与侍萍的矛盾分明带有阶级对立的性质，周朴园与鲁大海的冲突，更可看出社会阶级斗争对作者的直接影响。剧本虽然从性爱血缘关系的角度写了一出家庭的悲剧，但客观上也反映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某些侧面。充满不义和邪恶的旧家庭正是整个旧社会旧制度的缩影。《雷雨》在艺术上达到了较高的成就。作者对旧家庭的生活非常熟悉，对所塑造的人物有着深切的了解，对人物性格的把握相当准确。周朴园的专横伪善，繁漪的乖戾不驯，都给人以鲜明的印象。《雷雨》接受了希腊命运悲剧的影响，洋溢着一种不可名状的悲剧气氛。作者善于把众多的人物纳入统一的情节结构之中，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紧张的场面和强烈的戏剧冲突，再加上语言的活泼和生动，使《雷雨》获得空前的成功。1935年 4月《雷雨》首次在日本东京演出，同年秋在国内上演；从此，《雷雨》成了最受群众欢迎的话剧之一，一直保持旺盛的艺术生命力。（见彩图)
1933年大学毕业以后，曹禺曾到河北保定的一所中学教英文。不久又回到清华大学当研究生，专攻戏剧。1934年应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之聘，赴天津任教。同年夏天他由天津到上海参观。大都市的畸形社会生活，激发了曹禺的写作欲望。在教课之余，他深入社会底层搜集素材，酝酿新作。1935年夏写成又一部四幕悲剧《日出》。
《日出》以都市生活为背景，反映了3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黑暗现实。上层社会的腐朽糜烂，尔虞我诈与下层社会的饥寒交迫，痛苦挣扎同时展现在舞台上，对比非常鲜明。《日出》较之《雷雨》，题材扩大，生活面更为广阔。在《雷雨》中出现的家庭纠葛已不复存在，代之以对旧中国都市生活的深刻解剖。《雷雨》还只是从侧面揭示出剥削阶级和旧制度的不义和罪恶，《日出》则正面抨击了以金钱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的罪恶制度。批判的力量显著加强了。在《日出》中还体现出作者对光明未来的追求。他认为，依附于黑暗的人们不配有好的前途，真正代表光明未来的力量是工人，这一艺术构思表现了作者的劳工神圣的思想，也透露出他对工人阶级的景仰。只是由于作者当时对工人生活的不够熟悉以及艺术处理上的具体困难，工人形象被放在幕后，未能成为正面的舞台形象。但“日出东来，满天的大红”的歌声和闭幕前窗外越来越光明的日出景象仍给人以鼓舞和力量。
《日出》改变了《雷雨》“太象戏了”的结构，不再把戏集中在几个人物身上，不再把情节用一条线索纵贯起来，而是采取生活横断面的写法，“用多少人生的零碎来阐明一个观念”（曹禺《日出·跋》）。《日出》还显露出作者善于在悲剧中加入喜剧性的细节，以及用抒情手法增强戏剧气氛的特点。《日出》在写法上虽然同《雷雨》不同，但仍然保持着从《雷雨》就开始了的对刻画人物、处理场面、安排冲突的重视，同样具有艺术吸引力。《日出》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所取得的成就尤为突出。陈白露、李石清、黄省三，乃至王福升、顾八奶奶都栩栩如生，各具特色。《日出》曾获《大公报》文艺奖。
《雷雨》与《日出》的相继问世，震动了当时的剧坛，也奠定了曹禺在中国话剧史上的地位，表明他是一位有才能有特点的戏剧家。
1936年曹禺应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校长余上沅的邀请去该校任教，是年冬他写了《原野》。这是曹禺唯一一部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剧本。
《原野》通过农民仇虎复仇的故事，一方面写出农民反抗的必然性，一方面也反映了农民复仇的盲目性。在强大的黑暗势力面前，孤军奋战的仇虎失败了。剧末他虽然抛开了象征压迫的铁镣，但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暗示着自由要靠牺牲来换取，也预示着应当有另一种更为有效的斗争方式，这便是仇虎悲剧的意义。
在艺术处理上，《原野》注重农村风土人情和自然环境的渲染，注重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运用较多的直觉、幻象以及隐喻、象征手法。
从《雷雨》到《原野》是曹禺创作的第一个时期。
这一时期的作品显示了作者这样的特点：熟悉生活，但不写身边琐事；善于构思，且不墨守成规。三部作品虽然题材不同，但都有共同的重大主题：揭露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的腐朽和黑暗，贯串着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三部作品都是悲剧，但结构方式和风格特点各不相同。《雷雨》以情节结构的曲折复杂取胜，《日出》以日常生活场景的深刻展现见长，《原野》则以象征手法和传奇色彩的运用别开生面。三部作品各以自己的独特性蜚声剧坛。
抗日战争至胜利以后的话剧创作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这时，正在南京戏剧专科学校任教的曹禺，被全国人民奋起反战的热情所鼓舞，思想和创作都发生了很大变化。1938年他随学校经长沙迁到重庆，为了宣传抗日救国，以抗战现实生活为题材，以反汉奸斗争为主题，与宋之的合作写了《全民总动员》（又名《黑字二十八》）并在演出时亲自扮演角色。学校于1939年迁往川南的江安。在江安期间，曹禺先后创作了独幕剧《正在想》、四幕剧《蜕变》和三幕剧《北京人》。《正在想》(1940)是根据墨西哥作家约瑟菲纳·尼格里的《红色丝绒外套》改编的。写于1940年的《蜕变》以大后方某伤兵医院的变化，写出“我们民族在抗战中一种‘蜕’旧‘变’新的气象”(曹禺《关于“蜕变”二字》)，作者后来解释说，剧中梁专员和丁大夫两个正面形象是根据共产党人事迹和白求恩精神写成的。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具体环境下不可能赋予他们以本来的身份，相反，梁专员被写成国民党政府的贤明官员，丁大夫身上则有着母亲、医生、战士的先进品格。关于这两个人物形象是否具有典型性，他们生活的社会环境和他们的作为之间是否存在着矛盾，评论界有不同的意见。《北京人》（写于1940年，1941年出版）是曹禺的代表作之一。作者把着色点放在封建家庭走向衰落和崩溃的必然性上。曾家不仅经济上坐吃山空、债务临门，更为严重的是精神空虚，道德堕落。老太爷曾皓的昏聩自私，管家婆曾思懿的虚伪诡诈，其夫曾文清的畏葸怯懦，再也无法维持曾家昔日的荣华和体面了。生活在这个家庭里的人物不是“活死人，死活人”就是“活人死”。只有象瑞贞、愫方那样冲出旧家庭的樊笼，才能获得光明的新路。作者安排行将入木的曾老太爷与暴发户杜家同争一口寿木的情节，用来象征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将走上灭亡的结局。作者的这一思想，也体现在另一剧中人“北京人”身上。做为汽车修理工人身份出现的“北京人”，既是远古的“北京人”的模特儿，又是可以引导人们走向未来的新人的象征。“北京人”的出现，未必是要憧憬原始，返归自然，而是要否定黑暗的现实社会。在作者看来，往古的人类和未来都比现实的要好。他只是通过肯定过去和未来，来否定现在，目的是加强对现实的批判力量。剧本的不足在于只强调了封建家庭自身的腐朽性，而没有充分写出促使家庭崩溃的外部力量。《北京人》不刻意追求情节的曲折，也不故作人为的冲突，而是在朴实中求深刻，在浓郁的抒情气氛中揭示生活的真理，具有淳厚清新而又深沉的艺术风格，表明作者的艺术技巧更臻圆熟。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加紧对进步文艺界的迫害，曹禺剧本常遭禁演。黑暗的社会现实使曹禺十分愤慨，但一时又找不到出路，再加上生活的不安定，因此整个抗战后期创作不多。1942年春，曹禺辞去学校的职务来到重庆，先后担任戏剧刊物的编辑、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理事和电影厂的编剧等职务，也曾在大学兼课。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收获是1942年夏天写成的四幕话剧《家》，这是根据巴金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剧本保留了原著的基本情节，但有所取舍和创造。巴金的《家》主角是觉慧，通过他的觉醒和出走，说明封建家庭是窒息人、摧残人的牢笼。曹禺的《家》主角是瑞珏，通过觉新、瑞珏和梅小姐的爱情婚姻悲剧，控诉封建家庭和旧礼教吃人的罪恶。剧本《家》在把小说的一二句对话和一二个细节发展成为完整的戏剧场面上，表明作者付出了巨大的创造性劳动，收到很好的舞台效果。《家》还发展了《北京人》的抒情的特点，运用了大量内心独白，写得极富诗情画意。
继《家》之后，曹禺于1943年发表独幕喜剧《镀金》。这是根据法国作家腊皮虚的剧本《迷眼的砂子》改编的，讽刺了小市民的自私和虚荣心理。
在经过几年的沉默后，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曹禺才又写了多幕剧《桥》，这部以揭露官僚资本扼杀民族工业为内容的剧本只发表了二幕三场（载《文艺复兴》第1卷第3～5期），因应邀到美国讲学，余下的几幕未能写完。
1947年夏，他担任上海文华影业公司编导，写了电影剧本《艳阳天》，这是曹禺第一次创作电影剧本，并由他导演于1948年摄成影片上映。它以一个见义勇为的律师为主角，表现必须明辨是非，同恶势力斗争的主题。
从《全民总动员》到《桥》是曹禺创作的第二个时期。同上一时期比较，作品题材的现实性明显增强，《蜕变》、《桥》等都是直接反映抗战现实的作品。由于这一时期作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事业有了更多的了解，使他的作品增加了明亮的色彩，并出现了具有高尚思想品格的正面人物形象。人物自杀毁灭的悲剧结局，更多的被反抗奋争所代替。许多剧本不再只是对光明未来的笼统期望，而是化作对社会黑暗势力的具体斗争。在艺术上，这一时期又做了多方面创新的尝试。由多幕剧到独幕剧，由情节剧到抒情剧，由家庭悲剧到社会正剧以及讽刺喜剧，不断开拓了戏剧表现生活的领域。这一时期作品的风格也由精雕细刻、浓艳繁丽向平易朴实、清淡隽永方面发展。在把外国戏剧技巧与民族传统戏剧表现手法相结合方面也有新的进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剧作和文学活动 1949年初，曹禺经香港、烟台，来到刚刚获得解放的北平，从此开始了生活和创作的新阶段。开初几年，曹禺忙于参加社会活动，他是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1951年为出版《曹禺选集》，对四部旧作做了修改。此后，他曾到工厂参观学习，到治淮工地采访，到安徽参加土改运动，在北京高等学校参加思想改造运动，特别是1952年他又参加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同时正在进行的抗美援朝运动，所有这些生活都吸引了曹禺，并为新的创作积累了素材。1954年，他以协和医学院的见闻为基本素材，创作了反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三幕六场话剧《明朗的天》。这是曹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写成的第一部剧本。1956年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大会期间，《明朗的天》荣获剧本和演出一等奖。
1956年 7月，曹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年开始，曹禺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广泛参加国际国内各项社会活动。他还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身份，视察上海等地，访问工商业者，计划写作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题材的剧本。这个计划虽未能实现。但1958年却出版了一部散文集《迎春集》，收在集子中的包括作者建国以来写作的散文、随笔、游记、杂文等多种形式的文章，它记录了作者成长、战斗的历程。
1961年曹禺同梅阡、于是之合作，由他执笔写成五幕历史剧《胆剑篇》。这部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故事为题材的剧本，出现在我国人民自力更生、战胜困难的60年代初，很有现实意义。剧本深刻揭示了“一时强弱在于力，千古胜负在于理”的主题。在同类题材的作品中，《胆剑篇》较好地处理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它不是单纯地从现实需要出发去搜寻历史材料，强令历史为现实服务，而是从历史事实本身提供的具体形象中引出必要的历史教训，从而为现实服务。剧本的层次分明，剧情紧凑，作者善于利用剑、胆、犁、稻等物件开展剧情，使结构紧严，首尾照应。文白相间的语言，也容易把观众带进历史的氛围中去。这些成就的取得使《胆剑篇》成为开国以来最好的历史剧之一。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曹禺担任了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发表了许多关于话剧创作的文章和谈话，并对自己过去的创作经验进行了艺术总结。1978年又发表了一部新作──以歌颂民族团结为主题的五幕历史剧《王昭君》。曹禺笔下的王昭君同过去同类题材作品相比，是一个新的创造。她聪明美丽，有胆有识。出于民族和好的愿望，自愿去匈奴。这是“一个笑嘻嘻而不是哭哭啼啼的王昭君，一个促进民族团结的王昭君”（曹禺《关于话剧〈王昭君〉的创作》）但就人物形象是否符合历史真实来说，也是一个有争议的王昭君。
从《明朗的天》开始，曹禺的创作进入了第三个时期。在新的社会环境和新的观众面前，他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无论主题、题材和创作方法都需要做新的选择和处理。因此不断进行新的尝试。这一时期作者把注意力越来越多的转向历史题材，他认为“有着悠久文化历史传统的中国，历史剧题材是非常广的，这方面大可深入探索”。用历史题材为现实服务，对一个老作家来说，是较为易行的创作方式。
戏剧创作的成就和影响 曹禺在把欧洲近代剧的写作技巧运用于中国话剧创作，表现中国社会现实方面;在塑造鲜明独特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女性形象方面；在使剧本富于激情和诗意，特别是悲剧艺术的建树方面；在把生活中的口语加工成文学语言，使对话艺术趋向完美方面，以及在使剧本同时具有可读性和可演性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他的作品不仅在国内不断出版和上演，受到读者和观众的欢迎，有的作品已被译成日、俄、英等国文字，并在许多国家上演，也受到国外读者和观众的好评。
参考书目 陈瘦竹：《现代剧作家散论·曹禺的剧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1979。
钱谷融：《〈雷雨〉人物谈》，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1980。
田本相:《曹禺剧作论》，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