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条 | 清代词 |
释义 | Qingdɑici 清代词(卷名:中国文学) 清前期词 清初诗人,类多能词,作者辈出,如王夫之、屈大均、龚鼎孳、宋琬、彭孙遹、尤侗、余怀、徐釚、曹贞吉等都有词集;而以吴伟业的《梅村诗余》、王士禛的《衍波词》传诵较广。吴、王两家词都与其诗风相近:吴氏绮丽,又时寓兴亡身世之感,〔贺新郎〕《病中有感》极为呜咽凄楚;王氏小令风韵秀发,略近他的绝句。曹贞吉词兼有幽丽、雄健两体,《四库全书》著录清初词集,独取其《珂雪词》,声气亦大。然而成就最大的,应推陈维崧。陈氏骈文为清初一大高手,有转移壇坫之概。其文词藻富丽,发而为词,才华横溢,倜傥豪迈,接近苏轼、辛弃疾。陈维崧,江苏宜兴人,宜兴古名阳羡,世称其词为“阳羡派”。但清初的社会情况与南宋不同,而且文网严密,陈维崧不可能直接抒写和辛弃疾词一样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但也注意反映一些社会现实。其词多至1600余首,题材、笔法比较广阔多样。特别是他的〔贺新郎〕《纤夫词》,用词直接描写人民的具体苦难事件,打破词的传统题材和手法的限制;结尾的人物对话,暗效杜甫《三吏》、《三别》的神理,很有特点。〔蝶恋花〕《六月词》其四,写农民入城的情态,也颇别致。他的词有时倾泻过甚,但如《题钟山梅花图》的〔沁园春〕词,却不愧“情词兼胜,骨韵都高,几合苏、辛、周、姜为一手”(《白雨斋词话》)的评价。 至于当行出色,以“词人之词”著名的,首推纳兰性德,其次有顾贞观。纳兰性德词善以白描手法,直写性情,真挚动人,接近南唐李煜。所作以小令为多,亦以小令为最工,哀婉缠绵,感染力很强。他的〔长相思〕词写“夜深千帐灯”,〔菩萨蛮〕词写“塞马一声嘶,残星拂大旗”,表现塞外风光,题材新颖,超越前人,尤为可贵。长调如〔金缕曲〕《赠梁汾》,一气直说,真切如话,结构浑融无迹,个性跃然纸上,是不可多得之作。顾贞观作品最佳的,是寄给谪戍在宁古塔的吴兆骞的〔金缕曲〕二首。它用词代替书信,别开生面;缠绵悱恻,字字皆血泪所成,风格感情,都与纳兰性德《赠梁汾》一词相似,故纳兰性德叹为:“河梁生别之诗,山阳死友之传,得此而三。”(《弹指词》自注) 与“阳羡派”词同时崛起的,有浙派词(亦称“浙西派”)。“浙派”的开山作家是秀水(今浙江嘉兴)朱彝尊。而秀水前辈词人曹溶著有《静场堂词》,家藏宋人遗集颇富,朱彝尊编选《词综》,多从其家假录,并常与唱酬,同以“崇尔雅,斥淫哇”为尚,可称“浙派”的先河。朱彝尊诗、文、词兼工,但在文坛的影响,却以词为最大。清初词人,出入唐五代和南北宋,各从所好,不拘一格;为了避免元明词的浮靡猥杂;朱专门提倡南宋姜夔、张炎一派“清空”、幽雅的词风。他自己说:“老去填词,一半是空中传恨。”所谓“恨”,有寄托沧桑之感的,也有属于艳情和其他的。在写作上,避滑避俗,用力淘洗,务归于醇雅,有独特的成就。其弟子及浙人为词受有影响的,如李良年、李符、沈岸登、龚翔麟等人,大都以南宋姜、张及史达祖、王沂孙、蒋捷诸家为依归。然继起“浙派”词人成就最大的,要推钱塘(今浙江杭州)厉鹗。厉词内容较单薄,誉之者谓为:“生香异色,无半点烟火气。”(《艺蘅馆词选》张徐紫珊语)幽淡有过于朱彝尊,而深厚不如。康、雍、乾时期,“浙派”在词坛上占统治地位。此派词存在的缺点是境界不够开阔,语言有时流于纤碎。谭献《箧中词》评“阳羡派”和“浙派”词的利病和影响说:“自锡鬯(朱彝尊)、其年(陈维崧)出,而本朝词派始成。顾朱伤于碎,陈厌其率,流弊亦百年而渐变。锡鬯情深,其年笔重,固后人所难得。嘉庆以前为二家牢笼者,十居七八。”是符合事实的。 清后期词 乾隆后期及嘉庆时期,出现了以张惠言(江苏常州人)、周济为代表的“常州派”,取代“浙派”在词坛的地位。它的影响,历清中叶而直到近代,比“浙派”来得深远。“常州派”强调词的“比兴”作用和社会意义,以推尊词的地位,如张惠言说词要“意内而言外”,要“缘情造端,兴于微言”,发扬《诗》、《骚》的比兴之旨;周济说:词“非寄托不入”,词人要“见事多,识理透”,“诗有史,词亦有史”,说王沂孙词是“故国之思甚深,托意高,故能自尊其体”,等等。他们为了要矫正“阳羡派”词的粗犷,“浙派”词的轻弱,提倡词要写得“深美闳约”(《词选序》),质实厚重。他们的理论,对清代和近代词的发展,起了推进作用。然而他们在创作上,最宗奉的词人是晚唐的温庭筠和北宋的周邦彦,又不免偏囿于“婉约”、秾艳的形式;他们评论古代词人的“比兴”之作,也多流于附会。张惠言、周济之外,这派作家还有张琦、董士锡,及作风相近的周之琦等。“常州派”词人,上无清初明室遗民之恨,下少接触到鸦片战争以后的惊风骤雨,所以他们词中的“比兴”,主要还是个人生活和感受的曲折吐露,仍然缺少深广的社会意义;风格比较厚重,虽能做到“深美闳约”,但形式的绵密也掩盖不了内容的空虚。他们对词的艺术有新的认识和尝试,有新的成就,但却挖掘不到更多的新意境。这是受着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使得他们在创作实践上的贡献,不能充分地体现他们的理论要求。倒是鸦片战争之后,在时代起了大变化的情况下,有些继承他们的创作倾向的词人,作品的内容和寄托却较他们丰富。这类词人,可以谭献、庄棫、王鹏运、朱孝臧等为代表,他们可以说是“常州派”的余波后劲。 当“常州派”主盟词坛的时期,有不为此派风气所囿,自为清真哀艳、接近纳兰性德的项鸿祚(后改名庭纪)的《忆云词》;自为疏隽秀雅,接近“浙派”的郭的《灵芬馆词》,也各有其特色。谭献曾推纳兰性德、项鸿祚与近代的蒋春霖,为词中“三鼎足”(《箧中词》)。而龚自珍本其为文为诗的新奇瑰丽的思想文采,以为词“绵丽飞扬”(谭献《复堂日记》)“能为飞仙、剑客之语”(《箧中词》),不囿声律,不拘宗派,更为自具面目。凡此均表现了他们愤时疾俗、厌旧迎新的精神。 清词的特点 综观清词的显著成就,可概括为三点:第一,作者多。清词总集,旧有王昶的《国朝词综》,黄燮清的《国朝词综续编》等。今人陈乃乾编《清名家词》初编已刊印著名词人的专集 100种;叶恭绰编《全清词钞》,入选的词人有3196人。词人之多,大大超过前代。更重要的,不仅词人数量多,而且作品确有较高质量的也不少。第二,立论高。“常州派”在词的创作和批评方面的理论都是眼界较高的,较诸前代有发展。其他清代词人的论词文章或词话,也不乏独到之言。这对于近代几部精采的词话的出现,有直接的影响。词的理论的发展,一方面对清词的创作有促进作用;一方面也是在清词的创作成就的基础上作出的经验体会的总结。第三,功夫细。清代词人,无论取法哪一家、哪一派,都不完全局限于此,而是博参约取,用功细密;不以模拟为满足,力求出新变化,有所创造。他们在词的意境上受到种种局限,不能得到更大的成就;而在艺术技巧方面的细微功夫,在词的发展史上,不愧是后来居上的。 近人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以为清代诗文皆趋衰落,独词“驾元明而上”;朱孝臧以为清词“独到之处,虽宋人也未必能企及”(《全清词钞序》引)。梁氏论清代诗文,朱氏高估清词,都有偏颇之处;但他们认为清词超过元明两代,却是符合事实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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