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浪漫主义 |
| 释义 | langmanzhuyi 浪漫主义(卷名：外国文学) Romanticism 文艺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与现实主义同为文学艺术上的两大主要思潮。作为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在反映客观现实上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浪漫主义的创作倾向由来已久，早在人类的文学艺术处于口头创作时期，一些作品就不同程度地带有浪漫主义的因素和特色。但这时的浪漫主义既未形成思潮，更不是自觉为人们掌握的创作方法。浪漫主义作为一种主要文艺思潮，从18世纪后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盛行于欧洲并表现于文化和艺术的各个部门。 浪漫主义运动是法国大革命、欧洲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的产物。它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对个性解放的要求，是政治上对封建领主和基督教会联合统治的反抗，也是文艺上对法国新古典主义的反抗。启蒙运动在政治上为法国革命作了思想准备，在文艺上也为欧洲各国浪漫主义运动作了思想准备。但是，法国革命胜利后所确立的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却宣告了启蒙运动理想的破灭。“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恩格斯)席卷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正是当时社会各阶层对法国革命的后果以及启蒙思想家提出的“理性王国”普遍感到失望的一种反映。 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兴起，也同这一时期流行的德国古典哲学（包括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具有密切的联系。德国古典哲学本身就是哲学领域里的浪漫主义运动，它奠定了文艺领域里的浪漫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德国古典哲学的基调是唯心主义，它夸大主观的作用，强调天才、灵感和主观能动性，或者把客观精神提到派生物质世界的地位，强调人是自在自为的、绝对的、自由的。这些哲学观点反映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与日益发展的自由竞争相适应的个性解放、个人自由的要求。它一方面提高了人的尊严感，唤起了民族的觉醒，促进了对美、崇高、悲剧、创作自由、天才等美学范畴的重视和研究，对浪漫主义文学起了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宣扬宗教和神秘主义，把“自我”提到高于一切的地位，对浪漫主义文学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同时在欧洲各国启蒙运动中传播甚广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使一些浪漫主义作家揭露私有制的罪恶，同情劳苦大众，幻想一个没有剥削、压迫的自由平等社会。这对浪漫主义运动也起了一些积极的影响。 “浪漫主义”(romanticism) 一词来源于中世纪用各国由拉丁文演变的方言（roman） 所写的“浪漫传奇”（romance） ，即中古欧洲盛行的英雄史诗和骑士传奇、抒情诗。后来浪漫主义运动开始奉这些富于幻想、传奇色彩的文学题材和风格形式为典范。18世纪启蒙主义作家开始打破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反对盲目摹仿希腊、罗马，于是产生了卢梭的《新爱洛绮丝》那样信任感情自由、个性解放的作品。18世纪后期在英国出现的感伤主义诗歌和小说，为农村破产唱挽歌，诅咒城市腐化的习俗，歌颂大自然的幽美风景。德国也掀起了狂飙突进运动，继承和发展了法国启蒙运动的战斗传统，响应卢梭“回到自然”的口号，和英国感伤主义结合起来，产生了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之类富于浪漫主义激情的作品。与古典主义相对立的浪漫主义这一概念，便是歌德和席勒首次提出来的。席勒在《论素朴的与感伤的诗》(1796)一文中，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探讨了古典主义（“素朴的诗”）与浪漫主义（“感伤的诗”）的起源和区别，认为古典主义是“尽可能完满的对现实的摹仿”，而浪漫主义则是“把现实提升到理想，或者说，理想的表现”。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从此浪漫主义就形成了一次遍及欧洲的有纲领、有理论基础的文学运动。 作为一个具有共同社会历史背景和哲学理论基础的文艺流派，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具有以下一些共同特征。 首先，浪漫主义的一个最突出、最本质的特征是它的主观性，即偏重于表现主观理想，抒发强烈的个人感情。黑格尔曾指出：“浪漫型艺术的真正内容是绝对的内心生活，相应的形式是精神的主体性，亦即主体对自己的独立自由的认识。”浪漫派作家由于对现实的强烈不满，把精神生活看作是同卑俗的物质实践活动相对抗的唯一崇高价值，因而着重描写作家的个人主观世界，对景物的内心反应和感受。他们感到古典主义所宣扬的理性对文艺创作是一种束缚，于是强调创作自由，把情感和想象提到首要的地位。他们认为“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华兹华斯)，“诗歌是想象和激情的语言”（哈兹里特），“艺术不是对现实的描绘，而是对理想真理的探索”（乔治·桑）。因此，他们的主要成就在抒情诗和自传体小说方面。 其次，浪漫主义文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对大自然的歌颂和对城市文明的诅咒。由于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和城市工业化的厌恶，浪漫主义作家响应卢梭的“回到自然”的口号，着力描绘自然景物，抒发作家对大自然的感受。在他们的笔下，大自然的美和崇高往往同城市生活的丑恶、庸俗卑下形成鲜明的对照，借以抒发作家愤世嫉俗的情感和寄托对自由的理想，例如拜伦的《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普希金的《茨冈》、《致大海》等。浪漫主义作家对自然的崇拜也和当时流行的泛神论有密切的联系。他们往往把大自然看作一种无处不在的神，突出人与自然在感情上的共鸣，使景物拟人化或作为精神境界的某种象征。 浪漫主义作家在接受传统方面，特别重视中世纪民间文学，提出了“回到中世纪”的口号。在德国和英国，浪漫主义运动都从收集中世纪民间文学开始。由于中世纪民间文学不受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的束缚，具有想象丰富、情感真挚、表达方式自由以及语言通俗的特点，所以浪漫派作家把它作为自己创作的借鉴和楷模。此外，对中世纪的崇拜也还有民族因素和民主因素在内，因为民间文学作为各国文学自己的民族传统，有助于唤起民族的觉醒，又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由于浪漫派作家的倡导，民间文学对革新当时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都起了重大作用。 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浪漫主义作家喜欢运用夸张的手法，追求强烈的美丑对比和出奇制胜的艺术效果。与古典主义文学追求静穆、素朴、和谐、完整的审美理想相反，浪漫主义文学强调从生活的瞬息万变、精神的动荡不安以及富于特征性和神秘意蕴的各种奇特现象中揭示美。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者诺瓦利斯在他的《片断》(1798)中宣称：“善于用愉快的形象来使我们感到惊奇，善于这样来表现某种事物，使它在我们面前显得既奇特，又熟悉，令人喜爱，这便是浪漫主义的诗学。”英国湖畔诗人华兹华斯也强调浪漫主义的创作原则要求在所描写的“事件和情节上加上一种想象的光彩，使日常的东西在不平常的状态下呈现在心灵面前”（《抒情歌谣集》序言）。这样，大胆的幻想，异常的情节，鲜明夸张的人物形象，神话色彩以及奇特的异域情调和平凡的日常景象的交织、对照，在诗歌格律方面的舒展、自由，富于音乐性，就构成了浪漫主义文学常具的特征。 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文化历史传统不同，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在各国发展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在德国，浪漫主义运动发展较早，较突出。由于德国经济落后，封建势力顽强，资产阶级软弱，哲学家和诗人只能在精神世界中探索个性解放的途径，却丧失了狂飙突进文学中那种战斗的、反封建的精神。他们对法国革命后果的失望和对社会现实的厌恶表现为缅怀过去，歌颂封建的、教会的中古时代。因此，德国浪漫运动的唯心主义和宗教神秘色彩比较浓厚。以施莱格尔兄弟、诺瓦利斯、蒂克为代表的早期浪漫派（或称“耶拿派”），依据费希特、谢林的唯心主义哲学，提出了要求个性解放、强调创作自由、反对传统束缚的浪漫主义美学理论，主张打破各门艺术界限。由于拿破仑占领期间德国民族意识的觉醒，以阿尔尼姆、布伦坦诺等为代表的中期浪漫派把注意力转向德国民间文学。他们深入民间收集民歌和童话，整理出版，给德国诗歌注入了新的血液，对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影响。沙米索、霍夫曼等后期浪漫派作家的创作加强了对社会现实的讽刺、揭露，显示出与浪漫主义风格相结合的现实主义因素。此后德国浪漫运动日渐衰落，海涅在《论浪漫派》(1836)等著作中宣告了浪漫主义在德国文学中的统治地位的结束。 英国浪漫主义运动兴起于18世纪末，更多注重社会问题。英国第一代浪漫主义作家的主要代表是“湖畔诗人”华兹华斯、柯尔律治和骚塞。由于英国早就发生过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弊病较早显露出来。“湖畔派”厌恶资本主义文明，否定技术进步，妄图用中世纪宗法制生活方式来抵制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和冷酷的金钱关系。他们致力于描写远离现实斗争的题材，讴歌宗法式的农村生活和自然风景，诅咒城市文明，缅怀封建的中古。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合著的《抒情歌谣集》(1798)，集中体现了湖畔派的美学纲领，鲜明地提出了与古典主义规范相对立的浪漫主义创作原则。他们主张诗歌不仅要写伟大的历史事件，也要写下层人们的日常生活，揭示人们的内心世界；注重发展民间诗歌的艺术传统，用民间日常生活的语言来代替“诗的词藻”，强调发挥诗人的想象力。他们的这些主张和勇于创新的创作实践，对英国浪漫主义运动的蓬勃开展和诗歌的改革起了很大作用。在19世纪初期欧洲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影响和推动下，继湖畔派诗人而起的第二代英国浪漫派诗人如拜伦、雪莱、济慈都强烈要求摆脱封建教会势力，表现出争取自由和进步的民主倾向。在艺术上，他们完成了由湖畔派开始的对诗歌的革新，丰富和发展了诗歌的形式和格律，增强了诗歌形象的绚丽色彩和语言的音乐性。他们诗歌中的主人公显出强烈的反叛精神和复杂的心理矛盾，时而愤世嫉俗，与旧世界势不两立；时而又消极失望，陷入“与世界和解”的温情幻梦。“拜伦式的英雄”一度风靡欧洲文坛，对各国浪漫派产生了巨大影响。与此同时，瓦尔特·司各特在叙事文学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把历史真实与大胆想象有机结合起来，创始了欧洲历史小说。 在英国和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下，法国浪漫主义形成于1820年左右。但由于它更直接、更深刻地经受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和革命后社会的思想激荡，表现出更鲜明的革新精神和政治色彩。法国浪漫主义早期的代表作家是夏多布里昂和斯塔尔夫人。前者较守旧，在《基督教真谛》（1802）等论著中，宣扬只有基督教才能促进真实诗歌的发展。小说《阿达拉》中体现了这一消极思想，创造了“世纪病”的病态形象，对后起的拉马丁、 维尼等浪漫派作家影响甚大。 斯塔尔夫人在当时较为进步，她在《论文学》（1800）、《论德国》(1810)等论著中，猛烈抨击矫揉造作的沙龙文学和束缚创作个性的古典主义规范，主张在文学批评中用历史比较的方法来代替古典主义文学法则。她要求文学扎根于本民族的土壤，“用我们自己的感情来感动我们自己”，从而奠定了法国浪漫主义的理论基础。 这个时期， 浪漫主义抒情诗取得了卓越成就，出现了拉马丁的《沉思集》(1820)、雨果的《颂诗集》（1822）、维尼的《诗集》(1822)、《古今诗稿》(1826)等优秀作品。斯丹达尔发表了《拉辛和莎士比亚》 (1823～1825)， 抨击新古典主义诗人拉辛，推崇莎士比亚，曾被看作浪漫派的宣言。接着雨果发表《克伦威尔》的序言(1827)，全面提出浪漫型戏剧纲领，对长期统治戏剧领域的古典主义清规戒律进行猛烈抨击，要求扩大艺术表现的范围，并提出符合自然法则的美丑对照原则。《序言》成了团结法国浪漫派文学力量、同古典主义传统公开决裂的宣言书。1830年雨果以反封建暴君为主题的剧本《爱尔那尼》首次公演，剧本序言响亮地提出“浪漫主义，归根结底是文学中的自由主义”的著名论点，引起了浪漫主义者与新古典主义者的激烈论争。戏剧演出的巨大成功，标志着欧洲文坛上浪漫主义对新古典主义的胜利。30至50年代，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在诗歌、小说、戏剧等领域继续取得进展，出现了缪塞剖析“世纪病”的自传体小说，乔治·桑宣传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社会小说，雨果洋溢着社会激情、音调雄健的抒情诗集和具有鲜明反封建教会倾向的历史小说《巴黎圣母院》等优秀作品。 在德、英、法首先兴起的浪漫主义文学迅速传播到欧洲各国，终于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全欧性文学思潮。在南欧和东欧，浪漫主义的兴起与19世纪初蓬勃开展的民族复兴、民族解放运动有密切联系，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和鲜明的民族色彩。意大利的曼佐尼、莱奥帕尔迪等的创作，取材本国的历史和民间传说，讴歌爱国主义，维护民族尊严，热情抒发人民渴望祖国独立、统一、自由的理想。在东欧，出现了以革命诗人密茨凯维奇和裴多菲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他们的诗歌不但具有鲜明的爱国民主思想倾向，而且富于民族特色和民间文学色彩，生活气息浓厚，抒情性强，在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中别开生面。 在俄国，1812年反拿破仑侵略战争的胜利促进了民族意识的高涨，十二月党人的起义揭开了俄国反对专制农奴制度的解放运动的序幕。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了俄国浪漫主义文学，并在西欧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下，在20、30年代的文坛上占据了主导地位。早期浪漫派诗人茹科夫斯基打破古典主义的僵死规范，革新诗歌的形式和格律，创作了一系列情感真挚、想象丰富、音调优美的抒情诗和叙事诗，对俄国诗歌的革新和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起发挥了重大作用。十二月党诗人和普希金把俄国浪漫主义文学引上了为人民解放运动服务的道路，创作了大量富于革命激情和爱国、民主情绪的政治抒情诗。他们的创作从民歌吸取营养，常借历史人物和民间传奇抒发自己的激情，讴歌反专制、争自由的理想。普希金和莱蒙托夫都深受拜伦的影响，在《高加索的俘虏》(1820～1821)、《茨冈》(1824)、《童僧》(1839)和《恶魔》（1829～1841）等叙事诗中采用西欧浪漫派的“回到自然”的主题和极度夸张、对比的手法，用瑰丽的异域情调和自然景色、山民的纯朴性格和自由生活来对照腐朽的城市文明，批判贵族资产阶级的虚伪自私的道德观念，赞颂恶魔式的孤傲性格和叛逆精神。40、50年代，随着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和俄国解放运动进入以平民知识分子为主导的新阶段，浪漫主义作家的理想日益显出它的空幻性，以果戈理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自然派”) 逐步取代浪漫主义而成为俄国文学中的主要潮流。别林斯基在肯定俄国文学中浪漫主义的积极成果的同时，批判了以马尔林斯基、别涅季克托夫等为代表的内容虚幻反动、形式矫揉造作的伪浪漫主义诗歌和小说，坚决捍卫了新起的“自然派”作家以揭露农奴制黑暗现实为主要特色的现实主义文学。 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劳资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和西欧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性日趋消亡，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逐步取代浪漫主义文学，成为欧洲的主要文学思潮。欧洲各国浪漫主义发展到后期，逐渐出现创作方法上的分歧，从而产生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交叉或结合的现象（如梅里美、巴尔扎克、雨果、霍夫曼、果戈理等的创作）。后期浪漫主义的另一演变是单纯追求文学作品形式上的完整和美而丧失积极的思想内容，这一倾向在法国发展为“为艺术而艺术”的帕尔纳斯派诗歌。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欧洲一些国家流行的所谓“新浪漫主义”，便是唯美主义、象征主义、颓废主义与浪漫主义逃避现实、粉饰现实的消极传统特点在新条件下的混合与发展。普列汉诺夫曾在《艺术与社会生活》等论著中，对后期浪漫主义的这种蜕变予以尖锐、深刻的分析批判。 但是，浪漫主义作为文学的一种基本创作方法，并未丧失其生命力。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新高涨的到来，在俄国柯罗连科、高尔基等进步作家的创作中表现出积极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倾向。高尔基的《鹰之歌》、《海燕之歌》等作品，运用浪漫主义的比喻、象征等手法，鲜明地反映了劳动群众日益高涨的革命情绪，洋溢着无产阶级的战斗激情。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文学虽然规定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基本的创作方法，仍要求以革命浪漫主义作为它的有机组成部分。高尔基指出：“革命浪漫主义实质上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化名，它的使命不仅是批判地描写过去的残余，而主要的是帮助确定今天的革命成果，阐明社会主义未来的崇高目标。” 在文学史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作为两种基本创作方法，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经常结合在一起的。一切真正的艺术都必然既要反映客观现实，又要表现主观理想。在这个意义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都是艺术在本质上不可缺少的因素。 参考书目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北京，1979。 杨周翰、吴达元、赵萝蕤主编:《欧洲文学史》(下卷)，北京，1979。 《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一)，北京，1980。 I.G.Robertson， The Genesis of Romantic Theory， L.，1923. W.T.Jones，The romantic syndrome， The Hague，1961. A.Thorlby，The romantic movement， L. ，1966. L.R.Furst，Romanticism in perspective， L.，19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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