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1877～1927)(卷名：戏曲 曲艺)
清末民初文史学者、戏曲史家。字伯隅，号静安，又号观堂，浙江海宁人。幼入私塾，15岁入州学，曾两次应乡试，皆落第。1898年到上海，在康有为、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当书记校对，从此开始接受西方文化。1901年游学日本，翌年因病回国。1903～1906年，曾先后担任南通师范学堂、江苏师范学堂教习，1907～1912年，从事词曲和戏曲史的研究，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史》（即《宋元戏曲考》）都完成于此时。1913年以后，致力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字的研究。1925年任清华研究院教授。1927年自溺于颐和园昆明湖。生平著述甚丰，现存《静庵文集》、《观堂集林》、《王忠慤公遗书》等。1957年中国戏剧出版社集中他的戏曲论著编印了《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王国维的主要贡献，是对中国戏曲历史的研究。中国戏曲艺术，以辉煌灿烂的宋元南戏和元杂剧揭开了它的历史画卷。在他之前，还没有人专门对宋元南戏和元杂剧形成的原因及其艺术成就作过系统的研究。王国维首先看到了元杂剧的艺术价值，认为元杂剧“优足以当一代之文学”，感慨昔人“未有能观其会通，窥其奥窔者”。于是用了近 5年的时间，专心致力于元杂剧、宋元南戏历史的研究。先后写出了《曲录》、《唐宋大曲考》、《戏曲考源》、《优语录》、《古剧脚色考》等专著，最后写出了《宋元戏曲史》一书，填补了中国文化史上的空白，开辟了一门新学科。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一书中，揭示了戏曲艺术的起源和形成过程。他认为戏曲这一综合艺术，“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因此对形成戏曲艺术的各种艺术因素，从古优、巫觋，汉、唐歌舞百戏、滑稽戏到宋金院本、各种乐曲、说唱文学、小说、傀儡戏、影戏等，逐一考证它们的来源、内容、表现形式和艺术特点，从各种艺术的继承发展联系中，阐述了戏曲艺术孕育形成的过程。
王国维认为，汉、唐以来的歌舞戏，还不是“纯正之戏剧”，因为“其事至简，与其谓之戏，不若谓之舞之为当也”。对于唐、宋以来的滑稽戏，他肯定了唐代滑稽戏已见脚色之端倪，也肯定了宋滑稽戏的“进步”，“然不能被以歌舞，其去真戏剧尚远”。他主张只有宋元南戏和元杂剧才具备了“真戏剧”的条件，得出了中国戏曲艺术形成于宋元的结论。关于元杂剧的历史分期问题，元钟嗣成《录鬼簿》，曾把元杂剧作家分为“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方今已死名公才人”、“方今才人”三代人。据此，王国维旁征博引，考证了那些尚可考查的杂剧作家的生卒年代，把这三代人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并勾划出三个历史时期的不同特点，即：第一期是杂剧的繁盛时期，参与杂剧创作的作家，是不得志的下层文人和受压迫的民间艺人，杂剧流布的范围是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的北方；第二、三期，杂剧活动的中心逐渐向以临安（今杭州）为中心的南方迁移，由此逐渐衰落。王国维这样分期是符合杂剧历史的实际的。
王国维高度评价了元杂剧的艺术成就。他认为:“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取胜”，而元杂剧则是“中国最自然之文学”。在他具体分析元杂剧的艺术成就时，说元杂剧的“最佳之处”，在于它有“意境”，“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从这一美学评价出发，在评论元杂剧作家的成就时，他反对了明代宁献王朱权等人对关汉卿的贬抑，认为关汉卿“一空倚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他还从元杂剧揭示的广泛社会生活和描写各阶层人物的真实性，肯定了它的社会价值，认为是研究元代历史极可珍贵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