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吐鲁番文书 |
| 释义 | Tulufan Wenshu 吐鲁番文书(卷名：文物 博物馆) Documents from Turpan 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县出土的晋至元代纸质文献资料。吐鲁番古属车师前王，西汉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在此设戊己校尉，始称高昌壁。以后又历高昌郡 (东晋)、高昌国(北朝)、西州(唐)和高昌回鹘(宋元 )几个阶段。吐鲁番文书就是高昌壁至高昌回鹘这一历史时期的纸质文献资料。 文书的掠夺与发掘 吐鲁番古代地处中西交通要冲，是西域著名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中心，地上和地下藏有丰富的历史文物。由于气候干燥，大量历史文物至今保存完好。所谓吐鲁番文书，是这些历史文物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 19世纪末，吐鲁番文书始为世所知。20世纪初，一些外国探险家、考古学家纷纷涌入吐鲁番，对文书进行疯狂的掠夺。俄国彼得堡科学研究院的Д.Α.克列缅茨和俄国委员会的С.Ф.奥尔登堡，在1897～1914年间，三次到吐鲁番盗掘，掠走大量文物和文书。德国柏林人种博物馆的A.格伦韦德尔和古代语言学家 A.von勒柯克，在1902 ～1913年间，四次到吐鲁番的高昌古城、吐峪沟、雅尔湖、木头沟等地盗掘，掠走 847箱文物和文书。日本的中渡边哲信、堀贤雄、野村荣三郎、桔瑞超、吉川小一郎，在西本愿寺长老大谷光瑞的主持和资助下，于1902～1912年间，三次到吐鲁番盗掘，掠走大量的文物和文书。英国的A.斯坦因在1914年也专门到吐鲁番，对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葬和高昌古城、姚头沟、吐峪沟、雅尔湖、木头沟等遗址进行盗掘，掠走 182箱文物和文书。 中国对吐鲁番的发掘较晚。1927年，中国和瑞典联合组成 “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察团” 去新疆，在吐鲁番停留了20余日，对各种古城、古寺院和古居民点遗址均作了勘查。1930年，考古学家黄文弼等受中央研究院的委派，正式到吐鲁番，对交河古城和哈拉和卓墓葬进行发掘，获得了一些文物和文书。抗日战争胜利后，画家韩乐然和记者李帆群等，也分别到吐鲁番发掘，获得少量文物和文书。1959～1975年间，新疆博物馆文物考古队在吐鲁番阿斯塔那与哈拉和卓进行了13次科学发掘，还在乌尔塘和交河古城进行了几次发掘，清理了晋至唐墓葬460余座，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和文书。1975年迄今，吐鲁番文物管理所又对部分墓葬和遗址进行了几次发掘，获得了一些文物和文书。 文书的收藏与整理 俄国掠走的文书共有 1.2万余号，原藏彼得堡亚洲博物馆，后归列宁格勒亚洲民族研究所。名为“敦煌特藏”，实际大多出自吐鲁番。最初没有进行过整理，直到1963和1967年，才先后出版 2卷《亚洲民族研究所敦煌特藏汉文文献解说目录》，第1卷介绍了1～1707号文书，第2卷介绍了1708～2954号文书。绝大多数文书至今尚未公开发表。 德国掠走的文物原藏柏林民俗学博物馆，文书原藏普鲁士学士院。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文物和文书均遭到毁坏。战后，劫余的文书归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柏林科学院。这批文书，回鹘文有8000件，汉文、藏文有6000多件，其他少数民族文字有若干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柏林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仅编辑出版过《吐鲁番文集》 6卷，对其中部分文书作了介绍。 日本掠走的文物和文书，分为三批：一批寄存在当时的关东厅，现归中国旅顺博物馆，经整理的有 1.5万余号，未经整理的有10包。经整理的少量曾收入1933年和1943年出版的《旅顺博物馆图录》。一批卖给了当时的朝鲜总督府，现归韩国汉城博物馆，其中少量曾收入1930年出版的《朝鲜总督府博物馆藏大谷光瑞师搜集西域遗物写真集》，大量的最近才刚开始整理。最精华的一批运回了日本，其中一部分藏于东京博物馆，收入1971年出版的《东京国立博物馆图版目录·大谷光瑞携来品篇》，一部分藏于京都博物馆，收入不久前出版的《大谷光瑞氏携来中国西部及中亚发掘品写真》(2 册)，大部分交给了兵库县六甲山二乐庄研究所，曾整理出版过《二乐丛书》(4册)和《西域考古图谱》(2册)，1949年，二乐庄的将近8000件文书，转到了龙谷大学。不久前，由历史学家小田义久主持，开始对这批文书进行全部整理。准备工作结束，即编为《大谷文书集成》，共4 册，陆续出版。 此外，通过其他渠道流入日本的吐鲁番文书为数也不少。奈良宁乐美术馆曾从中国顾鳌那里购藏了一批西州蒲昌府文书。书道博物馆所藏一批敦煌、吐鲁番文书，是中村不折从中国李盛铎那里买去的。大坂四天王寺的出口常顺，30年代留学柏林时，曾从一名叫拉赫买提的土耳其人那里买去一批吐鲁番出土的佛经残片(约 130件)，并于1977年以《高昌残影》为名整理出版。其他公私收藏还有很多，有的已经整理发表，有的则至今不肯透露。 英国掠走的文物和文书，小部分藏于印度新德里国立博物馆，大部分原藏于伦敦不列颠博物馆，1973年转藏不列颠图书馆。 中国黄文弼获得的文物和文书，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黄文弼将文书和部分文物编为《吐鲁番考古记》，于1954年出版。韩乐然和李帆群获得的文物和文书，后来下落不明。还有一些流散的吐鲁番文书，被邻近的甘肃、陕西等地的博物馆、图书馆收藏。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历史博物馆(黄文弼所获文书除外)、上海图书馆及辽宁省档案馆也收藏了少量流散的吐鲁番文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科学发掘获得的文物和文书，分别藏于新疆博物馆和吐鲁番文物管理所。1975年，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组织各方人力，成立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由历史学家唐长孺任组长，对1959～1975年获得的数万片汉文文书进行整理。专收释文的《吐鲁番出土文书》简装本全10册，从1981年起陆续出版。该书图文对照的精装本全4册，不久也可陆续问世。另外，整理小组还准备把国内散藏的吐鲁番文书和1975年以后在吐鲁番发掘获得的文书整理编为《吐鲁番出土文书补编》，把国外散藏的吐鲁番文书整理编为《吐鲁番出土文书外编》。 文书的内容与研究 吐鲁番地区古代长期存在以文书直接随葬和以废纸为死者制作俑、棺、靴鞋、冠带、枕衾的习俗。直接随葬的多为保存完好的衣物疏、功德录、地券、告身及《孝经》，从纸质俑、棺、靴鞋、冠带、枕衾上拆下的多为比较残缺的各类官私文书。古代少数民族及外族文字的文书有突厥文、吐蕃文、回鹘文、吐火罗文、佉卢文、梵文、粟特文等多种。汉文文书最早为西晋“元康六年 (296)三月十八日写已”的《诸佛要集经》，最晚为元《至正十七年(1280)善斌卖身契》。全部文书按形式和性质可大致分为8类:①帝王的诏令。有高昌王的敕令和唐中宗的赦文。②臣民的奏表。③官府的符牒。以唐西州都督府和安西都护府的符牒居多。④诉讼的辞状(包括案卷)。⑤公私的籍帐(包括簿疏、手实)。有官吏、士兵、僧尼、奴婢、部曲、匠作、白丁及户口、田亩等籍，粮食(米、粟、麦、酒)、牲畜 (马、牛、驼、驴)、财物(钱、丝、、毯、皮)及马料、斛斗等帐，勘田、配田、酢酒、车役及貌定、差科等簿，衣物、器物及功德等疏。⑥僧俗的契券。有买卖、借贷、租赁、雇佣等多种，数量较大。⑦商旅的书牍。⑧失传的古籍。有东汉郑玄的《论语注》，东晋孙盛的《晋阳秋》，隋薛道衡的《典言》，佚名的《急就章注》等。传世的古籍，有《尚书》、《毛诗》、《礼记》、《千字文》、《唐律疏议》及佛经等。还有一些不便归类的文书，如过所、符、族谱、医方、对策文、具注历。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宗教、文化、科技及中西交通等各个领域，是研究中国中古时期高昌、西域和中原王朝历史的难得的出土文献资料。 从吐鲁番文书被发现之日起，“吐鲁番学”就成为一门崭新的学科，在国内外学术界受到重视。法国汉学家马伯乐曾利用英国斯坦因提供的资料，于1953年出版了他的研究名著《斯坦因在中亚第三次探险的中国古文书考释》 (共收607件文书，绝大多数出自吐鲁番)。日本龙谷大学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西域文化研究会”，并于1958～1962年陆续出版了6卷7册《西域文化研究》。此后，日本涌现了一大批研究“吐鲁番学”的学者，出版了一大批研究“吐鲁番学”的论著，1988年，又成立了“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并编印“会报”，交流研究信息。苏联汉学家丘古耶夫斯基于1983年出版了名为《敦煌汉文文献》 (收了几十件社会经济方面的文书，多数出自吐鲁番 )的研究专著。 中国过去由于掌握的出土资料数量很少，研究工作难以大规模进行。随着《吐鲁番出土文书》的陆续出版，“吐鲁番学”的研究工作得到长足的发展。不少大专院校增开了“吐鲁番文书”的选修课。1983年，成立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编印“研究通讯”，交流信息。武汉大学出版了《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已出 2集)，北京大学出版了《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已出 4集)。“吐鲁番学”与“敦煌学”一样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 参考书目 唐长孺:《新出吐鲁番文书发掘整理经过及文书简介》，载《东方学报》第54册，日本京都，1982年 3月。 陈国灿:《吐鲁番文书在解放前的出土及其研究概况》，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4年 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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