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卷名：中国历史)
魏晋之际代表一种特殊风格和思想的名士团体。其中以嵇康、阮籍为骨干，包括山涛、阮咸、向秀、王戎、刘伶。他们以庄子精神为寄托，常寄情于竹林幽泉之乡，以纵酒谈玄，高尚其志著称于世。
竹林七贤生活在司马氏集团与曹魏集团斗争激烈的时期。司马氏集团权势日重，先后诛杀曹爽、何晏、丁谧、邓飏、毕轨、李胜、李丰、夏侯玄等曹魏集团的重要成员。不少名士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一部分名士对自己的前途丧失信心，对掩饰司马氏集团统治的名教也发生怀疑。于是便酣饮为常，放浪形骸，企图以此逃避严酷的社会现实。竹林七贤就是这种社会环境的产物。
七贤所处的时代相同，其思想的主要趋向是崇尚老庄，高谈玄理(见玄学)。但由于每个人的政治立场、气质品格以及个人遭遇不尽相同，因而也表现出不同的政治倾向和思想风貌。从思想品格方面说，嵇康、阮籍相类；山涛、向秀相类；刘伶、阮咸、王戎相类。
阮籍（210～26） 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父瑀，建安七子之一。为蔡邕弟子，阮氏是经学世家。籍却博览群籍，尤好老庄。官至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敌，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纵酒谈玄，蔑视礼法，与嵇康友善，同为竹林之游。他发言玄远，放荡无羁，口不臧否人物。在哲学自然观上，认为“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一切皆以“自然”为本， 否认在自然界之外有精神性的主宰。其政治思想， 表现为调和“自然”与“名教”的折衷主义。他认为“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但又主张“守尊卑之制”，“上不凌下，卑不犯贵”，并不真正主张废弃名教。这种矛盾的政治观点导致追求一种消极避世的人生观。他的文学造诣较深，诗长于五言。有《咏怀》八十二首，表现了怀才不遇、苦闷徬徨，希慕隐退和超脱世俗的心情。后人辑有《阮步兵集》，其中《乐论》、《通易论》、《通老论》、《达庄论》、《大人先生传》是其哲学思想的代表作。
嵇康(223～262) 字叔夜，谯国铚县(今安徽宿州西南)人。曹魏宗室婿。官至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好老庄，学无师授，与阮籍齐名。其人不满时政，不堪流俗，毁弃礼法，“非汤、武而薄周、孔”。以东平人吕安系狱所牵，遭钟会构陷，为司马昭所杀。嵇康在哲学自然观上，主张元气自然论，认为“元气陶铄，众生禀焉”。他在代表作之一的《声无哀乐论》中，认为音乐和人的思想感情是不相关的。政治思想上，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毁儒家的繁琐礼教。但他的真实思想仍在于维持封建社会的君臣父子关系，其著名的《戒子书》便是明证。他向往“崇尚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君静于上，臣顺于下”的无为政治，认为这样便可“玄化潜通，天人交泰”。诗长于四言，风格清峻，其《幽愤诗》尤有名。通乐理，善鼓琴，以弹“广陵散”著称于时。其著作有《嵇中散集》十卷，已散佚，经鲁迅辑校的《嵇康集》较为详备。
山涛(205～283) 字巨源，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南）人。好老庄，常隐居不问世务。后依附司马氏，历任尚书吏部郎、大将军从事中郎、相国左长史等官。入晋为大鸿胪，出为冀州刺史，入朝任吏部尚书，后拜司徒。他主持吏部多年，举无失才。每选用人物，亲作评论，世称“山公启事”。
向秀（约227～272） 字子期，河内怀县人。少为山涛所知。清悟有远识，雅好老庄之学，官至散骑常侍。曾作《庄子隐解》，早佚。现存《庄子注》乃郭象在向秀注基础上“述而广之”之作。向秀在哲学上，提出与贵无论不同的主张，强调万物“自生”、“自化”，“各任其性”，否认有一生生者作为万物的主宰。但他又承认有一个“不生不化”的“生化之本”，表现仍未摆脱贵无论的影响。在自然与名教的关系上，主张顺应“自然之理”，同时要“节之以礼”，反映了“以儒道为一”的思想倾向。擅诗赋，其中以哀吊嵇康、吕安的《思旧赋》最为有名。
阮咸 字仲容，生卒年不详。陈留尉氏人。阮籍之侄。晋武帝时，曾任散骑侍郎，后出补始平太守。纵酒放荡，不拘礼法。曾与诸阮聚饮，以大盆盛酒，时有群猪来，他便与之共饮。妙解音律，善弹琵琶。
刘伶（约221～300） 字伯伦，沛国(今安徽沛县)人。初仕魏，晋泰始初对策，强调无为而治，被黜免。放情肆志，性尤嗜酒，放浪形骸，无所用心。常乘鹿车携酒，使人荷锹相随，嘱曰“死便埋我”。蔑视礼法，纵意所如。著有《酒德颂》，宣扬“无思无虑”，“行无辙迹”的虚无主义人生观。
王戎(234～305) 字濬冲，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北）人。晋武帝时历任散骑常侍、豫州刺史、光禄勋、吏部尚书等职。惠帝时，官至司徒、尚书令。性简要，善清谈。常委事僚属，不躬庶务。贪吝好利，广有庄园，聚敛无已。家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遂钻破李核出售，以此获讥于世。时人谓为“膏肓之疾”，阮籍亦称其为“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