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R.(卷名：哲学)
Reně Descartes (1596～1650)
17世纪法国哲学家，西方近代哲学的创始人之一，二元论者、唯理论者。旧译笛卡儿。生平和著作 笛卡尔 1596年 3月 31日生于都仑省拉爱城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是布勒丹省议院参议官。他1604年入拉·费雷士的耶稣会公学，接受传统教育，除神学和经院哲学外，还学了数学和一些自然科学。但是他对学校传授的中世纪学说越来越不满意，课外读了大量杂书，接触到一些新思想。1612年他以优秀成绩毕业，但深感闭门读书无用，决心走出校门，用自己的理性来解决科学问题。他对法学、医学、力学、数学、光学、气象学、天文学以至音乐都有研究的兴趣，并且接触到各方面的学者。1618年他离开法国到荷兰参加军队，充当文职志愿人员，后来到巴伐利亚参加了日耳曼人的军队。退伍后定居巴黎，专门从事科学研究，企图建立起新的科学体系。他曾想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世界》一书，效法N.哥白尼、G.伽利略式的做法，但当时教会反动势力很大，罗马教廷对伽利略进行了迫害，笛卡尔有所顾虑，终于打消写作这部著作的计划。这时他对思想方法进行了研究，1628年写成《指导心智的规则》，但生前并未发表。他感到在法国进行研究和著述易担受风险，要另找一个比较适宜的环境。1629年他迁居资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的荷兰，在那里隐居了20年。
1637年他发表了用法文写的第一部著作《论方法》，产生了很大影响。1641年他又用拉丁文发表了《形而上学的沉思》，比较详细地论证了他已经提出的论点，并且附有事前向当时著名哲学家们征求来的诘难，以及他自己对这些诘难的驳辩。1644年，笛卡尔发表了他的系统著作《哲学原理》，这部书不仅包括他已经发表的思想，而且论述了他的物理学理论，还包括过去未发表的《世界》一书的内容。1649年，他最后发表了心理学著作《论心灵的感情》。
在荷兰，教会顽固势力也没有停止对他的敌视，有的大学禁止讲授他的学说。1649年他应瑞典女王克里斯丁娜邀请赴宫廷讲学，由于不适应北方的寒冷气候而患病，1650年 2月11日在斯德哥尔摩逝世。
基本学说 笛卡尔生活在17世纪前期，欧洲资产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各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是资产阶级仅仅在少数地区取得了政权，大多数地方还在封建统治之下。在笛卡尔生活的法国，教会势力严重地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为神学服务的经院哲学敌视科学思想，用火刑和监狱对付先进的思想家和科学家。批判经院哲学，建立为科学撑腰的新哲学，是先进思想家的共同任务。笛卡尔和F.培根一样，打出了新哲学的大旗。他们指出经院哲学是一派空谈，只能引导人们陷入根本性错误，不会带来真实可靠的知识，必须用新的正确方法，建立起新的哲学原理。从他们起，哲学研究开始重视科学认识的方法论和认识论。
认识方法和哲学体系 经院哲学以圣经的论断、神学的教条为前提、用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法进行推论，得出符合教会利益的结论。这种方法的基础是盲目信仰和抽象论断。笛卡尔指出，我们不能盲从。我们已有的观念和论断有很多是极其可疑的，这些观念有的来自感官，但是感官会欺骗我们，而且我们会做梦，梦境是虚幻的，还有一些观念出于推论，我们在这些事情上也会犯错误。我们处在真假难分的状态中是不可能确定真理的。为了追求真理，必须对一切都尽可能地怀疑，甚至像“上帝存在”这样的教条，怀疑它也不会产生思想矛盾。只有这样才能破旧立新，这就是“笛卡尔式怀疑”。这种怀疑不同于否定一切知识的不可知论，而是以怀疑为手段，达到去伪存真的目的，所以被称为“方法论的怀疑”。他把怀疑看成积极的理性活动，要拿理性当作公正的检查员。他相信理性的权威，要把一切放到理性的尺度上校正。他认为理性是世间分配得最均匀的东西，人人都有一份，不多不少。这样，权威就不再在上帝那里、教会那里，而到了每个人的心里了。这是对经院哲学的严重打击。
笛卡尔认为，凡是在理性看来清楚明白的就是真的。复杂的事情看不明白，应当把它尽可能分成简单的部分，直到理性可以看清其真伪的程度。这就是笛卡尔的真理标准。 这是在认识论上应用理性主义，即 “唯理论”。笛卡尔是17世纪唯理论的创始人，他并不完全排斥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但认为单纯经验可能错误，不能作为真理标准。在他看来，数学是理性能够清楚明白地理解的，所以数学的方法可以用来作为求得真理的方法，应当以这种方法找出一些最根本的真理来作为哲学的基础。笛卡尔从哥白尼、枷利略的新科学中借来的带有机械论性质的方法，曾经对哲学的发展产生积极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弊病。
笛卡尔把他的体系分为 3个部分：①“形而上学”，即认识论和本体论；②“物理学”，即自然哲学；③各门具体科学，主要是医学、力学和伦理学。他把“形而上学”比作一棵树的根，把“物理学”比作树干，把各门科学比作树枝，以此表明哲学的重要地位，但也指出果实是树枝上结出的，以表明科学的重要意义。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中有新的思想，也有不少经院哲学的残余。他的“物理学”摆脱了经院哲学，是典型的机械唯物主义，是对哲学的新贡献。笛卡尔本人是杰出的自然科学家，他把变数引进数学，将几何学和代数学结合起来，创立了解析几何学；他在物理学上提出了动量守恒的观念；他以物质的涡旋运动说明太阳系的生成，成为I.康德宇宙起源说的渊源。这些科学成就都超越了机械论的局限。
“形而上学” 笛卡尔认为我可以怀疑一切，但有一件事却是无可怀疑的，即“我怀疑”。我怀疑也就是我思想。既然我思想，那就必定有一个在思想的我，即“思想者”。“我思故我在”的论题，是笛卡尔全部哲学的第一原理。“我”的本质是思想，又称为“灵魂”，是认识的主体，是精神实体。他提出，我会怀疑，而怀疑不如认识那样完满，因此我的存在是不完满的、有限的，但是心中有一个最完满的上帝的观念，不完满的我不能是这一观念的原因，它只能来自最完满的上帝本身，所以说上帝存在。笛卡尔从经院哲学家安瑟尔谟那里取来的“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本身是神学的、唯心主义的，他却用来论证物质世界及其可知性。他说我心里清楚明白地有“形体”的观念，这观念不可能是我自己造成的，只能是上帝创造了“形体”，又把“形体”的观念放到我心中。既然最完满的上帝不可能欺骗我们，那么“形体”也就是真实可靠的实体。笛卡尔的“上帝”为精神和物质的存在，为我们能够认识物质世界提供了保证，并且迫使神学为科学服务。这在当时教会势力猖獗的条件下为新哲学涂上了一层保护色。
笛卡尔肯定了两个实体：灵魂和形体。他认为这两个实体是彼此独立存在的。灵魂的属性是思想，形体的属性是广延。这是典型的二元论。为了沟通这两个毫无共同之处的实体，以说明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他又把上帝作为桥梁，说灵魂和形体只是相对的实体，两者都是绝对实体上帝所创造的。笛卡尔的学说保留着经院哲学的客观唯心主义，当时受到唯物主义者T.霍布斯、P.伽森狄的批判。
在认识论方面，笛卡尔认为我们有 3种观念：①通过感官从外面得来的，常常是混乱的错觉；②理性本身固有的，即“天赋观念”，如几何学原理之类，它有清楚明白的必然性；③我们自己任意制造的，如美人鱼之类，这纯属虚妄。他完全否定第三种观念，对第一种观念持怀疑态度，认为第二种观念必然正确。他认为科学不能只是感性现象，必须是必然的理性认识，这一主张对发展理论科学有积极意义。但是他把理性认识说成“天赋的”、非外来的，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受到了唯物主义者J.洛克的深刻批判。笛卡尔还认为错误的来源不在于理智，而在于我们的自由意志，但是受理智约束的意志又是我们的认识必不可少的。
“物理学” 笛卡尔的“物理学”是他的哲学中的重要部分，是唯物主义的。他明确指出，在自然界，物质是唯一的实体，天和地是由同一物质构成的。物质只是广延的东西，不能思想。整个物质世界的广延是无定限的，不可能设想它有一个界限，界外还有什么别的东西，物质的可分性是无定限的，不可能有什么不可分的原子存在，也不可能有任何“虚空”，因为“虚空”意味着没有物质的广延，而广延是不能离开物质的。笛卡尔认为空间就是广延，他反对绝对空间论。这样的物质理论比古代的原子唯物论前进了一大步。但是他把物质说成只是广延的。把物质的多种形态都归结为位置的移动，这是机械论。他认为动物是个自动机，只是运动而没有思想的灵魂，同非生物一样。这也是机械论的观点。机械论有廓清神秘主义的作用，却不能说明更复杂、更高级的事物。说到人时，笛卡尔认为人既有形体又能思想，是两个实体结合而成的。既然这两个实体毫无共同之处，用解释生理现象的机械论不能解释心理现象，他为此煞费苦心。提出松果腺是形体和灵魂接触点的想象。这说明在科学还不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时代，他不自觉地倾向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去猜测。他遇到的困难，也表现出二元论的危机，要解决这类问题必然要克服二元论。笛卡尔已走上这一克服过程的起点。
影响 笛卡尔的学说有广泛的影响。他的“我思故我在”强调认识中的主观能动性，直接启发了康德，成为从康德到G.W.F.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的主题，推动了辩证法的发展。正如他的解析几何引出微积分一样。经过他改造的“上帝”观念，也鼓励了B.斯宾诺莎对它作进一步的改造，把“上帝”等同于自然，用唯物主义克服二元论。在笛卡尔以后，为了克服他所造成的困难，人们作出了种种努力。在“笛卡尔学派”中，N.de马勒伯朗士站在唯心主义一边，强调上帝的作用，认为人们的认识完全依赖于上帝。G.W.莱布尼茨也用上帝的“前定和谐”来说明身和心的无联系的一致。另一些人则站在笛卡尔“物理学”的机械唯物主义一边，克服他的“形而上学”中的唯心主义，把唯物主义的第二种形态发展到高峰。这就是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
参考书目
Kuno Fischer， Descartes und scine Schute，Herdelberg，1878.
Michael Hoeker， ed.， Descartes， Critical andInterpretive Essays， John Hopkins Univ. Press，Baltimore and London，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