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缜(约450～约515)(卷名：哲学)
中国南朝齐、梁时期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家。字子真，约生于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约卒于梁武帝天监十四年。南阳舞阴（今河南泌阳县西北）人。“少孤贫，事母孝谨”。青年时曾拜当时著名儒者刘为师，“博通经术，尤精《三礼》”，是受时人赞誉的青年学者。他“性质直，好危言高论”，大约到35岁时任宁蛮主簿，以后累次升迁，官至尚书殿中郎，在南齐建武年间（494～497）曾任湖北宜都太守。 萧衍推翻了南齐的统治之后，他被起用为福建晋安太守，共4年。后因在人事问题上违背了皇帝旨意，被谪徒广州。天监六年(507)，又被朝廷“追还为中书郎”，回到当时的首都建康(今南京)。就在这个时候曾上表建议破格录用裴子野为国子博士，表现出“用人唯贤”的思想。再往后，关于他的事迹，史书缺载。范缜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是在反对佛教的斗争中形成的。他曾同佛教有神论者进行过两次公开的大论战。第一次是齐竟陵王萧子良做宰相时，在建康西邸官舍，召集贵客名僧，宣扬佛教，范缜针锋相对地驳斥了因果报应说，并且“盛称无佛”。对方质问范缜说，倘若不是因果报应，为什么世界上有的人富贵，有的人贫贱，有的人享福，有的人受苦？范缜继承过去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思想观点，毫不含糊地用一种偶然论加以反驳说:“人生好象同一棵树上的花朵，有些花瓣被吹到厅堂，落在席子上、坐垫上，也有些花瓣飘落进厕所里、粪坑中。这完全是自然现象，偶然的遭遇，“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在这场论战之后，范缜“退论其理，著《神灭论》”。此论一出，朝野喧哗，“子良集众僧难之而不能屈”。萧子良派王融去威胁利诱他，范缜表示决不“卖论取官”。
梁武帝萧衍在天监六年 (507)对范缜无神论思想进行第二次围攻，而且亲自写了《敕答臣下神灭论》，攻击“神灭”思想是“违经背亲，言语可息”，并说“神灭之论，朕所未详”。企图利用皇帝的威权，迫使范缜放弃“神灭论”。当时，梁武帝发动“王公朝贵”64人，先后发表反驳《神灭论》的文章 75篇， 企图压服范缜。范缜始终不屈，继《神灭论》之后，又写了《答曹舍人》，予以反击。范缜“神灭论”的主要论点是：
① 形神相即。“即”就是彼此统一，不得分离。认为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他把这种形神关系叫做“形神不二”，或形神“不得相异”。在范缜看来，“形”和“神”其实是“名殊而体一”。
② “形者神之质， 神者形之用”。“质” 是指“形质”、实体；“用”，是指“功用”、“作用”，包含有派生或从生的意思。为了有力地阐明这一论点，范缜举了一个浅显的譬喻说：精神作用和产生它的物质形体，就象锋利与刀刃的关系，刀刃没有了，锋利也就谈不上了，人的形体倘已消失，精神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③ 精神作用是人体特有的功能，不是任何形体都具有精神作用。
④ 人的精神活动必须以一定的生理器官为基础。范缜把人的精神活动分为感觉和思维两类：一是“手等亦应能有痛痒之知，而无是非之虑”；二是“是非之虑，心器所主”。但两者皆是统一的精神作用的不同组成部分，都不能离开人的形体而独立存在。
此外，《神灭论》还尖锐地指出：“浮屠害政，桑门蠹俗”，比较全面地揭露了佛教信仰造成的社会危害。
范缜继承了以前反佛教的传统，应用了魏晋时代有关“体”“用”之辩的理论思维成果，进一步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动摇了“神不灭”论的思想基础，克服了已往在自然观方面的二元论，提出了形体是“质”，精神是“用”，“形”“神”不可分离的论断，比较完整地贯彻了唯物主义的一元论，把中国古代的无神论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梁书》本传载有范缜的代表作《神灭论》。梁僧祐编纂的《弘明集》，除了《神灭论》之外，还载有《答曹思文难神灭论》，即《答曹舍人》。此外范缜还有散见在别处的几篇短文，收录在清代严可均编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六朝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