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卷名：宗教)
道教主要经典。即《老子》，或称《老子五千文》。唐代尊为《道德真经》。原为先秦道家著作。据《史记》记载，作者为春秋时期周守藏室之史老子。河上公《老子章句》将其分为81章，前37章为道经，后44章为德经，故名《道德经》。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两种《老子》帛书写本，则皆德经在前，道经在后，文字亦略有差异。
《老子》是道家关于宇宙观、社会政治思想、人生处世和修养原则的哲理著作。它提出以“道”为天地万物的本原或法则的思想。从战国末年韩非起，历代注家不绝。文人学者探索玄理，帝王官吏从中寻求“人君南面之术”。唐玄宗亲自作注，列为诸经之首，颁行天下。对《老子》作宗教性的理解并加阐发，始于河上公《老子章句》。他把《老子》中的“生而不有”引申为“元气生万物”，提出“怀道抱一守五神”的修养方法，认为“人能抱一，使不离于身，则长存”，“人能养神则不死”。从而宣称“用道治国，则国富民昌，治身则寿命延长”。把老子思想作为治国修身、修炼成仙的理论依据。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即上承《老子》兼有河上公《老子章句》思想，并糅合阴阳五行和巫觋杂语，构成庞大的道教理论体系。
东汉时，《道德经》已成为道教经典。传张陵作《老君道德经想尔训》，对《道德经》作通俗的解说，以教诲弟子。他把“道”、“一”、“虚无”、“自然”、“无名”视为同一，并将其神化为“太上老君”，把“道”说成是有喜怒好恶，能发号施令的最高主宰。《传授经戒仪注诀》还规定《老君道德经》、《老君道德经河上公章句》、《老君道德经想尔训》为必读经典。
据唐代道士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载，唐及唐以前道士以道教观点解释《道德经》的甚多。他列举以往诠疏笺注《道德经》的60家，多半为汉魏两晋至隋唐时期的道士。并分别比较考察，概括各家意向、宗旨的特点。指出“道德尊经包含众义，指归意趣，随有君宗。河上公、严君平皆明理国之道；松灵仙人、魏代孙登、梁朝陶隐居、南齐顾欢，皆明理身之道;苻坚时罗什、后赵图澄、梁武帝、梁道士窦略皆明事理因果之道；梁朝道士孟智周、臧玄静，陈朝道士诸糅，隋朝道士刘进喜，唐朝道士成玄英、蔡子晃、黄玄赜、李荣、车玄弼、张惠超、黎元兴皆明重玄之道；何晏、钟会、杜元凯、王辅嗣、张嗣、羊祐（祜）、卢氏（卢裕）、刘仁会皆明虚极无为理家理国之道。此明注解之人意不同也。又诸家禀学立宗不同：严君平以虚玄为宗；顾欢以无为为宗；孟智周、臧玄静以道德为宗;梁武帝以非有非无为宗;孙登以重玄为宗。宗旨之中，孙氏为妙矣”。这种分析，大致反映了各家注本的不同点。他所称许的“重玄为宗”，即孙登用“玄之又玄”的观点解释《道德经》的“重玄之道”。其后为道教学者陆续阐发，成为道教注解《道德经》的重要流派。杜光庭解“玄之又玄”云：“夫摄迹忘名，已得其妙，于妙恐滞，故复忘之。是本迹俱忘，又忘此忘，吻合乎道。有欲既遣，无欲亦忘，不滞有无，不执中道，是契‘都忘’之者尔。”杜光庭既赞美“不滞空有”的“重玄”之说，又指出“此经以自然为体，道德为用。修之者，于国则无为无事，自致太平；于身则抱一守中，自登道果。得之者，排空驾景，久视长生。”体现了唐代道士对《道德真经》的较有代表性的认识。
宋明时期注《道德经》者亦众。自称“教主道君皇帝”的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经》，称为“政和御注”。道士彭耜作《道德真经集注》列有宋代注者20家。明清以来，续有注本问世。古今总共近200种。现存于世者约90种，其中50余种收入《正统道藏》。《道德经》及其诸家注说，对道教思想的发展，以及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都具有一定意义。（见彩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