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遗址(卷名：文物 博物馆)
Taosi Site
中国黄河中游地区以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为主的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崇山西麓的坡地上。面积约 500万平方米。1958年发现。1978～198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地区文化局进行发掘，揭露面积7000平方米。文化遗存非常丰富，主要遗存特征明显，从而为中原龙山文化确立了一个新的类型，即陶寺类型(或称陶寺文化)。据碳14测定并经校正，年代约当公元前2500～前2000年。陶寺遗址对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及探索夏文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居住址 房址多为小型，有地面上起建、半地穴式和窑洞 3种，以后二种居多。长、宽一般2～3米。室内地面经焙烧或涂白灰面。中央有灶坑，墙面上往往有壁龛。周围有道路、水井、陶窑、窖穴和灰坑。水井平面呈圆形，深达10余米，近底部有用圆木搭垒起来的护壁框架，井底堆积大量汲水陶扁壶的碎片。陶窑为横穴式，窑室直径0.7～1.4米，有多股呈平行状或叶脉状的火道。窖穴有筒形、袋形，有的坑内筑有半环形坡道。在建筑中已广泛使用白灰，曾发现烧制白灰的窑和盛储白灰的窖穴。另外夯土碎块和刻划几何形花纹白灰墙皮的发现，为发现高规格的大型建筑提供了线索。
墓地 在遗址东南隅，面积在 3万平方米以上。年代大致与龙山文化居住址相始终。已发掘墓葬1300余座，形制都属长方形土坑竖穴墓。除很少的二次葬、屈肢葬和个别俯身葬外，一般为成人的仰身直肢单人葬，头向一致。由于数百年间集中使用同一块墓地，入葬时间早、晚不同的墓之间，存在着繁复、错综的叠压、打破关系，有的一组打破关系涉及 160多座墓。约当公元前二千四、五百年间的早期墓群，排列较规整。还发现男、女性分排埋葬的情形。约当公元前 2000 年或稍早的晚期墓群，则已分割成若干小的墓区，似乎标志着家族墓地的出现。墓葬大致可分大、中、小 3类，每类墓中又可分出不同的层次。早期大型墓只发现 6座，约占墓葬总数百分之一；小型墓占80％以上。大型墓随葬品精致丰富，小型墓多无随葬品。规模最大的墓，长 3米左右，宽2米多，使用朱绘木棺。随葬品达百件以上，有陶、玉、石、(漆)木质料的成套炊器、食器、酒器、乐器、家具、工具、武器、饰物及肢解后的猪。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还有蟠龙纹陶盘和鼍鼓、特磬等重要礼器。鼍鼓、特磬的配置同安阳殷墟出土的情况一致，不仅将这二种乐器的出现年代大为提前，也表明墓主身份的特殊。晚期尚未发现大型墓，中、小型墓所占比例大体与早期相同。
文化遗物 出土遗物有陶器、玉石器、骨器、铜器等。陶器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为主，器表多饰绳纹，也有篮纹和少量的附加堆纹、方格纹、弦纹、镂孔以及素面磨光陶器。平底器和袋足器发达，典型器物有夹砂缸、釜灶、盆形斝、罐形斝、尊形斝、折腹斝、肥足鬲、大口罐、镂孔圈足罐簋、折腹盆、扁壶等。主要器类有比较明确的发展序列。
随葬陶器有灶、鼎、斝、罐、壶、瓶、盆、盘、豆、觚、“异型器”(可能即古文献中的“土鼓”)等。除夹砂质的炊器外，各种泥质容器器表多施朱绘或多色彩绘，均为烧成后着彩，以黑色或褐色陶衣为地，或满涂朱红色为地，再用红、白、黄、绿色矿物颜料绘出圆点、条带、几何形纹、涡纹、回纹、龙纹、变体动物纹，构成斑斓绚丽的图案。一些彩绘纹样与商周青铜器、漆器花纹颇多相似。其中，以朱绘或朱、白两色彩绘蟠龙纹陶盘最具特色。
大、中型墓出土的朱绘或彩绘(漆)木器，构成陶寺类型文化另一特色。已知有案、俎、盘、豆、斗、勺、觚、杯、“仓形器”、高柄豆等多种器形。一般器表涂以赭红或淡红色，少数精品在红色地上用白、绿、黄、蓝等色绘出由边框、条带、几何形纹、云气纹构成的美丽图案。有些彩皮剥落时呈卷状，其物理形态与漆皮相似。这是迄今在黄河流域出土的最古老的(漆)木器实物，并将案、俎、盘、斗、勺等文物的历史提前 1000 多年。这些(漆)木器的造型和图案，许多与商、周漆器相当接近。
玉、石器有生产工具、武器、装饰刀和磬、琮等。
此外，在一座晚期墓中出土了一件小铜铃，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金属乐器，也是最早一件用复合范铸造的金属器。在居住址出土的一件陶扁壶上，还发现一个用毛笔硃书的字，字形结构与甲骨文类同。
陶寺遗址及其所代表的陶寺类型文化，在中原地区诸龙山文化遗存中文化面貌最丰富多彩，发展水平最高。多数学者认为，它反映原始氏族社会已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参考书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 1期。
高炜、高天麟、张岱海：《陶寺遗址的发掘与夏文化的探索》，《中国考古学会第四届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北京，1985。
高炜：《陶寺考古发现对探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意义》，《中国原始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北京，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