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1904～1997)(卷名：政治学)
无产阶级政治家、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军事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生平 1904年 8月22日生于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2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6年初赴苏联学习。1927年回国，参加了第一次国内革命。1929、1930年领导广西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1934年10月参加长征。
抗日战争期间，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北方局代理书记。解放战争时期，先后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局、中原局、华东局第一书记，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先后率部挺进大别山，组织指挥淮海、渡江和解放大西南等重大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1952年调到中央工作，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后为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代表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系统地论述了执政党如何加强自身建设的问题，指出党面临新的考验，必须经常警惕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要求全党继续坚持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避免个人专断和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62年2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的工作会议上，针对前几年工作中“左”的经验教训，强调要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特别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的传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邓小平失去了一切职务。1973年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翌年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在会上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1975年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他针对“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以铁路运输为突破口，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收到显著效果。全面整顿必然发展为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系统纠正，这就遭到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容许。1976年4月，他再次失去一切职务，并受到错误批判。
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1977年7月，邓小平恢复原来担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他首先从思想路线上进行拨乱反正，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口号；提出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并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反对“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观点。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历史上的伟大转折。他在全会前夕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实际上成为全会的主题报告。这次会议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从而实现了由思想路线到政治路线的根本转变，开辟了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等职务，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和政策，成为中国实行改革和开放政策的总设计师。中共“十三大”以后，先后退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退出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辞去党和国家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实现了他多年来带头倡议的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夙愿。
邓小平有许多重要著作，已出版的有《邓小平文选(1938～1965)》、《邓小平文选(1975～1982)》、《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和《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1987年2～7月)》等。(见彩图)
基本政治思想 邓小平在不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并逐步充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方针和政策。1997年召开的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邓小平理论，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增写进修订党章中，成为得到全国人民拥护的指导思想。1999年又增写进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修改宪法的序言中。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 邓小平认为，搞社会主义建设，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他说，共产党人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含义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要实现共产主义，首先必须创造物质基础。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他指出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体现在它的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高更快，体现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会得到逐步改善。他还指出，搞四个现代化，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这件事情一定要扭住不放。他认为中国现在的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即不发达阶段的社会主义，到了21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他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要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他反复强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他提出中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第一步，以1980年为基数，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人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也就是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百周年时，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邓小平指出，过去中国经济建设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要发展生产力，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是必由之路。他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他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因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农村改革的内容，主要是给农民自主权，给基层自主权，实行多种经营，建立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改革取得成效后，改革必须转到城市。他指出，城市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工业、商业、服务业和科学、教育、文化等其他领域。城市改革要比农村更复杂，会遇到风险、困难，还会犯错误。领导者既要坚持改革，大胆地闯，大胆地试，又要及时总结经验，避免犯大的错误。
邓小平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今天的世界是个开放的世界，任何国家或民族要想发达起来，闭关自守是不行的。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所以，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一定要坚持对外开放，要吸引国外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自己发展。他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他还指出中国的对外开放，是面向整个世界的。
为了促进对外开放，邓小平积极倡导兴办经济特区。他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开放的窗口。他还提出要开放若干沿海城市和开发海南岛的倡议；还积极支持中共中央关于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和开发上海浦东区的战略决策，主张大力发展中国沿海地区的外向型经济，积极参加国际竞争，以推动中国经济更快发展。
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判断姓“资”还是姓“社”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动乱就是右的，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等，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改革政治体制是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途径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实质就是民主制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他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的民主制度，是长期的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1980年8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工作会议上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是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他提出党政分开、下放权力、精简机构、提高效率、建立干部退休制度等项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就是要清除党和国家的现行政治体制中存在的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和某些特权等弊端，进一步完善民主制度。他明确指出，政治制度改革的总方向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发扬和保证人民民主。他说，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应愈发展。
他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政治体制改革应包括民主和法制两个方面。民主同法制是相关联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前提和本质要求，而社会主义法制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和基本保障。社会主义法制的完备程度，标志着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和成熟程度。当前中国法律还不健全，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必须加强立法工作，建立和健全民主监督的程序和制度，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要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并使这些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他指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只能搞社会主义民主，不能搞资产阶级民主，只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能搞西方的多党竞选和三权分立那一套。要坚决反对极端民主化、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只有把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结合起来，把民主与专政、民主与集中、民主与纪律、民主与共产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才能使中国成为具有高度民主的法治国家。
他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 为了保证现代化的正确方向，邓小平在1979年3月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他说，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所选择的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就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搞改革，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内外还存在着敌对分子，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阶级斗争，帝国主义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企图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以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没有人民民主专政，就不可能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与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的领导力量。共产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科学体系，是中国人民的行动指南，是制定我们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今后仍将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
邓小平指出，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是立国之本。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团结全国人民奋斗的根本。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的方针，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克服“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要经常用四项基本原则教育人民。动摇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就会动摇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稳定是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前提条件 邓小平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只有稳定，经济才能发展，国家才能富强，人民才能富裕。没有稳定的环境，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稳定是中国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既不可能搞建设，更不可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最高的利益就是稳定。中国不能再折腾，不能再动荡了，必须保持稳定，一切都要从这个大局出发。他指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动乱，排除一切干扰，排除一切导致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才能继续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实现中国的宏伟发展目标。
“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重要内容 为了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实现祖国统一大业，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一国两制”，是指在一个国家内，实行两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他说，中国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十亿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澳门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中国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他指出，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解决台湾问题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非和平的方式，一种是和平方式。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怎样才能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呢？这就必须充分照顾到台湾的历史和实际情况，必须采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谁也不吃掉谁，相互尊重，共同繁荣。中国共产党坚持以和平方式统一祖国，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这是针对外国反动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搞“台湾独立”阴谋的。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 邓小平认为，当代世界上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经济问题是南北问题。东西问题也就是避免发生世界战争的问题。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但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和平是有希望的。南北问题是当前的核心问题。发达国家越来越富，发展中国家相对来说越来越穷。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带来障碍。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靠南北对话，还要靠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就是南南合作。第三世界国家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合作，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前景是很好的。
他说，世界总的局势在变，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行不通的，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应当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这样的国际秩序符合各国人民的愿望和根本利益，有利于争取世界持久和平。
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说，要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是不行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