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公元前200～前168)(卷名：中国文学)
西汉政治家、文学家。洛阳（今属河南省）人。18岁时，就以博学能文而闻名于郡中，得到郡守吴公的赏识，收为弟子。文帝即位后，因吴公的推荐，任为博士，掌文献典籍。其时，贾谊不过20多岁，在博士中最为年轻，但以见识和议论，赢得博士中年长者的尊敬，受到文帝的重视，不到一年，被擢升为太中大夫。朝廷上许多法令、规章的制定，都由他主持进行。贾谊的才华和文帝对他的信任，引起了一部分朝臣的不满。他们以“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流言，动摇了文帝对贾谊的信任，结果文帝让贾谊离开长安，去做长沙王的太傅。后人称贾谊为贾长沙、贾太傅。在长沙任职的三年中，贾谊的心情一直抑郁不欢。文帝七年(公元前175)，贾谊被召回长安，任梁怀王的太傅。此时文帝虽仍赞赏贾谊的博学。而对于他多次上疏陈述的政治主张并不采纳。后来梁怀王骑马时摔死，贾谊认为自己没有尽到太傅的责任，经常悲泣自责，不久死去。贾谊的思想以儒家为主，也杂有法家、黄老的成分。刘向指出“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尹)管(仲)未能远过也”（《汉书·贾谊传赞》引）。
贾谊的作品，《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文58篇，赋7篇，其文即现存的《新书》，亦名《贾子》，曾经西汉末年刘向校定，虽然在流传过程中有所错乱和散失，但基本可信。首篇《过秦论》，是贾谊政论文中的名篇。另一篇著名政论文《陈政事疏》，又称《治安策》，载于《汉书·贾谊传》。据班固称，是他从《新书》58篇中选择“切于世事者”(《汉书·贾谊传赞》)，经过合并删削而成，题目是后人安上的。贾谊的辞赋大多已亡佚。除《吊屈原赋》、《鵩鸟赋》外，刘向所编《楚辞》中收入《惜誓》一篇，作者题贾谊，但东汉王逸为《楚辞》作注时，则表示对作者“疑不能明”。
贾谊的散文有战国纵横家的风格，善于运用不同历史事实的对比来分析利害，在铺张渲染的描写中，造成文章的充沛气势，富于说服力和感染力。如《过秦论》，开始为了说明秦国统一中国过程中的强大，极力描写六国诸侯合纵抗秦的盛况，而在后面写秦朝的败亡时，又极力写陈涉的平凡以见亡秦的轻易，从而引出秦朝短期覆亡的教训，极其有力。作者抱有改革政治的热情，又受到压抑，因而笔端常带感情，议论说理毫无顾忌，行文畅达而不浮浅，语言犀利激切，富于文采。如《陈政事疏》的开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编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忧时济世的感情溢于言表，富于鼓动性。贾谊的散文对唐宋古文的写作有一定影响。鲁迅说：贾谊、晁错的奏疏“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汉文学史纲要》）
贾谊的辞赋，也饱含着作者济世的热情，抒发愤懑不平，具有感人的力量。当时汉代的新体赋──汉赋还没有形成，贾谊主要是采用骚体来写作，但在标题上已出现“赋”的字样。他的《鵩鸟赋》采用主客问答的方式，抒写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情绪，同时也流露出齐生死、等祸福的消极思想。语言上虽多用四言句，句法比较整齐，但已趋向散文化，显示出从骚体赋过渡到汉赋的端倪。《吊屈原赋》是他赴长沙途中经湘水时所作，在抒发对屈原不幸遭遇的同情中，寄托了自己的身世之感，被刘勰称为“辞清而理哀”(《文心雕龙·哀吊》)。由于贾谊在此赋中引屈原为同调，而《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又对屈、贾都寄予同情，为两人写了一篇合传，后世即往往以贾谊与屈原并列，称为“屈贾”。
有《贾长沙集》，收入明代张溥编纂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近人刘师培有《新书斠补》2卷，《佚文辑补》1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