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卷名：哲学)
中国汉代唯心主义哲学家和政治家。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汉武帝元光元年（前 134），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他的哲学体系的基本要点，并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其后，任江都易王刘非的国相10年;元朔四年（前125），任胶西王刘端的国相，4年后辞职回家。此后，居家著书，朝廷每有大议，令使者及廷尉就其家而问之，仍受武帝尊重。董仲舒著作很多，据《汉书·董仲舒传》称：“凡百二十三篇”，外加说《春秋》的《玉杯》等数十篇十余万言。现在尚存的有《春秋繁露》及严可均《全汉文》辑录的文章两卷。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
“天”的学说 在董仲舒哲学体系中，“天”是最高的哲学概念，主要指神灵之天，即西周以来传统宗教神学所说的“百神之大君”，是有意志、知觉，能主宰人世命运的人格神。董仲舒把道德属性赋予苍苍的天，使其神秘化、伦理化。
董仲舒吸收阴阳五行思想，建立了一个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宇宙图式。他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认为阴阳四时、五行都是由气分化产生的，天的雷、电、风、霹、雨、露、霜、雪的变化，都是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结果。他说：“天地之气，阴阳相半，和气周旋，朝夕不息”。“运动抑扬，更相动薄，则薰蒿歊蒸，而风、雨、云、雾、雷、电、雪、雹生焉”（《董子文集·雨雹对》）。董仲舒又把天体运行说成是一种道德意识和目的的体现。在《对策》中，他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认为天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四季的变化体现了天以生育长养为事的仁德。董仲舒给天体加上了道德的属性，自然现象成为神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甚至日月星辰、雨露风霜也成了天的情感和意识的体现，说：“阳气暖而阴气寒；阳气予而阴气夺；阳气仁而阴气戾；阳气宽而阴气急;阳气爱而阴气恶;阳气生而阴气杀”（《春秋繁露·王道通》）。
天人感应说 董仲舒哲学所要解决的主要是天人关系问题。在探讨这一问题时，他颠倒自然和精神的关系，构造了一个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唯心主义体系。
天人感应说有两个要点：①神学的灾异谴告说。认为“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惕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对策》)。灾异谴告，被认为是天对君主的爱护和关心。②“天人同类”、“天人相副”说。认为“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召》）。上述两点往往交错或一道出现。天人感应说牵强附会，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有碍人们正确地认识自然和社会。他宣扬这一学说，也包含着限制君权、维护封建地主阶级长远利益的目的。
人性论 在天人感应的基础上，董仲舒提出了他的人性理论。他认为人是宇宙的缩影，是天的副本。他说：“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心，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人，人的性情禀受于天。他比附说:“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他还指出，人与禽兽不同，具有先天的善质，但这种善质是潜在的，要经过教育才能转化为人道之善，说：“循三纲五纪，通人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董仲舒将性划分为“三品”，认为“圣人之性”是善性，“斗筲之性” 是下愚者，都不可以名性。只有 “中民之性”才可以名性。他认为被统治者的大多数属于“中民之性”，需要统治者加强道德教育。
伦理学说 董仲舒对先秦儒家伦理思想进行了理论概括和神学改造，形成了一套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以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说为理论基础的系统化、理论化的伦理思想体系。他认为道德是“天意”、“天志”的表现，他说“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从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出发，董仲舒把人性看成是人“受命于天”的资质，并明确指出人性包括“性”与“情”两个方面。他认为，性表现于外则为仁，可以产生善；“情”表现于外则为贪，可以产生恶。因此，必须以“性”控制“情”，“损其欲以辍其情以应天”。人性虽然体现了天，可以产生善的品质，但这只是就其可能性而言，只有接受“圣人”的道德教育，然后才可以为善。所以必须以道德教化的“堤防”，阻止“奸邪并出”。董仲舒继承了先秦时期孔子、孟子的义利观，提出“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的主张，强调义重于利。在志与功的关系上，他强调志，主张“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认为动机（志）不善就可以惩罚，不必等到酿成事实。
董仲舒所建立的伦理思想体系，反映了加强君权、巩固封建中央集权的客观需要，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体现在他的伦理思想中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却是束缚中国人民的四条极大的精神绳索，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历史观和社会政治思想 董仲舒认为，历史是按照赤黑白三统不断循环的。每一新王受命，必须根据赤黑白三统，改正朔，易服色，这叫新王必改制，但是“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封建社会的根本原则，是不能改变的。“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这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以后成为封建社会纲常名教万古不灭的僵死教条，起了阻碍社会发展的作用。
董仲舒生活的时代，土地兼并日趋严重，阶级矛盾日益剧烈。官僚、贵族、侯王凭借封建特权，对土地进行大规模的掠夺，种种违法逾制行为十分严重。针对这些情况，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兼并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汉书·食货志》）。他主张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节约民力，保证农时，使土地和劳动力有比较稳定的结合，以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巩固大一统的封建国家，这些建议和主张在当时有进步意义。
董仲舒把儒学神学化，为当时封建制度提供了主要的理论根据。因而被尊为群儒首，成为汉代和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理论家。
董仲舒所处的时期，是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上升的阶段。他的哲学思想适应了这一社会发展的需要，对社会的发展有积极意义;但随着封建地主阶级趋于保守，他的哲学 -神学理论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见彩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