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条 | 商代甲骨 |
释义 | Shangdai jiagu 商代甲骨(卷名:考古学) 主要指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晚期(公元前14~前11世纪)王室占卜记事用的龟甲和兽骨。以其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即称甲骨学。商王常用甲骨占卜吉凶,卜毕将所问之事或所得结果刻(或写)在其上,此即商代甲骨文,但出土甲骨更多是不刻文字者。因商代甲骨文不见于古代史书记载,所以学者间命名不一,又有龟卜文、契文、殷契、甲骨刻文、殷墟文字、贞卜文、殷墟卜辞等各种名称。商代甲骨的发现和研究对商代考古、历史及古文字学的研究均有重要意义。 发现简史 商朝灭亡,“失国霾卜”。商代甲骨即不为世人所知。1899年(清光绪己亥)秋,古文字学家王懿荣首先在所谓“龙骨”中发现带字的甲骨,并定名为商代卜骨,高价购藏,至1900年,他先后3批共购藏甲骨1500片。同时搜购甲骨者还有古文字学家王襄、刘鹗。其后的著名收藏家还有罗振玉等。罗氏自1907年开始购藏甲骨,至1928年先后收藏近3万片。一些外国人很早开始也搜求殷墟甲骨。早在1903年,美国人方法敛(1862~1914)和英国人库寿龄(1859~1922)就开始合购甲骨,英国人金璋(1854~1952)、 德国人维尔茨和卫礼贤(1873~1930)也自1908和1909年开始搜购甲骨,以上数人共得甲骨5000片左右。日本人搜集甲骨要早于罗振玉,如三井源右卫门一批即得3000片,林泰辅从1905年开始搜购甲骨,到1928年前后,日本各家共搜集甲骨15000片左右。加拿大人明义士(1885~1957)自1914年起在安阳坐地收购甲骨,小屯村中和村南的几批重要发现,都为明义士所得,至1926年他自称收藏逾5万片,其数居外国人之冠。以上国内各家所得和流散国外的甲骨共10万片左右。 1928~1937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开始有计划地发掘殷墟,先后进行15次。其中第1次至第9次共出土甲骨6389片,第12次至第15次共出土甲骨18405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殷墟发掘工作继续进行,先后在四盘磨、小屯、大司空村、苗圃北地和后冈等处出土商代甲骨。其中小屯南地1973年出土甲骨4000多片,内容丰富,地层关系明确,对于甲骨分期研究有重大学术价值。殷墟以外,1953、1954年在郑州商代遗址中还出土2片商代中期的有字甲骨。 自1899年发现殷墟甲骨至今,86年来已出土商代甲骨15万片以上,现分藏于中国大陆和台湾省及港澳地区。此外还流散到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苏联、联邦德国、瑞士、比利时、荷兰、瑞典等国家。 著录与研究 殷墟所出的甲骨有不少已著录出版。1903年刘鹗整理所藏部分甲骨,出版《铁云藏龟》,是为第一部著录甲骨的著作。刘氏所余甲骨曾先后著录于罗振玉《铁云藏龟之余》、姬佛陀《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商承祚《福氏所藏甲骨文字》和《殷契佚存》等书中;王襄所藏甲骨的一部分,著录于他所编《簠室殷契徵文》一书中;罗振玉所藏甲骨的一部分,先后收入他所编《殷虚书契》、《殷虚书契菁华》、《殷虚书契后编》等书中。外国人所得甲骨,早年有一部分以摹本出版,如库寿龄、白瑞华所编《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甲骨卜辞七集》等。明义士所得甲骨,一部分著录于《殷虚卜辞》书中;日本人所得甲骨,林泰辅以拓本纂为《龟甲兽骨文字》,郭沫若《卜辞通纂》也有著录。近年来,国外所藏甲骨不少墨拓出版,周鸿翔编有《美国所藏甲骨录》;日本贝塚茂树编有《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松丸道雄编有《东京大学东洋文库所藏甲骨文字》等;加拿大则出版了许进雄《明义士收藏甲骨》、《殷虚卜辞后编》、《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等;英国各家所藏甲骨也已墨拓并正在编纂出版中。 抗日战争期间和抗战胜利以后所出甲骨,主要著录于胡厚宣《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甲骨续存》等书中。 殷墟科学发掘所得甲骨中,第1~9次发掘所得收入董作宾《殷虚文字甲编》一书。第13~15次发掘所得收入董作宾《殷虚文字乙编》一书。而1973年小屯南地所得甲骨,则收入《小屯南地甲骨》一书。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一书,将1973年以前出土的甲骨进行选片、去重、弃伪、缀合,并选换拓本和墨拓未著录材料,精选出41956片编为13册,自1978年开始出版,至1982年已全部出齐,为甲骨学和商史研究提供了系统的资料。 在出土和流传过程中,不少完整甲骨破碎而分属于不同藏家,或见于不同的著录中。为了得到较为完整的资料,不少学者致力于残断甲骨的缀合复原工作。1917年王国维首先缀合了《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1.10与《殷虚书契后编》上8.14,发现了甲骨文所记上甲至示癸的世次与《史记·殷本纪》不合,从而纠正了《史记》所列个别商王世次的错误。其后郭沫若《卜辞通纂》、《殷契粹编》和董作宾《殷历谱》也做了许多缀合工作。甲骨缀合的专著有曾毅公《甲骨叕存》和《甲骨缀合编》,郭若愚、曾毅公、李学勤《殷虚文字缀合》等。张秉权的《殷虚文字丙编》集中缀合了《殷虚文字乙编》的材料, 屈万里《殷虚文字甲编考释》 则对《殷虚文字甲编》多有缀合,此外,有严一萍的《甲骨缀合新编》等。《甲骨文合集》一书从30多种甲骨著录中共缀合了1600余版。 关于甲骨的出土地点和年代,刘鹗在《铁云藏龟》序中首先明确指出甲骨文为 “殷人刀笔文字”, 罗振玉则在1908年考定甲骨出土地应为河南安阳“洹滨之小屯”村。 经罗振玉、王国维等深入研究, 甲骨被确定为晚商遗物,其出土地小屯即《史记·殷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所载的“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的晚商都城。以此为基础,才有从1928年开始的殷墟发掘。 孙诒让1904年完成的《契文举例》一书,是第一部甲骨文考释著作,他将《铁云藏龟》中的甲骨文与金文、石鼓文及《说文》中的古文相比较进行分析,共考释文字180多个。其后几十年来,对甲骨文字考释做出贡献的学者主要有罗振玉、王国维、唐兰、于省吾、郭沫若、董作宾、杨树达等。这些学者的考释方法基本是“由许书以上溯古金文,由古金文以上窥卜辞”。此外,还比较分析甲骨文字形的偏旁点划,然后通过音韵学、训诂学的手段,以求其音、义。郭沫若、于省吾在传统考释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民族学、世界史等方面的材料进行研究,屡有新获。经过学者们的努力,甲骨文4500多个单字,目前已辨识出2000字,但其中得到公认者仅有1000多个。其余不识者多为族名、地名或专名,知其义而不知其音。在上述成果的基础上,甲骨文篇章已可基本通读。考释文字的主要著作有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郭沫若《卜辞通纂考释》、《殷契粹编考释》、《甲骨文字研究》,唐兰《殷虚文字记》、《古文字学导论》,杨树达《耐林庼甲文说》、《积微居甲文说》,于省吾《双剑殷契骈枝》、《甲骨文字释林》等。 自1917年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利用甲骨文进行商史研究以后,继续者不乏其人。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甲骨文研究,开辟了中国史学研究的新天地。这方面的其他著作有胡厚宣的《甲骨学商史论丛》、董作宾的《殷历谱》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者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除继续对文字进行考释外,又对传统的甲骨文分期断代进行补充、修正,并开始探索新的分期断代标准。与此同时,利用甲骨文材料研究商代的社会性质、阶级结构及商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等,也取得了新的进展,从而使甲骨学研究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卜法与文例 商代统治者十分迷信,占卜活动频繁,几乎天天卜,事事卜,借以指导自己的行动。占卜内容基本是以时王为中心,就他所关心的问题,通过贞人向上帝、鬼神、先公先王等求疑问卜,以便预示吉凶,祈望得到护佑。有对祖先与自然神祇的祭祀与求告,有对风、雨、水及天象、农事、年成的关注,也有对同周围各方国战争的关注和商王关于田游、疾病、生育以及旬、夕、祸、福的占问等。 占卜所用的材料主要是龟腹甲(也有少量背甲)和牛胛骨。龟主要为南方产物,殷墟第13次发掘所得一版大龟长一尺二寸,产自马来半岛。牛胛骨则主要为当地所产。卜用甲骨,用前都需经过整治。在殷墟科学发掘前,曾在小屯村北朱姓地(即后来之E区)发现一坑数百只腹背完整之龟壳,此即存储龟料的场所。削锯龟甲时,先将腹背锯开,去掉腹甲外沿,再将其内刮磨平整。背甲则从中间剖开,再锯去首尾两端,呈鞋底形,此即“改制背甲”。经削锯处理的龟甲都要去掉鳞片并将正反面打磨平整;整治肩胛骨时则先要切去一部分骨臼,再切去突出之臼角和削平骨脊,最后将正、反面打磨光滑。锯削后的甲骨还要在背面施以凿、钻,但也有少量牛胛骨在正面施钻凿。凿为长槽状或枣核状。凿旁挖一个圆窠,即为钻。龟甲以中间千里路为界,左甲钻在凿右,右甲反之;牛胛骨左胛骨钻在凿右,右胛骨亦反之。 占卜时,用燃炽的木枝烧炙甲骨背面凿、钻处,因甲骨厚薄不匀,正面即出现“卜”字形之裂纹。其中钻处裂纹称兆枝,凿处裂纹称兆干,此即据以判断吉凶的“卜兆”。卜时所灼数不一,少则呈一、二兆,多则可达百余兆。龟甲兆枝左右相对。牛胛骨则兆枝朝向臼角缺口,即右胛骨兆枝向右,左胛骨兆枝向左。占卜以后,将所问事项刻记在甲骨之上。文字一般先刻竖划,后刻横划。首先在卜兆上方刻记占卜序数,即一、二、三、四……,称为“兆序”,最多有卜至20次以上者。兆旁还记“兆辞”,如不玄、不玄冥、一告、二告、三告、小告等。或记“吉辞”,如吉、大吉、弘吉等。或记“用辞”,如用、用、毋用、御等。吉辞、用辞以晚期甲骨为常见。最后刻卜问之事,故又称甲骨文为卜辞(见彩图)。一条完整卜辞,应包括叙辞、命辞、占辞、验辞等项。如《殷虚文字丙编》第247片: 甲申卜,儑,贞妇好娩傾。王占曰: 其佳丁娩,傾。其佳庚娩,弘吉。 三旬又一日甲寅娩,不傾,佳女。此辞之“甲申卜,儑”即叙辞,为贞卜日期及贞人名。“贞妇好娩傾”,为所问之事,称“命辞”或“贞辞”。“王占曰:其佳丁娩,傾。其佳庚娩,弘吉”,为商王亲自视兆占问以判断吉凶,称“占辞”。“三旬又一日甲寅娩,不傾,佳女”,为卜后31日,事情应验,记其结果而补刻,即“验辞”。在殷墟卜辞中,形式如此完整者极少,一般常省去占辞或验辞,也有只保留命辞者。在早期甲骨中,有时将刻文以硃砂或墨填涂,也有少数甲骨上的文字不是刻写,而是用“毛笔”朱书而成。 卜辞的分布有一定规律。一般说来,刻辞迎兆并与一定的卜兆有关。龟腹甲右侧卜兆向左,文字右行;左侧卜兆向右,文字左行;甲首及甲尾部分,或近甲桥边缘部分,卜辞由外向内行。背甲与之相同。商人占卜往往从正反两个方面问疑,反映在龟甲上则有位置相应的左右“对贞”。牛胛骨中右胛骨卜兆向右,卜辞左行;左胛骨卜兆向左,卜辞右行。只有上端近骨臼处的两条卜辞由中间读起,在左左行,在右右行。牛骨上的各条卜辞,或自下而上刻写,或自上而下刻写,其间往往有界划相隔。每一件事也反复对贞。但也有不同之卜交错排列,名为“相间刻辞”;有时甲骨正面的卜辞无处容纳,则转刻于背面,此即“正反相接”;有时反复卜问同一件事,但将内容基本相同的卜辞分刻于数版甲骨之上,只是各版卜序不同,这就是“卜辞同文”。 甲骨经占卜契刻之后,有的便有意识地存储起来,如1936年发掘的127号坑内共存放17000片甲骨;有的则散落,如出土于殷墟宫殿基址之上的零星甲骨即是;有的则被废弃,如一些习刻文字,如干支表、仿刻等。 分期与断代 对商代甲骨进行分期断代,是将甲骨学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必要条件。目前主要行用的是董作宾1933年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所提出的五期说:第一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廪辛、康丁;第四期:武乙、文丁;第五期:帝乙、帝辛。五期的划分,主要根据十项断代标准: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法;9.字形; 10.书体。十项标准中,最重要的是世系、称谓、贞人三项。世系是各王的位次。称谓是时王(即占卜时的王)对各位祖先的称呼(祖、父、兄、妣、母),据此可知时王与其祖先和其他亲属间的关系。贞人是代时王例行占卜的史官,与占卜问疑的时王为同时人。因此,世系是个纲,根据时王对先王的不同称谓,就可判断甲骨属于何时。时代已明的甲骨上出现的贞人,也当与时王同时。同一版甲骨上出现的不同贞人,由于他们的称谓系统基本一致,因此,某个贞人的时代一经确定,就可推而广之,从同版关系找出与这一贞人同时代的另外一些贞人。各代贞人的组合排出后,就可根据卜辞中出现的贞人来判定时代。甲骨卜辞一到五期都有贞人,尤以一、二、三期为常见。其他各项断代标准也有参考价值,但局限性比较大。如“坑位”,只有科学发掘才可能有确切的坑位和地层关系,对分期断代研究才有重要参考价值。另外,有些坑因地层关系不明或公布的资料不全,也会给研究带来困难。其他如方国、人物、文法、字体、书体等标准,都是从已判明时代的甲骨文中归纳出来的,只能做为分期断代的间接证据。不过,根据甲骨文不同时期的字形、书体的变化规律进行分期断代,往往也是很有效的。因为每一时期的甲骨文都有其独特的书体风格:第一期雄伟;第二期严整;第三期散乱、颓废;第四期峻峭粗放;第五期谨饬。此外,同一个字在不同时期中,字形也有变化,如较为常见的干支字,变化更为明显。因此,熟练掌握书体、字形的变化,对判断没有称谓或贞人的残辞或卜旬、卜夕卜辞的时代是很有意义的。 董氏断为三、四期的一些卜辞,有不少没有贞人,且字体、文例相近,难于分开。因此,胡厚宣在董氏“五期说”的基础上,将董氏的三期和四期合并而提出了“四期说”。 陈梦家在《殷虚卜辞综述》一书中,根据董氏的十项断代标准,提出了“九期”的划分法,即:第一期:武丁卜辞;第二期:祖庚卜辞;第三期:祖甲卜辞;第四期:廪辛卜辞;第五期:康丁卜辞;第六期:武乙卜辞;第七期:文丁卜辞;第八期:帝乙卜辞;第九期:帝辛卜辞。陈氏力图将每片甲骨都分在有关各王之下,但这在实践时是有困难的。因此,他在能分的时候,尽量采用九期分法。在不易细分时,则仍采用董氏的五期分法,甚至使用早期(武丁、祖庚、祖甲、廪辛)、中期(康丁、武乙、文丁)、晚期(帝乙、帝辛)这样的三期分法。 商代甲骨中的部分甲骨被董作宾称为“文武丁时代卜辞的谜”;陈梦家根据贞人名称称之为“组、子组、午组”卜辞,定为武丁晚期;胡厚宣则认为属盘庚、小辛、小乙时期;另有人认为属帝乙、帝辛时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发掘中,这类卜辞常与武丁时代的宾组卜辞同出,并且这类甲骨的坑位和共出陶器也都相当于殷墟文化早期,即武丁时期。“、子、午”组卜辞虽与武丁时常见的“宾组”卜辞不同,但称谓、人物、字体、文例等方面均有较密切的关系。经过近年的研究讨论,这类卜辞为武丁时期的意见已趋一致。与此同时,对董作宾划为武乙、文丁时代的卜辞也有学者提出质疑。有人主张把有贞人“历”及与之字体相近的卜辞称之为“历组”,并根据其称谓、人名、事类、文例与武丁、祖庚卜辞有些相近,定其为武丁晚期至祖庚时代物。但另有人不赞成称此类卜辞为“历组”,而名之为“武乙、文丁卜辞”,并根据这类卜辞的出土地层及坑位情况等,论证其与武丁卜辞不是同代之物。在1973年的殷墟发掘中,于小屯南地相当于大司空村三期的灰坑和地层中,出土了康丁、武乙、文丁卜辞,获得了准确的层位证据。武丁、祖庚卜辞与武乙、文丁卜辞所记事类也有区别:如武丁时常见的方,在武乙、文丁卜辞中根本不见;其他如字体风格、惯用语、文例等方面,与武丁、祖庚卜辞也有较大区别,具有较晚的特点。因此,两者的年代应有不同。这一问题的讨论目前仍在进行中。 主要内容 甲骨文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涉及商代社会各个领域,15万片甲骨文是中国目前最早的文献记录。《甲骨文合集》将甲骨文内容分为4大类、21项。即: (一)阶级和国家 1.奴隶和平民;2.奴隶主和贵族;3.官吏;4.军队、刑罚、监狱;5.战争;6.方域;7.贡纳。 (二)社会生产 8.农业;9.渔猎、畜牧;10.手工业;11.商业、交通。 (三)思想文化 12.天文历法;13.气象;14.建筑;15.疾病;16.生育;17.鬼神崇拜;18.祭祀;19.吉凶梦幻;20.卜法;21. 文字。 (四)其他 从甲骨文中有关商代阶级和国家的资料可知,商代的奴隶和平民由众、刍、羌、仆、奚、妾、僛等不同身份的人组成;奴隶主和贵族有先公先王和他们的配偶如高妣某、妣某、母某、妇某及其子子某、多子等;各级官吏则有臣、尹、史、犬、亚、马、射和侯、伯等;军队有师、旅等;刑罚有儨、刖、劓、伐、俢等;并设置了监狱“乹”。商王朝经常对外发动战争,征伐的方国主要有方、土方、夷方、下危、巴方、周、召方等,帝乙、帝辛时则以东南的夷方为主要敌国。不少方国部落对商王朝叛服无常,被征服后则称臣纳贡,甲骨文中常见氏(致)、来、入马牛羊象龟等记载。此外,商王朝还通过取、登、収等手段广为聚敛。 甲骨文中有关商代社会生产的内容很丰富。在农业方面,有许多裒田、耤田、田、作大田的记载,还见有商代的各种农作物名称如黍、稷、麦、来、稻等。商代统治者关心农业收成的丰歉,常有立黍、省黍、求年、告秋之卜,并关心风、雨、降暵对农业收成的影响。在畜牧业方面,马、牛、羊、鸡、犬、豕等都有记载,畜养量较大并有专门的畜厩。祭祀时常用大批牛羊,用羊曾多至158只,并曾准备一次用掉“千牛”。渔猎仍在社会生活中起一定的作用,猎物有鹿、麋、豕、象、虎、狐、鱼类和各种鸟类。狩猎方法有田、狩、逐、阱、射、侹、佸、隻等。面积广大的沁阳田猎区是商王田游的主要场所。甲骨文里还有关于贝、朋、珏和舟、车以至传递制度等商业交通方面的材料。 在甲骨文里,有关商代思想文化方面的内容也很丰富。天文历法方面,有月食、日食和鸟星、新星、新大星等材料,也有“十三月”、频大月等闰置材料和干支记日及每日不同时间阶段的“时称”等。在气象方面,有不少卜雨、卜风以及易日、云、雷、雹、雪、亽、虹等方面的记录。在医学方面,记录了不少头疾、牙疾、鼻疾、言疾、肘疾、足疾、肿疾等疾病,也有关于生育的记载并能准确推知预产期。商人还崇拜上帝、四方风神、日、东母、西母等神灵,也崇拜岳、河、丒、土等地祇和季、王亥、王恒等祖先神。 商代甲骨文多为占卜问疑的记录,但也有一些并非卜辞。这就是:①表谱刻辞,如干支表、祀谱、家谱等。②记事刻辞,如刻在腹甲的甲桥部分的“甲桥刻辞”;刻在背甲反面的“背甲刻辞”;刻在腹甲右尾部分的“右尾甲刻辞”;刻在牛胛骨骨面宽而薄一端下方的“骨面刻辞”;刻在牛胛骨骨臼部分的“骨臼刻辞”等。记事刻辞与占卜无关,主要记卜用甲骨的来源、贡入者、所贡数量、整治者和史官签名等。尽管甲骨文的内容比较丰富,但它毕竟是商王室占卜的遗物,所记内容主要是商王和大贵族的活动,在反映整个商代社会方面具有一定局限性。 科学价值 甲骨文在文字学和语言学的研究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是中国目前最早有系统的文字。甲骨文已是较为成熟的文字,其构成主要有象形、假借、形声三种。所谓象形字,就是按客观事物的形象描绘出的文字,并对其有约定俗成的语言称谓,如一望而知其为犬形,又呼此种动物为“犬”声。对于语言中一些难以描绘出来的字符,则借用一些已有的象形字当作代用的注音符号来记录,这就是假借,如本是锯子的象形,读为“我”,但可假借“我”音,作为代词的“我”字。所谓形声字,就是在假借字旁加上代表事物事类的形符,如假借字羽,本为毛羽之羽,发羽声,借用声为表示“翌日”之“翌”,加形符“日”后成为“”字,但仍发“羽”声。武丁时期,这3种类型的文字已基本存在,但形声字尚不发达,以象形字做音符的假借字还比较多。帝乙、帝辛时代,形声字才发展起来。今天的汉字,仍是以象形字为基础的形符文字,因此,甲骨文已具备了后代汉字结构的基本形式。甲骨文的文法也和现在的汉语语法基本一致。 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关商代的记载较少,甲骨文材料弥补了这一缺陷。研究甲骨文的学者们结合考古学、民族学的材料,努力恢复商代社会的面貌。甲骨文有关商代奴隶和奴隶主阶级的记载,反映了商代社会的阶级结构。众和羌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并有大批奴隶或俘虏被用作祭祀或埋葬时的“人牲”与“人殉”(见商代的人殉和人牲)。奴隶和平民经常逃亡,以反抗奴隶主的奴役和压榨,直至酿成“焚廪”暴动。商王自称“余一人”,通过对上帝的信仰,将王权神化,加强了奴隶主阶级的国家机器。商王朝建立了左、中、右三师的军队,并由内服和外服的各级官吏组成了庞大的官僚机构,设置了监狱,制定了严酷的刑罚。后世的“五刑”在甲骨文中已有滥觞。商王朝不仅加强了对奴隶反抗的镇压,还经常发动对外战争。自武丁起至文丁时代,主要用兵于北方和西北的各方国。帝乙、帝辛时代,则主要用兵于东南的夷方。通过对周围各方国部落的不断征伐,商王朝扩大了疆域和奴隶的来源。甲骨文里出现的许多方国名和地名,为研究商代地理和疆域提供了重要资料。有关鸟图腾的遗痕和亲族制度以及“非王卜辞”等甲骨刻辞,对研究商民族的起源和家族形态也很有意义。 甲骨文还为古代科技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少珍贵资料。商代的农业是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当时已经掌握了各种农作物的栽培方法。商代的畜牧业在社会生产中仍占有重要地位,而以养马业发展较快。商代的医学已达到较高水平,有关疾病的记载,表明当时的医学分类已基本具备今天的内、外、耳鼻喉、牙、泌尿、妇产、小儿、传染各科,而有关龋齿的记载,则是最早的这类记载之一。商代的历法是阴阳合历,武丁时因年终置闰而有“十三月”。祖庚、祖甲时有了“年中置闰”。商代以干支记日,并将一天划分为不同的时间阶段,创制了记时的“时称”。商人对气象的观测也很注意,关于风、云、雨、雪、雹、雷、虹的记载,证明商代气候较今日为暖,为古气象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此外,有关日食、月食和星象的记载,对研究商代的天文学和历法的定朔也很有价值。 甲骨文的研究成果对商代考古也很有意义。殷墟文化分期的相对年代,在参照甲骨分期研究的成果之后,得出了较为确切的序列。与此同时,不少遗迹、遗物的性质和年代的考证,如妇好墓的年代及妇好在历史上的活动、殷王陵祭祀场的推定、人殉与人祭、族墓地的研究及社祀遗址的考订等,都是结合甲骨文材料进行的。 今后研究的主要课题 商代甲骨文发现以来,其研究已取得了很大进展,但还有不少问题有待今后深入。在文字考释方面,虽然目前已经确认了1000多个单字,基本可以通读篇章,但仍有大部分单字未能识读。在分期断代研究方面,尽管“、子、午”3组卜辞为武丁时期的意见目前已渐趋一致,但具体为武丁的哪个阶段还有待探索;所谓“历组”卜辞的时代能否提前到武丁祖庚时期,尚需进一步讨论;至于“分组”说(亦即卜辞字体“两系”说)能否成立,也需深入研究;目前“非王卜辞”已为愈来愈多的学者所承认,但将殷墟甲骨中的“非王卜辞”全部与王室卜辞分开,并论述其特征和所反映的商代历史还需假以时日。在商史研究方面,很多问题仍存在争论,如有关商代社会性质,特别是商代处于奴隶社会的哪个阶段;对奴隶的身份,特别是“众”和“众人”的社会身份的认识;商代国家究竟是奴隶制专制的君主政体,还是方国联盟的城邦制等,都存在不同意见。此外,对商代的军事组织、家族形态、传说时代等的研究还刚开始。也有一些问题,如商代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商代的方国地理、文化史以及天文历法、祭祀制度、官制等,目前的研究仍很薄弱,还有不少问题尚无人涉及,因此还需要进行多方面的研究。 参考书目 胡厚宣:《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商务印书馆,1951。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 严一萍:《甲骨学》,艺文印书馆,1978。 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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