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文学(卷名：外国文学)
芬兰最早的口头文学是13世纪出现的传奇故事──圣歌《亨利主教之死》。16世纪时口头文学更为繁荣，民间产生了很多反映人们生活和劳动的歌谣。这些歌谣都用排句和抑扬格诗律，易学好记。据统计，流传下来的各种神话、传说有18万多篇，歌谣、谜语各 5万余首，这都是芬兰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
中世纪的芬兰文学和宗教联系很密切，进行创作活动的大多是神职人员，题材都和宗教活动有关。17世纪40年代，芬兰成立图尔库学院，开设诗学讲座，兴办印刷厂，逐渐改变了文学从属于宗教的状况。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流行体裁是抒情诗，作家除神职人员外，还有出身显贵和有机会受教育的中上层人士，他们都用拉丁文和瑞典文写作。18世纪的芬兰文学活动主要是收集、研究并出版歌谣和传说。
19世纪初期，杰出的民歌古诗搜集家和研究家埃利阿斯·兰罗特(1802～1884)在“星期六学会”和“芬兰文学社”的支持下，经过10多年的努力，于1835年将民间传说、神话和歌谣编成一部长达12，000行的民族史诗《卡勒瓦拉》（一译《英雄国》），兰罗特被称为“芬兰的荷马”。与兰罗特同时还有瑞典语作家约翰·路德维格·鲁内贝格(1804～1877)，他受到“星期六学会”爱国思潮的熏陶，又因当过乡村教员，创作了不少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诗篇。他的处女作《麋鹿猎者》(1832)描绘了农民淳朴的性格和高尚的品质。1846年他创作的《我们的国土》，是长诗《军旗手斯托尔的故事》中的一篇，诗中再现了1808至1809年俄国瑞典战争给芬兰带来的苦难，深沉悲壮而又慷慨激昂，1848年谱曲后，在群众中广为流传，芬兰独立后即被定为国歌。
扎卡里阿斯·托佩利乌斯(1818～1898)也是用瑞典文写作的诗人和作家，在鲁内贝格和“星期六学会”影响下，创作了大量富于浪漫主义和爱国精神的诗歌、短篇故事、小说和戏剧。他的代表作是历史小说《一个军医的身世》，通过两个家庭的经历，叙述18世纪瑞俄两国在芬兰领土上进行的三十年战争，这部作品至今在北欧文学中仍有影响。
19世纪中叶以斯内尔曼(1806～1881)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运动蓬勃开展，在创造芬兰民族文化、芬兰语文学和维护芬兰民族自尊心的口号推动下，芬兰文学进入了新的阶段。这个阶段以作家基维(1834～1872)的出现为标志。
基维出身于一个穷苦的裁缝家庭，他从切身经历中摄取题材进行创作，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是第一个用芬兰文写作的剧作家和小说家。他的处女作《库勒沃》(1864)取材于民族史诗《卡勒瓦拉》，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芬兰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悲剧。同年创作的《荒原上的鞋匠》是有名的讽刺喜剧。另一部喜剧《订婚》(1866)深刻地揭露了庄园主的荒淫无耻，真实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的贫困。基维是芬兰小说和戏剧的奠基人。
19世纪下半叶，芬兰民族觉醒运动继续深入发展，同时挪威的易卜生、俄国的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作品，英、法等国要求社会改革的思潮和达尔文主义相继传入芬兰。这一时期的作家比早期更关心社会生活，他们揭露社会矛盾，反映社会问题，特别是一些青年作家力主革新，猛烈评击社会弊端和教会保守势力。革新和保守的斗争在文艺领域中有所反映。走在斗争最前列的是女作家米娜·康特(1844～1897)，她公开宣布自己是“新时代”的人。她的代表作《穷人》深刻地揭示了穷人受苦、富人致富的根源，作者指出：要使穷人不生病，只有消灭贫富差别，使大家有工做，有饭吃。她的另一部作品《工人的妻子》表达了芬兰妇女对旧法制的反抗精神和提高女权的强烈愿望。
尤哈尼·阿霍(1861～1921)也是一位有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仅次于基维。他的早期作品《当父亲买灯的时候》和《铁路》，描绘了与现代文明隔绝的、自给自足的农村生活，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他的代表作有《牧师的女儿》(1885)和《海尔曼老爷》。前者描写强迫婚姻制度下的一个妇女对昔日情人的怀恋；后者是一部讽刺庄园主生活的中篇小说。阿霍的晚期作品受法国自然主义的影响，小说《牧师的妻子》便是一例。19世纪下半叶比较优秀的诗人有尤哈纳·亨利克·埃尔科(1849～1906)、卡尔洛·克拉姆苏(1855～1895)等，他们的诗作充满爱国主义情绪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埃尔科又是一个政治活动家，他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写了不少鼓舞工人斗争的诗篇，他的田园诗《在蔚蓝色的湖边》、《啊，假如你是我的心》，象民歌一样清新晓畅。克拉姆苏的诗充满叛逆精神，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和被压迫者的心声。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浪漫主义在芬兰文坛上曾风行一时，它的主要代表人物大多是一些爱国青年作家，他们或缅怀远祖的功绩，企图以此振奋国民的意志，或憧憬未来的国度，以寄托自己的理想。新浪漫主义当时虽不占主导地位，却给芬兰文学输入了外国文学的积极影响。新浪漫主义在诗歌方面的代表是基尔皮（1874～1939），他认为只有表现人物内心强烈的感情才能使人物具有真正价值。这种观点至今对芬兰文学创作仍有很大影响。另一代表是埃伊诺·雷诺(1878～1926)，他早期的作品受鲁内贝格的影响，但随后发表的叙事诗《降灵节的圣歌》却成了新浪漫主义的代表作。他的诗对死气沉沉的社会表示愤懑，对新时代、新人物寄予无限的希望，尤其在1905年芬兰工人大罢工期间写的诗歌，热情奔放，充满战斗激情。在雷诺短暂的一生里，留下诗集30部，戏剧20部，小说和短篇故事20部，被尊为芬兰的诗圣。新浪漫主义在小说方面的代表是林南科斯基(1869～1913)，他的作品取材于历史传说或神话故事，但又具有现实意义。代表作《火红的小花之歌》是一部强调伦理道德的训诲小说。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芬兰国内阶级矛盾空前尖锐，1917年芬兰宣布独立后不久，即爆发了国内战争。这些重大政治事件在文学创作中得到了反映。有些作家亲身参加了这些斗争，坚持现实主义方向;也有些作家彷徨苦闷，走向超自然的神秘主义，或发思古之幽情，或对现实持客观主义态度。20年代，诗人和文艺评论家帕沃莱宁(1903～1964)、女诗人瓦拉(1901～1944)等发起成立文学组织“火炬社”，主张门户开放，仿效欧洲流派。瓦拉最先采用自由体，不囿于古诗的格式和韵律。“火炬社”的成员在推动通俗诗歌的写作中起了一定作用，一些成员在30至40年代成了芬兰进步文艺组织“基拉社”的中坚分子。
这一时期，最著名的作家是西伦佩(1888～1964)，他的第一部巨著《赤贫》(1919)叙述1918年国内战争中一个佃农参加赤卫队被白军杀害的故事。另一部小说《少女西丽亚》的主人公是一个出身富室的少女，因家庭破产，父母双亡，沦为佣人，以致贫病交加而死。西伦佩还写了许多反映农村生活的短篇故事。他善于描绘大自然，借物抒情，以衬托主人公的心理，由于他在刻划农民形象、描绘农民与大自然的关系中表现出的精湛技巧，193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金。
此外，还有不少优秀作家以农村生活为题材进行创作，女作家塔尔维奥（1871～1957）的小说《黑屋的毁灭》暴露了地主阶级的腐朽生活，评击了宗教的虚伪。耶尔内费尔特(1861～1932)深受托尔斯泰的影响，在小说《大地的孩子》(1905)和《海莲娜》(1902)中反映农村土地占有制问题，通过丰富的细节描写，刻画了一些栩栩如生的佃农形象。
20世纪30至40年代，芬兰经历了世界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时国内法西斯势力抬头，但一些进步作家仍然坚持了反法西斯斗争。30年代成立的进步文学组织──“基拉社”，公开宣告它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并出版了刊物《四十年代》，发表过不少反法西斯主义的文章。潘蒂·韩培（1905～1955）写了许多短篇和长篇小说，反映20至30年代的工人运动，表达了对贫苦农民和伐木工人的同情，也表现了当时的反法西斯运动。他在30年代写的反战小说，曾被禁止出版。女作家埃尔维·西内尔沃的《苏南宁之诗》和《上山》都以30年代为背景，描写城市工人生活，反映人们的不满情绪。在此期间，还涌现出了象托伊沃·佩卡宁（1902～1955）这样的工人作家。他的小说《在工厂的阴影下》(1932)、《人民的春天》(1935)等都较真实地反映了工人的生活和要求。米卡·瓦尔塔里(1908～1979)也是这一时期较受欢迎的作家，他写了不少小说、诗歌、短篇故事和剧本，反映战后青年的出路等社会问题。他的代表作是历史小说《埃及人西奴海》，描写古埃及青年的爱情故事。40年代比较出名的女作家是阿伊拉·梅里卢奥托 (1924～ ) 和托薇·扬松(1914～ )，前者是诗人，她的诗歌以节奏欢快著称，其代表作是《玻璃画》(1946)；后者是童话故事和连环画作家，她的童话中的主人公“侏儒姆米”已为人所熟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了大量描写战争的文学作品。比较著名的有万伊诺·林纳（1920～ ）的《无名战士》、幽默讽刺作家胡奥维宁（1927～ ）的《和平之篇》、塔尔维（1920～ ）的《朋友与敌人》、 《我们生活在俄国阴影下》 以及帕沃·林塔拉(1930～ )的《孩童》。这些作品大多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历史现实，表达了芬兰人民捍卫民族独立的坚强意志，但也有不少作品宣扬战争恐怖，鼓吹和平主义，散布悲观失望情绪。
20世纪50至60年代，芬兰的诗歌、散文受到西方的影响，出现了现代派，在抒情诗方面尤为突出。其特点是不讲韵律、形式，不用标点、题目，逻辑混乱，内容晦涩，其代表人物为帕沃·哈维科(1931～ )。现代派在散文中影响不大，许多作家仍旧用现实主义方法进行创作。如万伊诺·林纳的三部曲《在北极星下》，以一小村庄为背景，描述芬兰历史上各个阶层对各种社会变革的态度，深受广大读者欢迎。林塔拉也是多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在60年代创作了不少反映芬兰近代史上重大事件的小说，如《我的祖母与元帅》(1960～1962)、《侦察中尉》。作家维约·梅里（1928～ ）的小说《一九一八年的事件》(1960)、《形势》(1962)和《一个晚上的故事》(1967)都反映了芬兰近代史上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电工出身的萨拉玛(1936～ )是60年代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以暴露社会阴暗面著称，小说《一个平凡的故事》(1961)、《仲夏节的舞会》(1964)都较受读者的欢迎。他在1972年发表的描写一个地下共产党员的小说《有所为必有所闻》获得1975年北欧理事会文学奖金。
参考书目
Raul Palmgren， Suuri Linja， Helsinki，1948.
V.A.Haila-Kanko Heikila， Suomalaisen Kirjallisuuden histora， Helsinki，1956.
Pekka Tarkka， Suomalaisia nykykirjalijoita， Helsinki，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