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1890～1969)(卷名：中国历史)
中国历史学家。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1890年7月3日（清光绪十六年五月十七）生于湖南长沙。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主张维新变法，兴办新政。父陈三立，光绪年间进士，晚清著名诗人。陈寅恪幼年在家塾读书时，即已开始接触西学。1902年随长兄、著名画家陈衡恪（师曾）赴日本求学，就读于东京巢鸭弘文学院高中，后因病回国入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起，负笈欧美，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社会经济部、美国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专攻比较语言学和佛学，共达十余年之久。1925年起，任国立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1929年，清华国学院停办，改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中文系、哲学系合聘教授，并曾兼任国立北京大学教职。1930年以后，又兼任国立中央研究院理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第一组（历史）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委员会委员等职。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清华大学离开北平，在长沙复课。不久，西南联大在云南成立，遂于次年到昆明任教。1939年被聘为英国牛津大学教授，这是该校首次聘请中国人为专职教授。1940年赴英履任，因战事阻滞，居留香港，在香港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及日军占领香港，遂于1942年7月返回桂林，执教于广西大学；次年9月到成都，仍以清华大学教授身分担任燕京大学教席。此时他的目疾已恶化，而牛津大学重申前聘，乃于1945年秋赴英国应聘，并借此机会访求名医治疗目疾，惜手术未能成功，于是辞去牛津大学教授职务经美洲回国。英国皇家科学院为表彰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授以英国皇家科学院外国籍院士称号。1946年10月重返清华园。1948年，北平面临解放，他应胡适之请，南下上海，又应岭南大学之聘，到广州就任该校历史系教授。1952年，全国高等院系调整后改任中山大学教授直至1969年10月7日逝世。在此期间，他还当选为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并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历史研究》编辑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他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培育出大批人才。其谨严的治学态度和待人坦诚的品格，深受中外学术界敬重。陈寅恪的研究范围甚广，他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特别是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语言学、敦煌学、中国古典文学以及史学方法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讲授的课程主要有《佛经翻译文学》、《梵文文法》、《两晋南北朝史》、《唐史》、《唐代乐府》、《唐诗证史》等。发表的学术论文近百篇，后经修订分别辑入《寒柳堂集》和《金明馆丛稿》（初编、二编）中。专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940)、《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941)、《元白诗笺证稿》(1950)、《柳如是别传》(1965)等。
陈寅恪以研究中国中古史的著述影响最大。他分析了东汉以后，中国社会上儒家大族与非儒家寒族在政治上形成两个不同的集团，其势力的升降为当时政治演变的基础，又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用宇文泰的“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的集团兴衰和分化，解释唐代近三百年间统治阶级的升降，论证充分，后来学者多所称道。此外，他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精细入微地考察了隋唐时期的主要制度，如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诸制，发其源而究其变，提出关于“关陇集团”的概念，为后学提示了一个宏观地把握西魏、北周、隋代至初唐历史发展基本线索的关键，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陈寅恪还认为，民族和文化问题是治中国中古史之最要关键。在这方面的论著中发挥了“有教无类”的观点，他以综合的方法研究民族融合，既着眼于社会政治，又强调文化的重要作用，为前人所未及。
他在《蒙古源流》一书中首先运用了西方汉学家的对音勘同的译名还原法，突破了这一领域中传统的证补和重修正史的老路，使中国蒙古史的研究从30年代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在突厥学方面，他摒弃了把突厥史作为隋唐史附属品的陈旧观念，肯定了“突厥在当时实为东亚之霸主”的地位。他以“外族盛衰之连环性”解释唐与突厥间力量的迅速消长变化以及霸权地位的急剧转化，表现出卓越的史识。
陈寅恪精通梵文和多种西域古代语言。在音韵训诂和佛典、史籍校勘上多所发明，而对佛教在中国古代文学和社会思想的影响这方面的论述亦甚多，他精辟地指出，佛教于中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教义皆经历了被中国固有文化吸收改造的过程。
陈寅恪是自敦煌文书发现之后，从理论上全面而又科学地对这一新学科进行概括的第一人。“敦煌学”这一名词，是他于1930年首先提出的，他指明了敦煌文物与敦煌学的重大意义。他还身体力行，钻研文书，并在史学研究中应用敦煌所得的新材料，发前人所未发，补史籍之缺载。
陈寅恪重视在学术研究中详细地占有可靠的史料，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他批判了史料学即史学的观点，力求通过考证来发掘历史事实及其内在联系，从而展示出事物发展的全过程，其成就较乾嘉诸学者更上一层。为了提高史料的可靠程度和开拓史料来源，他倡导诗文证史，为史学研究另辟新途径。尤其是从两种不同观察的记载进行比较、分析的方法，是治史方法上的一大突破。他所倡导的诗文证史包括两个方面：以诗文为史料，或补正史乘，或别备异说，或互相证发；以史释诗，通解诗意。《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便是他倡导诗文证史的集大成之作。使用比较方法是陈寅恪治史方法的又一个特色。他掌握多种语言文字，使他在同源异译的比较能突破前人。他能探讨造成异译、比附以至误解的因由，对分析两种文化的接触所产生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富有启发性的见解。
《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晚年的巨著，全书八十余万言，以钱谦益、柳如是的诗文为线索，考释明清之际士大夫阶层的精神风貌，其中涉及当时的重大政治事件，如钱谦益降清、郑成功复明以及党社斗争的情况。该书不但对古代诗文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同时又是他运用诗文证史较为系统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