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824)(卷名：教育)
中国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字退之，邓州南阳（今河南邓县）人，祖居昌黎，故又称昌黎先生。自幼丧亲， 3岁而孤，随伯兄度日。少年刻苦攻读，博览经史百家之书，25岁中进士。做过县令、刺史等地方官。也做过刑部、 兵部、 吏部的侍郎。韩愈为人刚正忠义，曾数黜下迁，境遇坎坷。他重视教育工作，一为四门博士，二任国子博士、一任国子祭酒，在整顿唐代中央教育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他对于地方教育也很热心，在潮州刺史任内曾捐薪创办“乡学”。他积极从事教育活动，凡经过他指教过的人，都自称“韩门弟子”，其中李翱、李汉、皇甫湜为最著名。他的著作由李汉编为《昌黎先生集》，朱熹撰《韩文考异》十卷。他的作品以诗文为多，其中《师说》、《进学解》、《子产不毁乡校颂》、《潮州请置乡校牒》等文都论及了教育问题。韩愈提倡的古文运动，形式上是文学体裁的改革，实质上是借古文以传古道。这不仅改变了魏晋以来的学风、文风，而且使载道于文学的《诗》、《书》、《易》、《春秋》等儒家经典成为教育的重要内容，“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成为作人的标准。这一切都影响着后期的封建教育。苏轼称赞韩愈说：“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其影响是深远的。
韩愈把教育的作用与性三品说联系在一起。他认为“性”是“道”的体现，并包含着仁、礼、信、义、智五常之教。和性紧密相关的是“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在他看来，“性”和“情”都是先天的，“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而且“性”和“情”都分为不同的三品。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对具有不同品级的性的人产生不同的影响， 对于“上焉而已矣”的上品之人，则“就学而愈明”;对于中品之人，则“可导而上下”；对于“恶焉而已矣”的下品之人，则只能用刑罚来制服，使其“畏威而寡罪”。所以他说：“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韩愈在这些观点中，隐藏着深刻的阶级不平等的思想。
在《进学解》一文中，可以看出韩愈关于学习方法的观点。他的“业精于勤，荒于嬉， 行成于思，毁于随”的名言，告诉人们，欲若使自己“业精”、“行成”，则必须在“勤”和“思”上下功夫，这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重要学习原则。至于怎样学习，他也有丰富的经验。首先，他要求遵循“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的学习方法，就是说，在学习时应提纲挈领，博约相济。其次，他要求有“沉浸郁，含英咀华”的治学态度，就如同品尝芳香味甘的佳肴美酒一样，去诵读经典著作、探索经典的真谛。不仅如此，他还要求有“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的勤奋精神，意即学习时，应该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力作不息。在教学方法方面，他也象先秦儒者一样，重视因材施教。他以工匠使用木材为例，说明教育者也要根据学生不同的情况使用不同的方法。
《师说》是韩愈关于教育的一篇论文。文章针对当时社会上轻视教师，难于从师的错误思想，阐明“从师”“为师”的重要性。
韩愈指出教师的任务有三：传道、授业、解惑。三者之间，道是师的灵魂，业是运载道的工具，师是道的传播者和业的解惑者。这种师、道、业、惑的见解是有见地的。韩愈认为，师生之间应以师为中心，以道和业为准绳，谁在道和业上有疑难，谁就应从师而学，谁先懂得道和业，谁就可以为人师。这种师道思想，大大降低了封建师道的尊严性和权威性，强调能者为师，打破了自汉以来的师法、家法的保守壁垒，是师道思想的新发展，远远超出了《学记》提出的教学相长的涵义。
韩愈在维护“儒道”方面有着重要的贡献。他的思想在其门人李翱发挥下，成为宋明“理学”的先驱，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