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教育(卷名：教育)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中国由长期的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的开始，也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起点。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到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失败为止的这段历史时期，在文化教育领域里，清政府继续推行以尊孔读经和八股文为主要内容的封建主义教育。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则利用不平等条约夺取到的种种特权，在中国设教堂，办学校，开医院，发行书刊，对中国进行文化教育侵略。
由于封建社会内部危机的加深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在地主阶级内部开始了改革派和顽固派之间的斗争。改革派是由一部分比较开明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组成。如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就是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人物。
改革派的教育主张 改革派主张抵抗外国侵略，反对妥协投降，批评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要求改革现状，主张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学习西洋的某些进步的技术，以达到强国御侮的目的。
改革派对当时学术界、教育界盛行的空谈心性，崇尚空疏的“宋学”和专事考据、脱离现实的“汉学”提出批评，提倡“经世致用”的新学风。他们主张研究古代学术典籍，应该联系当时的政治斗争。提出要本着重视实际和“经世致用”的精神研究外国的历史、地理，研究本国政治、经济情况。改革派极力反对顽固派那种对外国闭塞无知而盲目自大的保守主义立场。讥笑他们是“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主张必须研究和学习外国的长处，以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改革派又对八股取士的制度进行了揭露。他们认为这种文体控制了科举考试 500年，已到了穷途末路的境地，它标志着封建主义的传统教育已经日趋腐朽和反动。
由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加深和激化，1851年终于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太平天国对封建主义的文化教育给予了沉重的打击，并进行了教育改革的尝试。但最后以革命失败而告终止。
洋务派的教育 清政府在经过长期的农民战争的打击后，统治力量大为削弱。为了继续维持封建统治，它需要更多地依靠外国势力。因此，它们对外国侵略者采取了“坚持一心，曲全邻好”的卖国投降主义政策。至此，中国的封建统治集团和外国的侵略势力结成了反革命同盟。 并在中国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开始形成了两派──顽固派和洋务派。
洋务派以“自强”和“求富”为口号，推行了以拯救清朝封建统治为目的的“洋务运动”。他的代表人物有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教育是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是为洋务派的政治路线服务的。
洋务派最早创办的一所“ 洋学堂” 是京师同文馆。它是1862年在北京设立的。后陆续开设了上海广方言馆(1863)、广州同文馆(1864)、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设的机器学堂 (1865)、福州船政学堂 (1866)、天津水师学堂(1881)、上海电报学堂 (1882)、天津武备学堂 (1885)、广东水师学堂(1887)、湖北自强学堂(1893)、南京陆军学堂(1896)等学校。
洋务派兴办的新式学校主要有三种类型：①同文馆或广方言馆（外国语学校）；②武备、水师学堂（军事学校）；③机器、电讯学堂（技术学校）。洋务派举办的“洋学堂”，没有统一的学制，也没有形成学校系统，它的教学内容，除了四书、五经等封建主义的“旧学”外，主要是“西文”和“西艺”。
洋务教育的政治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这些学校的教学大权又往往是掌握在外国传教士、军官和技师的手里，所以这些学校的实质既是封建性的又是半殖民地性质的。
洋务派除举办“洋学堂”外，还办理留学教育，派遣学生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军事、技术和自然科学。1872年曾国藩、李鸿章接受容闳的倡议联名奏请清朝廷选派幼童赴美留学。奏折说：“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曾、李的奏折被清朝廷批准后，由容闳带领幼童赴美，这是中国近代派遣到外国去的第一批官费留学生。除了派学生留美外，洋务派还先后在1876年、1877年派遣学生到德、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学习陆军、海军和造船等科。
洋务教育的举办历时30多年。它走的是一条“借材异域”的道路，不可能学到真正的科学技术，再加上学校管理腐败，洋务教育的命运正如其他的洋务事业一样，成效甚微。但是，由于它在近代中国开设了第一批外语、科技学校、派遣了第一批留美、留欧学生，翻译了第一批科技书籍，培育了一批科技人才，在客观上使封建主义的教育出现了缝隙，给教育领域里带来了一些资本主义的事物。它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是有一定影响的。
在洋务运动期间，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继续扩大他们的文化教育侵略的地盘，从19世纪70年代后期起，外国传教士除了继续增设中小学校外，开始在中国创办教会大学，以培植符合他们需要的所谓“有势力的人物”。其目的就是要豢养一批买办洋奴式的知识分子，来代替中国的旧士大夫，便于他们对中国的侵略。
戊戌维新变法的教育 1898年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了一次变法图强的维新运动。领导这次维新变法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他们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是当时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为了传播他们的改良主义维新思想，培养维新变法干部，他们用向皇帝上书，组织学会，兴办学校，设立报馆，著书，翻译等办法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的情况和文化思想，企图以此向统治阶级上层和知识分子宣传维新富强的道理。但是维新变法思想的传播与封建顽固势力发生了尖锐的矛盾，通过报纸、奏折、书刊、学会和学堂的讲坛，维新派同顽固派、洋务派在政治、文化教育领域内展开的激烈论战，持续了几年。而在教育战线上主要是围绕着要不要变科举、废八股和提倡西学，举办学堂的问题上进行的。
顽固派坚持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维护中学，反对西学。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两派的基本态度是一致的。维新派则反对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他们认为它是为维护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服务的。这种考试制度培养和选拔出来的知识分子，实际都是一些“谬妄胡涂”的废物，“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隳坏志节于冥昧之中”(严复:《救亡决论》)。这种封建主义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的贫乏到了惊人的程度;往往“乡里子弟，读书十年……，而不能作一书札”，“通人学士，或有问一里之长果几许？无能答者”，甚至“一代名臣，而不知范仲淹为何人，曾入翰林，而问司马迁为何科前辈”（徐勤：《中国除害议》）。维新派对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十分痛恨，迫切要求废八股，并把它列为维新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
维新派认为要想使中国富强，只有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设立新式学堂，建立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社会政治学说。他们明确地宣称：“救亡之道当何如？曰：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则庶乎其有鸠耳。东海可以回流，吾言必不可易也”（严复：《救亡决论》）。他们把提倡西学作为救国的药方。
与此同时，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从康有为到谭嗣同，他们都设计了各种各样的发展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方案，把兴办新式学堂列为维新变法的重要内容。但是顽固派对此却是十分仇恨，他们攻击维新派兴办学校是散布“邪说”，“名为培才，实则丧才”，“且贻人心风俗无穷之忧”（宾凤阳等：《上王益吾院长书》）。这场在文化教育领域里的斗争，实质上是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科举与学校的斗争。这场论战，开始冲破了封建主义的思想壁垒，使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头脑初步清醒过来，重新认识世界。这场论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思想启蒙运动。
“百日维新”是维新变法运动的高峰，在“百日维新”期间，维新派积极“除旧布新”，推行新政，通过当时的光绪皇帝颁布了大批维新变法的诏令。除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改革外，属于文化教育方面的主要有：①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凡国家的会试，省级的乡试及府县的生童岁科(考秀才)，旧用的八股文，一律改试策论。各级考试仍定为三场，一试历史政治;二试时务，三试四书五经；以后一切考试，取士均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不凭楷法(写字)好坏为取舍标准。在规定的考试外，又开设考试经世致用学问的“经济特科”，选拔新政人才。②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将原设的官书局和译书局并入大学堂。大学堂在课程方面采取中西并重的方针，并把课程规定为普通学和专门学两类。京师大学堂的任务规定为：不仅是各省学堂的表率，而且还有统辖各省学堂的大权。③筹办高、中、小各级学堂。各地旧有的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和西学的学堂；省会的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府城的书院改为中等学堂，州县的书院改为小学堂。地方捐办的义学、社学，亦令中西兼习。奖励绅民兴学。中学应读之书由官书局颁发，民间祠庙不在祠典者，由地方官晓谕，一律改为学堂。 ④筹备设立铁路、矿务、农务、茶务、蚕桑、医学等专门学堂。⑤建立新的译书局，编译学堂，编译外国书籍。⑥改时务报为官办，鼓励自由创立报馆、学会。各省士民著作新书，创行新法，制成新器，合于实用的，均给奖赏，或量才授予实职。⑦派人出国游学。由各省督抚就学堂中挑选聪颖学生有志深造者，派赴日本游学。
从这些“诏书”、“上谕”中，可以看出在“百日维新”中无论是教育制度或是教育内容的改革，都具有资本主义色彩，是适应当时中国微弱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和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它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并对以后近代中国教育的改革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虽然变法失败后，除京师大学堂外，全部新法被顽固派所推翻；但新旧两派在斗争中产生的积极的思想影响却是深远的。
清朝政府的“改革教育” 至19世纪末，封建传统的教育远远不能适应当时社会变化的要求，清政府也被迫进行了一些改良，陆续对当时的书院和科举制度采取了若干改变措施。其改变的方法不外三种：①把原有的（见中国古代书院）加以整顿，增添新的课程。例如，加强对学生的考核、约束。除传统的中学外，增加格致、制造、算学、外国语等西学课程。②创设新式的书院。例如：1897年在杭州创设的求是中西书院，延请一西人为正教习教授各种西学，华教习二人副之，一授算学，一授西文。中西学兼习，学习期限为 5年。③改书院为新式学堂。即将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学堂。
清末科举制度从改革到废除，也可分为三个步骤:①对科举内容进行改革，例如：1901年第 2次明令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和废除武试。②对科举中额的递减。③对科举制度全部废除。清政府在1905年发布上谕：“著即自丙午科(1906)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清政府在1904年举行了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以后，就再没有举行过科举考试。从书馆的逐渐改为新式学堂，科举制度的明令废除，这标志着封建时代的旧教育制度在形式上基本结束。以“癸卯学制为标志的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服务的教育制度正式形成和确立。
清王朝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从1901年起，开始实行一些所谓“新政”。“改革教育”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清政府的《诏书》中说：“兴学育才，实为当今急务”。1902年，清政府公布了由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的一系列“学堂章程”，即《钦定学堂章程》（旧称“壬寅学制”）。但是，这个学制未及实行，清政府又在1903年命张百熙、荣庆、张之洞重加拟定，并于1904年1月公布， 即《奏定学堂章程》（旧称“癸卯学制”）。
“癸卯学制”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法令形式公布并在全国推行过的学校教育系统。为了从组织上保证“癸卯学制”的推行，清政府于1905～1906年间成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行政机关，管辖全国教育。清末各级教育行政机关系统如下：
中央学部的最高长官为尚书，其次则为左右侍郎。部内的组织，分为五司十二科，分掌本部事务及全国各项教育。此外，还设有视学官，轮流出京视察全国各省教育。
省设提学使司，专管全省教育事务，主管长官为提学使。提学使司下分设六课，分掌本司事务及全省各项教育。此外，另设省视学，承提学使的命令，巡视本省各府厅州县的学务。
府厅州县设立劝学所。劝学所的职权不仅掌管本府厅州县的教育行政，并有诱劝地方人士建立学堂推广教育的责任。每所设总董一人。每府厅州县划分若干学区，每学区由总董选举本区“热心教育”的士绅充任劝学员，负责推行本区的一切学务。
癸卯学制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兴办学堂事业的发展。由此，在20世纪初期，不仅国内学堂纷纷成立，知识分子人数急剧增加，而且，出国留学也成为一种风气。当时不但清王朝中央政府派出留学生，地方官僚军阀也派出留学生，不但有官费留学生，也有自费留学生。特别是科举停止后，出国留学就成为知识分子寻找政治出路、职业出路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更为重要的是当时不少知识分子痛感民族的危亡，愤恨清政府的腐败，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才离乡背井，飘洋过海。“东亚风云大陆沉，浮槎东渡起雄心。为求富国强兵策，强忍抛妻别子情”，这正是当时进步的知识分子出洋留学心情的真实写照。据统计，当时留学生的人数约在 2万人以上，仅日本一国，在1906年就有中国留学生 1.3万余人。
1905年学部成立后，就厘订了各项留学章程，规定了各项留学资格、管理、奖励等制度。此外还特别制定了《贵胄游学章程》，使清王朝的王公贵族及其子弟获得出国留学的特权。
清政府无论是兴办学堂或是派遣留学生，学习的无论是政治、军事或工程技术，目的依然是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封建专制政权。但是，相当一部分青年留学生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感受着民族危难的刺激和群众斗争的影响，思想上有了变化。在辛亥革命的准备时期，这些年轻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不少人都成了勇敢的革命闯将。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教育 在辛亥革命准备期间，在思想、教育领域里，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清政府推行的忠君、尊孔读经的反动教育进行了斗争，也对保皇派的保皇尊孔思想进行了批判。资产阶级革命派指斥孔学为“奴隶之学”，“伪学”，并严正宣称：“伪学不除，乾坤将无宁日”（《中国古代限抑君权之法》）。他们又以尖锐的笔触揭露了清王朝利用孔学统治学术界、教育界的真相。呼吁知识分子赶快从清王朝所设置的“髫龄入学，皓首穷经”，“困之以八股，试帖、楷折，俾之穷年矻矻，不暇为经世之学”（邹容：《革命军》）的圈套中跳出来。
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清政府及保皇派的尊孔读经逆流的痛击和批判，使当时的知识界和教育界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从孔孟之道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推动了民主革命的向前发展。但是，在民主革命未能取得胜利之前，教育权和学校仍掌握在封建统治阶级手里，而封建主义的专制教育和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对当时的教育界和知识分子的毒害是十分深重的。所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派积极开展各种教育活动，一方面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消除封建主义和奴化教育的思想毒素，教育人们奋起革命；另一方面创办革命学校，培养革命的骨干和人才。
1903年，孙中山亲自在日本东京练兵场附近创设革命军事学校，聘请日本军事学家及退役军人为留学生教授军事。入学者一律宣誓服从革命领袖，实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许多革命分子积极入校学习。青山军事学校成了革命派鼓吹革命，培养军事干部的生气勃勃的场所。
1902年，蔡元培、章炳麟（太炎）等人在上海创立中国教育会，由蔡元培任会长。中国教育会积极支持当时青年学生们反迫害的革命行动，还设立了爱国学社，接纳受迫害的学生入学。中国教育会还开设有爱国女学校，提倡男女教育平等，妇女独立。此外，为了组织革命力量，扩大革命影响，中国教育会还“派遣会员分赴江浙各省组织支部，兴办教育”。于是中国东南各省教育界、知识界兴学之风，盛极一时，都以“振兴学务为救国保种之惟一途径”，“学生之趋向激烈论者，所在多有”。它有力地推动了革命浪潮的发展。
1905年，光复会成员徐锡麟、陶成章在浙江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邀请女革命家秋瑾主持校务，设置国语、教育、伦理、图画、音乐等文化和教育课程。但特别重视军事体育(包括器械体操，兵式体操，夜行军，爬山，泅水等）。学堂还利用取得官府公文护照的合法条件，买来枪枝子弹，聘请革命党人担任教官，对学生进行比较严格的军事训练，有时则是真枪实弹的军事演习。大通师范学堂的学生大多数参加了当时的革命组织光复会。这些学生是徐锡麟、秋瑾准备武装起义计划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武汉向称“九省通衢”，革命党人的教育活动也很活跃。1904年革命党人成立武汉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名为研究学术，实则预谋革命。1906年革命党人又成立日知会，日知会本来是公开的群众阅报机关，以刘静庵为首的一些革命知识分子利用这个机关宣传革命思想。湖北地区由于革命党人工作的努力和深入，革命力量迅速壮大，在全国各地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蓬勃发展形势的鼓舞下，很快爆发了武昌起义，终于推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辛亥革命胜利后，取消清政府规定的“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废除癸卯学制，并在教育内容、方法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它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要求建立一个独立富强和文化教育发达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强烈愿望，这符合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
参考书目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