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关系的论争。春秋末至战国时期，“天人之辩”成为哲学争论的中心问题。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但也强调“畏天命”的必要。墨子重视人的“强力而为”，但又提出“天志”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老子指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提出人应当顺从自然。子思、孟子主张天人合一之说，认为人只要扩充“诚”的德性，就“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矣”（《礼记·中庸》）。庄子则主张“无以人灭天”，“牛马四足，是谓天；落（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以为一切人为都是对自然的损害。荀子认为“天”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提出要“明于天人之分”，主张“制天命而用之”。后天人关系一直成为哲学上长期争论问题之一。西汉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和天人合一思想体系。唐中期，“天人之辩”又出现高潮，柳宗元用元气来解释宇宙起源和宇宙的无限性，刘禹锡对天与人的职能作了区分，并提出“天与人交相胜”的观点。宋代理学家大都从物我合一论证天人合一。参见“天人合一”、“天人感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