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博物馆史(卷名：文物 博物馆)
history of Chinese museums
中国博物馆的历史同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文化教育的进步有着密切的关系，先秦时期，王室、宗庙、府库就已收藏文物珍品，秦汉以后文物收藏仍以皇室为主。宋至明清，除皇室收藏外，以官僚、士大夫为主的私人收藏也逐渐形成风气。19世纪中叶以后产生了近代意义的博物馆，取代了封建皇室和官僚、士大夫对文物的独家占有。但是在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博物馆事业不可能得到充分发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博物馆建设事业进入到一个空前的繁荣时期。
中国博物馆历史渊源 中国的文物收藏和保护源远流长。约在公元前21世纪，中国进入奴隶社会以后，某些物品已经受到特别的珍爱和保藏。商王室已有用于占卜的甲骨收藏，周王室则“多名器重宝”，设有专门收藏机构“守藏室”，并有“簿录”登记，宗庙、府库也收藏文物宝器。从秦汉直到清代，各朝宫室收藏的文物则数量大、精品多，而且受到封建法律的保护，擅入皇家收藏文物的宫室、宗庙、园陵及武库者要受到严厉惩处。
文物通常与图书典籍保存在一起。例如汉代的天禄、石渠、兰台就是有名的文物图书馆。宋代的秘阁、龙图阁、天章阁，除图书外，也藏有古画、墨迹或符瑞、宝玩之物。
文物的专门庋藏在封建社会的中、晚期已很普遍，如：隋灭陈后，得书画 800余卷，隋文帝建妙楷台、宝迹台，分别保藏法书和名画。宋元祐五年(1090)，宋哲宗在长安建“碑林”，存储汉魏以来碑石。宋宣和(1119～1125)年间，宫室文物激增至万余件，宋徽宗建保和殿、稽古阁、博古阁、尚古阁，专门存储古玉、印玺、法书、图画和各种鼎彝礼器。
以官僚、士大夫为主的私人文物收藏，汉代已见于文献，入宋后尤盛。他们的私藏，多秘不示人，专供个人赏玩。南朝时，宗室贵戚有的聚古器多达数十百种，有的专门起建古斋，保藏古物。宋代欧阳修收集三代以来金石铭刻一千卷，赵明诚搜罗求藏20年，所藏钟鼎彝器、石刻拓本、法书、名画、图书典籍等，装满其青州(今山东省益都县) 故地10余间房屋。清代私人收藏文物又有新的发展，涌现出一大批文物收藏家和鉴赏家，如阮元、孙星衍、钱大昕、毕沅、武亿、严可均、王昶、吴式芬、刘喜海、孙贻让、吴大澂、端方、潘祖荫、缪荃孙、叶昌炽、陈介祺、杨守敬、张廷济等。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遗存，表现了古代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量。文物的收藏、保护，为后来博物馆的产生准备了物质基础。但是，历代收藏，专重文物，对于自然科学物品，重视不够；并且文物长期以来仅为封建统治阶级所专有，其贮藏结构始终处于封闭的内向环境之中，不向社会开放，阻碍了公共博物馆的产生。
中国近代博物馆事业 1840年鸦片战争后，新兴资产阶级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主张“讲求西学”，发展资本主义文化教育。近代博物馆的产生，就是这一文化现象的反映。
近代早期博物馆 近代早期博物馆有两种不同的性质，一种是外国人在中国建立的；一种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
早期外国人在中国建立的博物馆大部分由教会主办，主要分布在中国沿海城市，类型上基本都是自然历史博物馆。1868年法国耶稣会士P．厄德(汉名韩德，又名韩伯禄 )在上海创办徐家汇博物院，藏品主要是中国长江中下游的动植物标本，1930年以后划归同属耶稣会的震旦大学，改名为震旦博物院。1874年英国人在上海建亚洲文会博物院(亦称上海自然历史博物院)，由英国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创办，藏品大部分为中国物品，也有东南亚地区的物品。主要藏品有鸟类、兽类、爬虫类等自然标本，另有部分古文物与美术品。1904年英国伦敦教会在天津建华北博物院，附属于新学书院，主要藏品为地质及矿物标本。同年英国浸礼会教士W．J．萨瑟兰(汉名怀恩光)建立济南广智院，藏品包括动植物、矿物、生理、天然、农产及古物等13类，展出实物标本上万件，通过展览，开展传教活动。20世纪初，外国还陆续在中国设立了一些博物馆。主要有：天津的北疆博物院(法国，1913)、台北的台湾总督府民政部殖产局附属纪念博物馆(日本，1915)、旅顺的关东都督府满蒙博物馆(日本，1916)和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美国，1919)等。
中国人创办博物馆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主要是为配合学习西方自然科学技术知识而设立的。1876年京师同文馆首先设博物馆。1877年后，上海格致书院建“铁嵌玻璃房”博物馆，陈列有英国科学博物馆及比利时等国捐赠的各种科学仪器、工业机械、生物标本、绘图照像、水陆交通、天文地理、枪炮弹药、服饰等样品或模型，以供学生观摩，并对外开放。20世纪初，清朝政府推行“新政”。实行“废科举、兴学堂、派留学”等改良措施，为博物馆的建设提供了社会环境。当时不仅地方人士倡议兴办博物馆，江苏、山东、陕西、湖南、广东等省地方官吏也奏请建立博物馆。于是1905年，清末甲午科状元张謇，为通州师范学校营建公共植物园。同年，在植物园基础上创建南通博物苑，张謇自任苑总理。南通博物苑是中国人办的最早最有特色的近代意义的博物馆，其建筑按博物馆功能要求进行设计，适宜藏品的收藏、陈列，藏品分天然、历史、美术三部分，是一所合自然、历史与艺术为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它有一套较为完整的规章制度，既体现了西方博物馆的科学性，又符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博物馆内还包含植物园、动物园，并兼作公园，使中国的园囿传统与博物馆的职能结合在一起。
近代博物馆的发展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新的变化，资产阶级文化教育事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中国博物馆事业也出现了新的特点：①博物馆被纳入国家的社会教育体系，初步确立了国家对博物馆的管理体制；②建立国家博物馆，封建皇宫及皇室珍藏公开向社会开放；③制定文物博物馆法令、规章，博物馆收藏与陈列水平明显提高；④职业意识增强，建立了全国性博物馆团体，加强了博物馆学术研究；⑤博物馆数量显著增加，类型趋向多样化。
1912年 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规定以民主共和为教育宗旨，推行教育改革，其中包括中央教育部设社会教育司，筹办各省的社会教育等内容。在社会教育中，单立一科专门负责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动植物园及搜集文物等工作。同年 8月鲁迅任该科科长。
中央教育部首先决定在北京建立历史博物馆，并于1912年7月9日在国子监旧址设筹备处，胡玉缙为筹备处主任，接收太学器皿等文物为最初的馆藏。鲁迅亲自规划筹备工作，并将自己珍存的古物赠送该馆，这是中国近代建立的第一个国立博物馆。
1914年，内政部接收奉天 (今辽宁沈阳)、热河(今河北承德 )两地清廷行宫的文物古玩，运到北京故宫武英殿、文华殿等处，成立古物陈列所，治格为所长。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帝王宫苑和皇室收藏辟设的博物馆，首开皇宫社会化先例。1915年在南京明故宫旧址，成立了南京古物保存所，陈列明故宫遗物。
1915年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民主、科学的观念深入人心，推动了博物馆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教育、科学博物馆的数量显著增多。继交通大学成立北京铁道管理学院博物馆(1913)之后，北京卫生陈列所(1915)、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地质陈列馆(1916)、保定教育博物院(1916)、江西省立教育博物馆、天津博物院筹备处(1918)、山西教育图书博物馆(1919)、教育部教育博物馆(1920)、岭南大学博物馆(1923)、江西省立科学博物馆、京兆通俗教育馆(1925)、湖南地质矿产陈列馆、两广地质调查所地质矿产陈列馆(1927)等相继成立或筹备。
这期间博物馆的水平也有了相当的提高，如1914年内务部制订的古物陈列章程17条与“办事细则”，对博物馆的机构设置、人员分工、文物陈列及库房保管程序都有明确详尽的规定，加强了博物馆工作规范化程度。同时，博物馆技术水平也在迅速提高，如北京铁道管理学院博物馆所制各种大桥涵洞模型，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大奖章，国立历史博物馆获美国费城博览会特别大奖奖状，这就推动了皇家宫苑的进一步开放。
北京故宫是明清两代24个皇帝居住 500多年的皇宫，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以后，故宫的一部分辟为古物陈列所。1918年 7月，国立历史博物馆迁至故宫前部端门至午门一带。1924年10月，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提出修改“清室优待条件”，迫使已退位的清帝溥仪出宫，同时成立“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宫内物品。1925年9月善后委员会通过“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组成临时董事会，推选李煜瀛为理事长。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并对外开放，北京城内，“万人空巷，咸欲乘此国庆佳节，以一窥此数千年神秘之蕴藏”。
1927年 9月，中国国民党改组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制度采用大学院制，博物馆也多由大学院领导。大学院组织法规定，大学院设院长、大学委员会、秘书处、教育行政处，并设劳动大学、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观象台等。1928年 6月大学院拟定“施政大纲”，其中包括调查全国博物馆状况、整理现有博物馆、制订博物馆条例、筹设博物院以及培养需用人才等任务。1928年冬取消大学院又改称教育部，博物馆事业仍属社会教育司管辖。
在1927～1937年的10年中，各地陆续建立了一批省、市博物馆，主要有：1927年筹设的 河南省博物馆(次年改为民族博物院 )，它广泛收集历史文物、民俗文物和各类自然标本，先后开辟安阳殷墟出土器物、新郑出土周代青铜器、洛阳古物、服饰民俗、动植物标本等陈列室，是中原地区最重要的博物馆；1928年兰州市立博物馆成立，这是中国西北地区第一个博物馆；同年，南京市历史博物馆成立，年末与图书馆、体育场合并为南京市立第一公园图书博物体育馆管理处；1929年 2月广州市立博物馆成立，分古物、纪念、民俗、自然四部；同年10月，四川北碚成立峡区博物馆；11月在杭州西湖博览会基础上筹备成立浙江省西湖博物馆。以后成立的还有中国西部科学院博物馆、天津美术馆(1930)、广西省博物馆 (1934) 等。市立上海博物馆于1934年12月奠基，1935年馆舍落成，1937年 1月正式开馆。
这个时期，社会各界还建立了一些各具特色的博物馆，如北平天然博物院(1929)、国立北平研究院中南海艺术陈列所、静生生物调查所通俗博物馆(1931)、青岛水族馆(1932)、北京国剧陈列馆、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南京地质矿产陈列馆、南京国民党史陈列馆(1935)及金宝善、董守义筹建的卫生体育博物馆、林惠祥筹建的厦门人类博物馆(1934)等。
由于博物馆经费的增加，博物馆事业有了较快发展。1936年全国博物馆总数达77所，是1928年的7.7倍。1936年全国博物馆连同具有博物馆性质的美术馆、古物保存所共 231所，是1928年的13.6倍。
这个时期博物馆的业务活动也进一步活跃。主要表现是：①藏品征集工作受到重视，藏品数量激增，如北平历史博物馆原有藏品 57127件，到1932年入藏文物已达215177件；②展览活动增多，努力扩大观众数量，如北平古物陈列所的稀世珍品随时改换，普通展品“或旬月一换或逢令节纪念等日减价期间，分别选择更易”;③增强与外国博物馆的联系，参加国际展览活动，如1935年11月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河南博物馆等机构的文物精品1022件参加了伦敦中国国际展览会；④编印出版馆刊，如《历史博物馆丛刊》(1926)、《故宫周刊》(1929)、《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美术丛刊》(1931)、《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馆刊》(1933)、《河南省博物馆馆刊》(1936)。此外，还出版了有关博物馆学研究的文集，如陈端志编著的《博物馆学通论》等。1935年 9月在北京成立中国博物馆协会，以研究博物馆学术，发展博物馆事业，促进博物馆之间的互助，并编印出版了《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两月一期)。
这一时期博物馆事业的另一个特点是，开始筹设综合性的大型国家博物馆，如1933年 4月成立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傅斯年为筹备处主任，分设自然、人文、工艺三馆，分别由翁文灏、李济、周仁负责筹建工作。1936年成立理事会，蔡元培为理事长。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的博物馆 1937～1949年，由于日本侵华战争和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博物馆事业遭到很大破坏和损失。
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党政府为了保护文物，采取了一些应变措施，将部分重要博物馆迁往内地。1933年1 月，南京行政院密令北平文化学术机构所存文物妥为转移，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颐和园陈列馆等处文物精品分批南迁，不久又分三路西迁四川。南京地质矿产陈列馆也撤至重庆北碚。但大部分博物馆因变起仓卒而陷入日伪政权之下。在日伪统治下的华北、华东、华中及华南地区的博物馆，一部分遭到破坏，成为日本侵略军的军事驻地，如天津广智馆驻进日本宪兵队，南通博物苑变为日军的马厩等；另一部分则由伪政权接管。在此期间，国民党统治区、日伪统治区及伪“满洲国”，出于各自的需要，分别新建了为数不多的博物馆。其中有:国民党统治区建立的甘肃省科学教育馆(1939)、四川省博物馆(1941)、四川地质调查所陈列馆(1942)、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1943)；日本在青岛建立山东产业馆(1938)、在山西建立太原博物馆、在武汉建立伪省立古物陈列所；伪“满洲国”开办了热河宝物馆(1935，承德)、国立博物馆(1935，沈阳)、国立中央博物馆(1939，长春)、民俗博物馆(1940，长春)、南岭动植物园(1940，长春)。
1945年 8月，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召开“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决定社会教育机构复员四原则，内迁的国立社教机构大部分迁回原址，抗战时期部办社教机构具有地方性者，留设原地。根据这一精神，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陆续复员。同时，教育部和各地有关机构对日伪地区的博物馆进行了接收。日本在台湾设立的博物馆，也回到祖国怀抱。但是不久国民党政府全面发动内战，国民经济、文化教育进一步受到破坏，博物馆事业再次陷入困境，有的博物馆文物藏品被掠夺，有的经费无着，被迫关闭，勉强支撑局面的，也处于停顿或半停顿状态。到1948年初，国民党统治区的博物馆只剩下10余所，1948年冬，国民党政府决定将故宫博物院、河南省博物馆存留南京的文物精品，以及中央博物院的重要文物一起运往台湾。
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领导开展的文物收藏、陈列工作，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教育事业的一部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博物馆事业的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博物馆工作发轫于土地革命时期。1933年夏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决定建立革命博物馆，并在中央政府所在地设筹备处，但残酷的战争环境使这项工作未能实现。1940年 7月，成吉思汗纪念堂和蒙古文化陈列馆在延安杨家湾落成开放。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批准在延安附近建立博物馆。同年 8月，由延安地质学会筹建的边区地质陈列馆在文化沟成立，收集陈列边区主要的岩石矿物及其他标本。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筹设历史博物馆案。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公学等学校也设立陈列馆或陈列室，延安八路军抗属子弟学校的师生自己动手也办起了展示自然科学知识的“小博物馆”。但是，这些博物馆都属草创，还比较简单。
抗日时期解放区博物馆工作的另一种形式是，利用民众教育馆开展社会教育。举办各种类型的展览会是抗日时期博物馆工作的突出特点。这一形式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各解放区也被广泛的采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博物馆事业 1949年10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重视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博物馆事业，使博物馆成为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
对旧型博物馆的接管改造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改变了旧中国博物馆隶属教育部的管理体制，在文化部内设立了文物事业管理局，作为专门管理全国文物与博物馆事业的行政机构，并立即开始对旧中国留下的博物馆进行接管和改革。当时，旧中国留下的博物馆共有24个，其中包括各地的公立博物馆和外国人在中国办的博物馆。各级人民政府在接管各地公立博物馆的同时，也接管了外国人在中国办的博物馆，如1949年接收了日本办的山东产业馆、青岛水族馆和旅顺东方历史文化馆，1950年苏联政府也将原哈尔滨工业大学科学研究所移交中国，改名“松江省科学博物馆”，1951年接收法国办的北疆博物院，筹建天津市人民科学馆 (1952年改名天津自然博物馆 )，1952年接收日本办的大连资源馆，改名为东北资源馆，同年 6月根据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长的请求，上海市文化局接收亚洲文会博物馆，10月山东省文化局接管济南广智院，改组为山东省博物馆筹备处，同年，上海市文化局与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共同接收震旦博物院。
在接收旧有博物馆的过程中，同时对这些博物馆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1951年10月27日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发布《对地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明确提出“博物馆事业的总任务是进行革命的爱国主义教育，通过博物馆使人民大众正确认识历史，认识自然，热爱祖国，提高政治觉悟与生产热情”，并且进一步强调，“博物馆事业仍应以改造原有的为主，仅在个别有条件地区，得筹建新的博物馆”。根据这一精神，有步骤地慎重地开展了博物馆改造工作。主要是：①确定博物馆性质，明确办馆方向；②改造陈列内容，清除缺乏历史、科学与艺术价值的封建性、殖民地性糟粕，坚持推倒反映封建、买办及帝国主义思想的陈列展览，提出以思想性、科学性、艺术性为衡量陈列质量水平的标准，并按照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举办新的陈列展览；③对原有藏品进行清理，建立科学保管制度。到1952年基本上完成了对旧有博物馆的整顿改造，从此博物馆发生了质的变化，开始走上社会主义轨道。
博物馆事业的曲折发展 50年代是中国博物馆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建立了一批省级地志博物馆与一批纪念性博物馆，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博物馆事业的基础。
地志博物馆是学习苏联博物馆经验在 50 年代初开始创建的。它又称综合性博物馆，以当地的“自然资源”(包括地理、民族、生物、资源等)、“历史发展” (包括革命史)、“民主建设”(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成绩 )等三部分为博物馆的主要内容。1954年文化部确定山东省博物馆为试点，进行地志博物馆筹备工作。在全国博物馆支援下，1956年 1月山东省博物馆完成包括“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历史发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三部分内容的地志性基本陈列，成为全国第一个地志博物馆。1956年 5月在济南召开全国地志博物馆经验交流会，推广山东地志博物馆经验，各省陆续筹建这种类型的博物馆共计31所。
这期间，纪念性博物馆也有很大发展。1950年初国家决定建立革命博物馆筹备处，同时提出“各大行政区或省市如条件具备时，亦可筹设地方革命博物馆，或在原有博物馆内筹设革命文物陈列室。此后，延安革命纪念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遵义会议纪念馆、瑞金革命纪念馆、西柏坡纪念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上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旧址纪念馆等陆续筹备或成立，并成立了一批人物纪念博物馆，如上海鲁迅纪念馆(1950)、杜甫草堂纪念馆(1953)、徐悲鸿纪念馆(1954)、李大钊故居纪念馆(1957)等。到1957年纪念性博物馆达到23所。
随着各种类型博物馆的增长，博物馆的业务活动繁荣发展。陈列展览数量多，形式多样。一些博物馆举办流动展览，把陈列送到群众中去。藏品征集工作也普遍受到重视，馆藏显著增加。一些博物馆还开展了“博物馆之友”活动与科研咨询工作。
为了总结这一时期博物馆建设的经验，1956年 4月、1957年 4月分别召开了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和全国纪念性博物馆工作座谈会。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第一次明确地阐述了博物馆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提出博物馆的基本性质是“科学研究机关”、“文化教育机关”、“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存以及自然标本的收藏所”；博物馆的基本任务是“为科学研究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全国纪念性博物馆工作座谈会提出，纪念性博物馆一定要搞好原状陈列，决不能追求规模、气魄，或者把纪念馆与专门历史博物馆混淆起来；要本着勤俭的方针，发展小型多样、丰富多彩的纪念馆和革命纪念馆。这两次会议，对博物馆建设有很大指导作用，推动了博物馆事业的前进，到1957年仅文化部门领导的博物馆即达72个，除去个别的地区，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了博物馆，在布局和类型等方面朝着更为合理的方向发展。博物馆藏品总数已达 350多万件，年观众达到1200万人次。
1958年 9月17日毛泽东在视察安徽省博物馆时指出：“一个省的主要城市都应该有这样的博物馆，人民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的力量是一件很要紧的事。”此后，全国各地掀起了建立博物馆的热潮。先在北京开始兴建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北京自然博物馆等大型专业博物馆。它们的基本陈列代表了国家水平，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50年代后期，全国还建立起一批地区、县、市级的中小型博物馆和各具特色的专门性博物馆，如西安半坡博物馆、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南阳汉画馆、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等。这使旧中国博物馆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变。但是，博物馆事业也出现了一些失误，如在发展上，急于求成，盲目冒进，夸大主观意志，提出三、五年内全国达到“县县有博物馆，社社有展览室”的口号，轻率地发动群众运动突击办馆；同时，由于片面强调反对资产阶级“正规化”、“现代化”，主张博物馆“密切配合中心任务”、“厚今薄古”、“古为今用”，致使博物馆业务工作配合政治运动过多，削弱了博物馆收藏、研究的职能，打乱了正常的业务工作秩序，影响了博物馆的基础建设。
为了纠正1958年以来的错误倾向，从1961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对博物馆工作进行了调整。首先关闭、合并了一大批水平极低的博物馆，其中全国文化系统的博物馆就由1959年底的 480所调整到 200所左右；此外调整博物馆内部关系，整顿机构，精简人员，对藏品进行清理、分类、定级，对陈列进行修改，加强文物保护工作和干部培训工作。从此，中国博物馆事业又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使博物馆事业刚刚出现的良好局面又受到挫折。大部分博物馆的基本陈列被拆撤，多数博物馆被迫关闭。许多地方博物馆甚至机构被撤销、裁并，建筑设施改作他用。到1969年博物馆已减少到 171所。
1970年国务院正式批准恢复博物馆工作，决定筹办出土文物的大型展览。1971年 5月，故宫博物院重新开放。同年8月，组织出土文物赴英、法等国展出。1973年国家文物局成立，各地博物馆陆续恢复，重新开展了基本陈列的研究工作和藏品保管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文化大革命”对博物馆造成的损失。
1979年以来博物馆事业的主要成就 从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977年 8月，国家文物局召开全国文博图工作学大庆座谈会，强调博物馆的恢复整顿，健全各种规章制度，消除“文化大革命”在博物馆工作中造成的混乱。同年10月，召开博物馆文物保管工作座谈会，分析了“文化大革命”对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的影响，交流了文物保护工作的经验，制订了《博物馆藏品保管试行办法》，拟订了《博物馆一级藏品鉴选标准》。到1978年全国大多数博物馆完成了一级藏品编目工作，藏品库房管理水平得到初步改进。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博物馆事业加快了拨乱反正的步伐。1979年5 月，在合肥召开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博物馆工作座谈会，着重讨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博物馆工作的特点和任务。会议提出，要采取有效措施把博物馆工作着重点转移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上来，要集中力量加强基本陈列和科学研究，并把征集、保管、群众教育等方面工作带动起来，把博物馆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接着颁发了《省、市、自治区博物馆工作条例》，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以及藏品、陈列、科学研究、群众教育、干部队伍建设作出了规定，推动了博物馆工作的健康发展。
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博物馆事业不仅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① 博物馆在数量、类型和布局上均有了较大变化。1987年全国博物馆已有近千所(其中文化系统博物馆827所，地质性质博物馆70余所 )。在博物馆类型上，除社会历史类博物馆仍占主导外，民俗、民族、科技、自然历史、园囿、遗址及露天性博物馆都有发展，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得到进一步强调，如临潼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北京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南通纺织博物馆、黄石市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博物馆、天津戏剧博物馆、延边龙井县朝鲜族民俗博物馆、自贡市恐龙博物馆、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等。博物馆的布局也有很大改观，县级博物馆，中、小城市博物馆发展较快。江西、江苏、广东、陕西等省已基本上实现了市市有博物馆。煤炭、纺织、邮电、地质等部门还建立了一批专门性博物馆。上海等地私人收藏和举办展览的活动也开始兴起，有的还以“博物馆”的名义出现。
② 陈列水平有了新的提高。1979年以后博物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基本陈列进行了认真修改或较大补充，并且清理了艺术设计上的形式主义影响，陈列的内容和表现形式都有较大改进，初步形成了一支由高级、中级和初级职称人员组成的，包括陈列内容研究、艺术设计、制作、施工、宣传教育等多工种、多层次的陈列工作队伍，建立了以基本陈列为主，包括各种陈列形式的陈列体系，积累了一定的陈列经验。1979年至1986年仅文化系统博物馆就举办各种陈列和展览 19038个，观众4.1亿多人次，在宣传爱国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以及普及科学知识、配合学校教学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③ 藏品保管工作。收藏积累了一大批珍贵文物标本。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主要自然科学类博物馆的标本约 100余万件，珍藏着中国特有的植物、动物、矿物及化石标本。全国文化系统馆藏文物 678万件(1986)，其中一级藏品 6万余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与科学价值。征集范围不断扩大，1986年比1979年增加藏品95万件。藏品的管理和防护也在逐步改进，安全防范技术设备有所加强，藏品管理的计算机检索系统，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已经进行了初步探索。同时，加强了藏品管理的法规建设。1982年11月19日，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1985年 1月，文化部、公安部颁行《博物馆安全保卫工作规定》，1986年 6月文化部制定《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1987年 2月，文化部颁发《文物藏品定级标准》等。这些法规促进了博物馆藏品管理水平的提高。1987年 5月2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打击盗掘和走私文物活动的通告》，对于改进和加强博物馆藏品工作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④ 加强人才培养，促进学术研究。1983年1月文物局召开文博干部培训工作调查座谈会，对博物馆专业人员和管理干部的培训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并先后成立扬州、泰安等培训中心，举办保管、陈列、管理等内容的学习班，分批分期轮训博物馆馆长和专业人员。各地也因地制宜开展了培训教育。同时，文物局及有关省、市还委托高等学校开办文物博物馆专修科，通过国家成人教育考试，选送博物馆在职人员到高等学校学习2年。从1983年到1986年，通过多种办学形式，培训博物馆业务人员和管理干部 1.5万余人次。
为培养新的专业人才，高等学校增设了博物馆专业教育。1980年教育部批准南开大学设立博物馆学专业。这是“文化大革命”后高等学校最早设立的培养博物馆专门人才的专业。上海大学、杭州大学、复旦大学、河南大学、吉林大学等也先后开设博物馆学专业。1984年教育部又批准建立培养博物馆高级人才的学位制度，招收博物馆学硕士研究生。1989年春，复旦大学又成立了文博学院，设有历史、文博、文物保护 3个系。
博物馆学、文物标本科学保护技术以及博物馆相关专业学科的研究工作日趋活跃，并取得了一批科研成果。同时还建立、开展了学会活动。1980年11月，成立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1982年 3月，成立中国博物馆学会。这是中国博物馆界群众性的学术团体。学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博物馆学的研究和学术活动，提高博物馆的业务和学术水平，开展国际间博物馆学术交流活动，增进同国外博物馆工作者的联系。学会成立后陆续建立陈列艺术专业委员会、社会教育专业委员会、保管专业委员会、地质博物馆专业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和馆刊编辑委员会。1983年成立国际博物馆协会中国委员会，并加入国际博物馆协会，先后派代表出席国际博物馆协会第十三届、十四届大会，参加了亚洲太平洋地区博物馆委员会的学术活动，促进了与各国博物馆工作者的了解和友谊。一些省、市也建立地方性博物馆学会，开展博物馆研究和业务培训活动。几年来编写、出版了《中国博物馆学概论》等专著，使中国博物馆学理论研究有了较大的进步。
⑤ 增进了对外友好交流。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中国的博物馆与各国博物馆加强了交流活动。先后在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加拿大、意大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澳大利亚等国家举办中国文物展览，受到各国政府和人民的欢迎。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博物馆事业开始走上适合国情、讲求实效、稳定发展、改革开放的新阶段。博物馆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整个博物馆事业的现状，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博物馆布局和结构还不尽合理，类型比较简单的状况变化不大。博物馆现代化水平和社会化程度不高。特别是文物藏品的管理、保护问题较多。今后，从中国地域辽阔、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出发，坚持重点发展，讲求实效、稳步前进的原则，争取在20世纪末形成一个门类多样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博物馆网，并且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展，加强博物馆自身现代化，不断更新和扩大服务内容，提高社会效益，以博物馆特有的优势，对广大观众表现出更大的吸引力。
参考书目
傅振伦：《博物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北京，1957。
文化部文物局主编：《中国博物馆学概论》，文物出版社，北京，1985。
包遵彭：《中国博物馆史》，台湾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台北，1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