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作物害虫防治(卷名：农业)
control of crop insect pests in ancient China
中国古代农业害虫种类繁多，尤以蝗虫、螟虫和粘虫为害最烈。春秋战国时期，虫害同水、旱、风雾雹霜、厲（通癘，即灾疫）并列为国家“五害”之一，并在政府中设官掌管治虫。当时已知飞蝗的若虫和成虫之间的区别及其相互关系。《礼记·月令》多处谈及气候异常会引起蝗、螟灾害，说明汉以前对害虫发生的条件已有所认识。至于历史上创造的各种害虫防治方法，则一直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上进行植物保护的主要手段，其中有的至今沿用，且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早期的简易方法及其发展 人工扑杀，包括扑打、捕捉、烧杀和饵诱等，是最原始、简易的防治方法。《吕氏春秋·不屈》中有人工扑打害虫的较早记载：“蝗、螟，农夫得而杀之。”汉平帝时曾对捕得蝗虫者以石（即斗）受钱。唐开元四年 (716)采用开沟和火烧相结合的方法治蝗，收到了“捕蝗百万余石”的效果。宋景祐元年(1034)采用掘取蝗卵的方法除蝗；清代周焘《敬筹除蝻灭种疏》认为捕成虫不如捕若虫，捕若虫不如掘蝗卵；李秘园《捕蝗记》认为一天之中要抓住蝗虫“三不飞”，即早晨沾露不飞、中午交配不飞、日暮群聚不飞的时机进行扑打最有效等，说明已知根据害虫的发生规律和生活习性进行防治（图 1）。为了提高捕杀效率，清代还创造了专治稻苞虫的竹制虫梳和专治粘虫的滑车等，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华北有的地区仍在沿用。光诱和烧杀的方法，在周幽王时已有采用。用饵诱方法除虫的记载，首见于汉代崔寔《四民月令》，书中提到用包过或插过炙脯的草把，插置瓜田四角以诱治虫蚁。
农业防治法的产生和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除人工扑杀防治害虫外，还创造了农业防治方法。即有意识地通过农业栽培技术措施，以加强或创造有利于作物生长发育、不利于虫害繁殖的环境条件，从而达到避免或抑制虫害的目的。
《吕氏春秋·任地》指出，精耕可以起到除草和消灭害虫的作用，并认为得时的麻不怕蝗害，得时的大豆和麦不生虫，强调了适时栽植的防虫作用。宋代以后对于除草与防虫的关系，认识更加明确，《陈旉农书》明确提到桑田除草的目的之一是防虫。明末《沈氏农书》更进一步认识到杂草是害虫越冬和生息的场所，强调了冬季铲除草根的除虫作用。通过选育抗虫作物和抗虫品种防治虫害，北魏《齐民要术》中已见记载。该书收录了86个粟的品种中有14个系“免虫”品种。南宋董煟《救荒活民书》引北宋吴遵路的经验，根据蝗虫不食豆苗的特性，提倡广种豌豆以避免蝗害。后来许多治蝗专书都有类似记载，并指出除豌豆外，还有绿豆、豇豆、芝麻、薯蓣，以及桑、菱等10多种蝗虫不食的作物。明清时期，轮作制度被列为害虫防治的重要手段之一。《农政全书》指出，种棉两年，翻稻一年，则虫螟不生，超过三年不轮种则生虫害。《沈氏农书》认为种芋年年换新地则不生虫害。清代蒲松龄《农桑经》主张豆地宜间种麻子，认为麻能避虫。
生物防治方法的产生和发展 古人对昆虫的天敌早有观察。《诗经·小雅》载有名叫蜾赢的细腰蜂经常衔负螟蛉的幼虫，南北朝时陶宏景《名医别录》指出这是一种寄生现象。《尔雅·释鸟》注意到鹩剖苇、啄木鸟捉虫的习性。《南方草木状》说岭南一带柑农常到市场连窠买蚁防治柑橘虫害，是世界上以虫治虫的最早记载。
隋、唐、宋、元时期，进一步认识到保护青蛙在害虫防治中的重要作用，并采取了严禁捕蛙等措施。(图2)。
关于保护益鸟，《礼记·月令》已载有不准在早春时节探巢取卵、捕杀雏鸟的禁令。汉隐帝乾祐年间，鉴于鹆鸟能吞食蝗虫，曾敕令禁捕。据晋代黄义仲《十三州记》记载，上虞地方因雁能为民田食虫除草，对违禁捕捉者处以刑罚。此后，明代利用家鸭防治稻田蟛蜞和蝗蝻等的为害，也是古代人民的一种创造。
药物防治和其他方法 中国古代用于防治害虫的药物种类范围颇广:植物性的有嘉草、莽草、牡蘜等;动物性的有蜃灰、蚕矢、鱼腥水等；矿物性的有食盐、硫磺、石灰、砒霜等。施用方法也多种多样，包括混入种子收藏、拌同种子种植、浸水或煮汁洒喷、点燃熏烟、直接塞入或涂抹虫蛀孔等。
此外，古代还有许多通过收获物处理和种子预措以防虫害的方法，如汉代王充《论衡》提到麦种，必须烈日晒干然后收藏；《农政全书》提到棉子用腊雪水浸可以防蛀；《豳风广义》和《农圃便览》等提到用沸水和雪水冷热交替浸种可以防病防虫等。
防治经验的总结 中国古代由于蝗害居一切虫害之首，历代政府不仅在防治技术上采取了多种措施，而且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形成了治蝗的法规。宋代颁布的“熙宁诏”和“淳熙敕”，可说是世界上最早的治虫法规;董煟《救荒活民书》记载的“捕蝗法”可说是世界上最早的捕蝗手册；金代泰和八年（1208）绘制的“捕蝗图”则是世界上最早的捕蝗宣传画。在治虫规律的探索方面，明代徐光启曾根据历史统计和实地调查，基本划定了中国的蝗区，提出了从生态上消灭蝗虫滋生基地的正确主张。清代史茂认为治蝗工作应该“未发塞其源，既萌绝其类，方炽杀其势，是故生长必有其地，蠕动必有其时，驱除必有其人，扑灭必有其器，经画必有其方”，对传统治蝗经验作了很好的概括，至今仍有参考意义。
参考书目
邹树文：《中国昆虫学史》，科学出版社，北京，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