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学(卷名：中国文学)
远古至秦统一前的全部文学。“先秦”一词，最早见于汉代。《汉书·河间献王传》:“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这里的“先秦”，即汉人心目中的“前秦”，包括秦王朝在内。至后人论学所谓“先秦诸子”，才开始将“先秦”的范围转移到秦以前，主要是指春秋末期至战国的一段时间。今人更将这一概念扩展成为泛指秦代以前。
远古口头文学 远在上万年之前，中国人的祖先已经在开发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至珠江流域。通过劳动实践，他们改造了自然界的面貌，促进了自身的进化，发展了思维，产生了语言，同时也创造着人类的精神文明。根据考古学上的发现，距今五、六千年的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中，就有按照实用和美的原则制造的石器工具和陶器用品，本身就是颇为精美的造型艺术品，上面的人面、鱼、鹿、鸟、蛙等图象和人面、壁虎、鹰隼等雕塑，反映出当时人们的审美趣味。音乐方面，传说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大体上可以判断，当时美术、音乐等艺术已逐渐同生产分离而走向独立。与之密切相关的语言艺术──文学，也同时产生。“昔伏羲氏因时兴利，教民田渔，天下归之，时则有网罟之歌；神农继之，教民食谷，时则有丰年之咏”（夏侯玄《辨乐论》）。这些关于远古时代歌谣创作的记载，不会全无根据。
石器时代生产力与知识水平低下，在变幻莫测的大自然面前，人们感到无能为力，对它产生了神秘感，形成对自然神的信仰。原始人群演进为氏族公社后，又产生了祖先神的观念。神的信念在人们的意识中占着支配地位。对神的崇拜，就出现了宗教；对神赞美、祈祷所唱的韵语，是原始歌谣的一种形态；把自然力神化，并借助想象企图解说它、征服它、支配它，就产生了神话；以歌舞等仪式来“沟通”人与神的联系的巫祝，也就是原始的文艺家。因此，原始文学与神的观念以及宗教活动是密切相关的。那时，祀神、祭天、大战前后、大猎、大耕种、大收成之际，必有歌舞。这是一种鼓舞人心、激励感情的艺术手段。从而形成了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吕氏春秋·古乐》所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就是一例。再如《卿云歌》，虽然带有后人加工的色彩，但它的基本精神还是表现原始人对日月光明的崇拜与赞美。这些都是在群众性的、激动人心的场合，以载歌载舞形式演唱的。
在阶级社会形成以前，人与自然的矛盾特别突出。基于人们对自然幼稚的理解，便有“十日并出”、“十日代出”、“日中有金乌”、“日休止于扶桑”等神话，表现了原始人类对酷暑、太阳运行等自然现象的认识。对自然恩赐的感激与喜悦，就表现为“丰年之咏”、“葛天氏之乐”。至于自然界给人们带来的灾难以及人们为消除灾难所进行的斗争，更是成了原始文学的主要内容:女娲补天、羿射十日、大禹治水、精卫填海等神话故事，伊耆氏的《蜡辞》(《礼记·郊特牲》)和《弹歌》（《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都属此类。原始文学中也有以社会矛盾为表现主题的，如黄帝战蚩尤、舜逐三苗、共工怒触不周山等，反映了氏族部落间的激烈战争。这些神话传说，可能产生在原始社会的后期。
远古时代基本上还没有文字，原始文学只能是口头文学，在群众中广泛流传，不断充实，不断提高。从《山海经》、《淮南子》、《楚辞》等后世著作所记载的有关内容看，古代神话原本是十分丰富多采的。到了文字记录的时候，可能受到史官求实精神与孔子为首的儒家“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观点的影响，往往被当作史实来加以修改、删削，甚至曲解，使其本来面目显得比较模糊。
奴隶社会文学 夏禹传帝位于其子启，显示着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转化。奴隶社会在上升时期，和一切新的社会制度一样，推动了人类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到了商、西周，出现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尤其文字的日趋进步和广泛使用，对文学的影响至大。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殷周的青铜器铭文、《周易》繇辞以至《尚书》，反映了书面语言由句而章、由章而篇的形成过程。《盘庚》多记言，《顾命》中不少叙事，是现存较早的散文完篇。
诗歌的兴盛，是周代文学的主要成就。周代金文中已多用韵之文。《周易》中约三分之一为韵语，多采录与效仿民间歌谣，记叙了世情风俗。《诗经》中产生时间比较早的反映周民族发展史的诗篇《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其中虽带有若干神话色彩，但基本上记述了周民族由母系为中心而至父系为中心，由游牧为主而至农业为主，由穴居而至室居，由定居于周而至统治天下的发展过程。周初的统治者鉴于商朝覆灭的历史教训，意识到光靠天命、神权不足以巩固统治，提出还要“敬德”（《尚书·召诰》）、“保民”（《尚书·康诰》）。周史诗的作者，通过对祖宗丰功伟绩的歌颂，说明人君德行修养的重要，以之警戒后代子孙，反映了周初统治者的思想转变。《诗经》中的《豳风》，为周初民歌，其中有记述劳苦者不得温饱的《七月》，久征者日夜思归的《东山》，还有带寓言性质的禽言诗《鸱鸮》等，反映现实深刻，叙事抒情皆富于艺术性。从西周后期开始，奴隶主统治阶级日趋腐化衰败，奴隶们的反抗斗争也日趋激烈，奴隶社会开始走向没落。这时期产生的一些诗歌，如《诗经》中的《伐檀》、《硕鼠》、《鸨羽》、《正月》、《十月之交》等作品，从不同角度揭露了统治者的腐朽黑暗，喊出了下层吏民不平之声。还有大量被指为“淫奔”之辞的爱情诗，摆脱了宗教式的歌功颂德和平铺直叙的记事，言志抒情，句式章法生动活泼。
封建社会初期文学 春秋末年，铁器和牛耕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地主经济逐渐发展起来，社会向封建制度转化。士作为知识分子阶层而兴起，是奴隶主贵族统治衰败后文化下移的产物，他们中涌现了不少政治家和思想家，代表着不同的阶级、阶层、集团，主张各异，互相辩难，至战国时期形成了一个学术文化繁荣的百家争鸣的局面。汉儒在总结这时期的学术思想时，把他们划分为儒、墨、道、法、农、阴阳、名、纵横、杂、小说等不同学派。他们现存的主要著作有《论语》、《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这些政治家、思想家，有的同时也是当时主要的散文家。他们在争鸣中，把论说文从简短的语录推进到对话式的论辩，再进而为专题性的论文，并且很重视语言技巧的研究，除了逻辑性日益严密外，还大量运用比喻、排比、映衬、夸张等修辞手法。特别是战国中期孟轲、庄周、韩非等人都善用寓言说理，增强了文章的形象性与感染力。有的篇章甚至把寓言扩展成篇，近似于后代的小说。而荀况又采用了民间歌谣的形式写成了《成相篇》。从他的赋篇中，可以看到体物之赋、敷陈之赋，乃至说理之赋的原始面貌。
诸子散文之外，还有历史著作，或以年为序，或以国为别。历史家们旨在总结各个国家成败之理，对历史事件作某种评价，但也对散文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春秋》还只是简略的大事记。到《左传》、《国语》，就有了具体的情节、逼真的对话，有了人物的音容笑貌，形象地展现了历史画面。到《战国策》，则更多地作人物个性描写，常以夸张的笔法、巧妙的情节，写出人物的神态。这些历史散文著作，开创了真实性与形象性相结合的史笔传统，为后代散文创作积累了重要的经验，也为小说、戏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
诗歌方面，《诗经》之后 200多年间，民歌创作并未停滞，但由于社会动荡，无人去采集和整理。而在上层社会里，赋诗基本代替了作诗。《诗经》成了政治、伦理、生活的教科书，被广泛地流传应用着，并由此而引起对《诗经》的评价和研究。孔、孟、荀诸子的诗论，实际上开始了对文学的性质、目的、社会作用的研究，可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开端。
中国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的出现，打破了寂寞已久的诗坛。他是列国纷争、秦楚争霸、变法改革的潮流与腐朽的楚国贵族集团矛盾激化的产儿。他作为一个年轻有为的政治家，出现在怀王时代的楚国朝廷中，但后来壅君信谄、奸邪嫉妒，使他决心实现的“美政”理想破灭了，并因而被疏远、流放。清白好修的品格、九死不悔的坚强意志，支持着他在逆境中写下了可与日月争光的诗篇。
楚国早就存在与中原不同的诗歌──楚歌，或称南音。屈原长期沉浸在楚国文化之中，又受过《诗经》及齐鲁诸国文化的影响。他以楚民族的语言、音乐、舞蹈为基础，汲取了江汉淮泗间的文化精萃，完成了由四言诗体到骚体的变革。他以惊人的才华与创造力写出文学史上第一篇富于崇高理想和政治激情的长篇抒情诗《离骚》与组诗《九歌》等，大大地提高了诗歌的表现力，开创了与《诗经》的写实精神相辉映的富于浪漫气息的新诗派。屈原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都学习屈原的从容辞令。他们“好辞而以赋见称”（《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把配乐的歌辞演化为脱离音乐、“不歌而诵”的文学体裁──赋。他们虽“终莫敢直谏”，在思想、勇气方面不能同屈原相提并论，但从宋玉现存的作品来看，较善于铺陈描绘，对文学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故后世多“屈宋”并称。
先秦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先秦文学不仅是中国文学的开端，而且是中国文学的基石。《诗经》、《楚辞》是公认的古代诗歌写实和浪漫两类创作方法、艺术风格的源头，“风骚”的传统影响深远、衣被百代。
从散文方面说。这一时期作品的思想深刻丰富，有个性而又各成体系。尤其儒、道二家，后代作家几乎无不受到他们的影响。春秋战国社会大变革时期的作者，尽管思想观点是那样分歧对立，但有两点大致相同：一是敢于正视当时的社会现实，以治世为出发点。正如《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二是对“民”十分重视，或言邦本，或称神主，甚至提出民贵君轻主张，诸子多以为民请命的姿态上下游说。这两种精神，成为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后世许多杰出的作家，总是关注着国运民生，与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
这一时期作品的形式风格多样。诗分风、骚，文有史、论。《论语》警策，《墨子》谨严、《孟子》雄畅，《庄子》恣肆，《荀子》淳厚，《韩非子》犀利，《春秋》隐约，《左传》富艳，《战国策》夸饰，都可资后人借鉴。后世各种文体也大多被认为导源于先秦。正如刘勰所说：“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文心雕龙·宗经》）
先秦的文化，到了后期，各家出现了由对立转向融合的趋向。从齐稷下学官到秦吕不韦门下，都集中了上千的文士门客，相互琢磨切磋，相互吸收。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后，社会的大变革基本告一段落，百家争鸣结束，文学的行程也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参考书目 高亨：《文史述林》，中华书局，北京，1980。
胡念贻：《先秦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