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文学(卷名：外国文学)
意大利文学的开端，可以追溯到中古时期。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的覆灭，标志着西欧奴隶制度的瓦解和封建制度的兴起。各蛮族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许多国家，相继开始了封建化的过程。8世纪末，意大利完成了向封建主阶级所有制的转变。10世纪，逐渐形成了许多人口稠密、经济繁荣的城市。
同这一发展过程相适应，从帝国时代拉丁语中分化出来的通俗拉丁语，逐渐向意大利民族语言演变。7世纪，“俗语”即古意大利文初步形成。12世纪上半叶，出现了用意大利文写的最早的诗歌。
在意大利历史上，基督教起着特殊的作用。它不仅作为封建主巩固统治的政治工具和精神支柱，而且垄断了封建社会的文化。宗教文学在意大利中古文学中占有重要位置。宗教文学最初多是用拉丁文写成的圣徒传、祈祷文、宗教故事和在宗教仪式中演唱的圣歌。随后兴起的宗教异端运动和城市市民的斗争，在宗教文学中得到了反映。圣芳济谷（1182～1226）的《太阳兄弟的赞歌》（约1225）号召万物共同赞美上帝，感情真挚，语言朴素简练。雅科波内·达·托迪（约1230～1306）的《赞歌》宣扬基督的受难，斥责教会的腐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生活和人民的情绪。中世纪的民间文学和城市文学常常受到宗教文学的影响。
意大利具有悠久、丰富的民间文学的传统，劳动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创作了口头文学，在民间众口相传。法国英雄史诗、传说的传入，促进了意大利民间文学的发展。在教会的敌视下，民间文学的作品只有很小一部分流传下来，其中如13世纪前半叶西西里鬻歌诗人丘洛·德·阿尔卡莫的《芬芳的鲜玫瑰》，以生动活泼的语言，反映了人民群众热爱生活的思想情绪。中世纪后期，产生了一些反映城市政治生活的民间诗歌。中世纪宗教文学、城市文学和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成就，都同民间文学有一定的联系。
意大利最早的文人诗歌，是13世纪前半叶西西里王和神圣罗马皇帝腓特烈二世宫廷的西西里诗派的抒情诗。这一诗派继承普罗旺斯诗歌的传统，以爱情为主题，使用提炼过的典雅化的西西里方言，运用繁难复杂的格律，作品大多缺乏真实的感情，但对意大利文学用语的形成，起了相当的作用，因而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这个诗派最著名的诗人是贾科米诺·普利艾塞和雅科波·达·连蒂尼，后者相传是十四行诗体的开创者。西西里王国于1268年为法国安茹伯爵查理所夺后，意大利文学中心北移到托斯卡纳。
以新的社会经济关系为基础的城市公社的出现，促进了城市世俗文学的发展。在经济、文化发达和政治斗争活跃的托斯卡纳地区，出现了以“托斯卡纳诗派”和“温柔的新体”诗派为标志的诗歌繁荣。前者的代表诗人圭托内·达雷佐（约1235～1294），后者的代表诗人圭多·圭尼泽利（约1235～1276）和圭多·卡瓦尔坎蒂（约1255～1300），继承了普罗旺斯诗歌和“西西里诗派”的传统，还没有摆脱中古文学的神秘色彩，但在爱情诗中抒发城市市民对世俗生活的兴趣和追求社会平等的意识，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方面都达到了中世纪抒情诗歌的高峰。
记事散文、科学文艺著作、教谕作品和市民故事，在中世纪城市文学中流行。布鲁内托·拉蒂尼（约1220～约1294）的《宝库》（1260～1266）是意大利第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反映城市公社对科学、文化的重视。佚名作者的《古代故事百篇》歌颂市民的聪明机智，具有鲜明的反封建、反教会的特点。马可·波罗 (1254～1324) 的游记是欧洲第一部介绍中国和东方文明的散文作品，产生了深远的世界影响。
意大利中世纪城市文学表达了城市公社市民的思想、情绪和要求，最早萌发了人文主义思想的因素，艺术上具有现实主义的倾向。城市文学是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先兆。
13世纪末14世纪初，资本主义的最初萌芽，已经在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出现。14世纪，佛罗伦萨成为欧洲最大的工商业与金融中心。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摆脱阻碍它发展的封建生产关系、宗教信条和中世纪意识形态的枷锁，宣传以“人”为本，重视现世生活，提倡个性解放，崇尚理性和知识的人文主义思想。重新发现的古希腊、罗马文化推动了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以经济繁荣为基础，在人文主义思想指导下产生的文艺复兴运动，实质上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映。它是中世纪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新思想、新文化。
文艺复兴运动的曙光最先在意大利出现。它的第一个先驱人物是但丁·阿利吉耶里(1265～1321)。
但丁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他早年属于“温柔的新体”诗派，代表作是抒情诗集《新生》（约1292～1293）。后来参加佛罗伦萨市民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政治斗争，长期的流放生活加深了他对意大利面临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的认识。在《飨宴》 (1304～1307)、《论俗语》(1304～1305) 、《帝制论》(1310～1313)三部著作中，他批判神权说和封建等级观念，从理论上阐发他的政治、文化主张。
史诗《神曲》（约始于1307年，完成于作者逝世前不久），以深邃的思想内容和精湛的艺术技巧，广泛地反映出意大利从封建关系向资本主义关系过渡时期的社会政治变革和各个领域的现实生活，表达了人民群众反封建、反教会的情绪，对古今文化作了精辟的论述和总结，鲜明地提出了新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想。《神曲》为文艺复兴时代文学的发展开拓了道路，使但丁成为人文主义的先驱，意大利和欧洲文学史上继往开来的伟大诗人。作为新旧交替时代的诗人，《神曲》中也反映出中世纪的思想意识和但丁世界观上的种种矛盾。
另一位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是弗兰契斯科·彼特拉克(1304～1374)。他是用人文主义观点研究古典文化的最早代表，对意大利和欧洲文艺复兴产生了影响。他的抒情诗歌（《歌集》）继承和发展“温柔的新体”诗派的传统，以爱情为主题，反映出人文主义者否定中世纪道德观念、热爱生活的新世界观。他突破中世纪诗歌的框框，善于描绘人物内在的感情，使爱情诗具有现实的内容。他的一些政治诗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彼特拉克的抒情诗开欧洲近代抒情诗的先河，确定了十四行诗在欧洲诗歌中的重要地位。
乔万尼·薄伽丘（1313～1375）同但丁、彼特拉克并称文艺复兴初期的“三杰”。他的代表作《十日谈》(1348～1353)辛辣地嘲讽教会的腐败、堕落和僧侣的虚伪、狡诈，抨击封建特权，批判禁欲主义，热情歌颂对爱情、幸福的追求，赞美人的聪明才智，是一部抒发文艺复兴初期自由思想的杰作。《十日谈》在描写生活、刻画心理、塑造性格、安排故事、运用语言上都有独到的成就，奠定了意大利散文的基础。《十日谈》对西欧现实主义文学发生很大影响，开创了欧洲近代短篇小说这一艺术形式。同彼特拉克一样，薄伽丘的创作中也反映出文艺复兴初期人文主义者的矛盾。
彼特拉克和薄伽丘在研究古典文化方面的成就，推动了人文主义的传播。从14世纪下半叶至15世纪中叶，意大利出现了研究古典文化的热潮，人文主义在文学、诗学、史学、科学等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人文主义的成就，引起了一些城邦君主的注意，他们广泛招揽诗人、艺术家、学者。佛罗伦萨的无冕之王洛伦佐·德·梅迪契(1449～1492)本人也是诗人，他以艺术庇护者的姿态出现，在他的宫廷中形成了一个人文主义中心。其中最重要的诗人波利齐亚诺(1454～1494)的《比武篇》反映了人文主义者对田园诗世界的向往。另一位诗人浦尔契（1432～1484）采用骑士传奇的题材，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写了一部诙谐而富有生气的长诗《摩尔干提》。为艾斯提家族服务的诗人博亚尔多(1441～1494)的长篇传奇叙事诗《热恋的罗兰》赞美骑士式的爱情，对骑士制度的没落流露出惋惜之情。桑纳扎罗(1456～1530)的田园小说《阿卡迪亚》对于欧洲田园小说和田园诗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总的说来，15世纪意大利没有出现能够同文艺复兴初期“三杰”媲美的作家。
16世纪的主要作家是阿里奥斯托(1474～1533)、马基雅维利(1469～1527)和塔索(1544～1595)。阿里奥斯托早年写过诗歌、喜剧，他的长篇传奇叙事诗《疯狂的罗兰》(1502～1532)在情节上承接博亚尔多的《热恋的罗兰》，但诗人的兴趣不在描绘骑士传奇，而是借助骑士冒险故事，反映意大利现实生活，抒发人文主义思想。对外族侵略者和封建君主的抨击，使作品具有现实意义。《疯狂的罗兰》为欧洲叙事诗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马基雅维利的才能和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的《君主论》(1513)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和国家学说。他的《佛罗伦萨史》(1520～1525)和圭恰尔迪尼(1483～1540)的历史著作，把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学推向了高峰。马基雅维利的喜剧作品贯串着人文主义观点，它们同阿里奥斯托、阿雷蒂诺(1492～1556)的喜剧互相辉映，是文艺复兴时期喜剧的杰作，对于后来意大利喜剧的发展起了奠基的作用。
塔索的创作具有文艺复兴运动走向衰微时代的鲜明特征。15世纪下半叶，法国、西班牙入侵意大利。16世纪，意大利陷于内讧和战争，许多城邦的君主实行封建割据。土耳其的崛起使意大利同东方的贸易中断。意大利的经济遭到严重打击，向封建农业倒退。天主教会加紧镇压宗教改革和文化领域的自由思想。塔索的叙事长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1575)既表现基督教信仰的力量，又闪烁着文艺复兴的最后光芒，是反映人文主义思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危机的伟大作品。
进步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布鲁诺(1548～1600)、康帕内拉(1568～1639)，不顾反动的政治高压，继承人文主义的优秀传统，在文艺作品中宣传自由思想和唯物主义，批判基督教神学和封建偏见，遭到宗教裁判所的残酷镇压。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在16世纪末宣告结束。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对文艺理论的研究十分活跃。最初的人文主义者如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都在宗教的旗帜下驳斥教会对诗歌的污蔑，肯定诗歌的价值，探讨诗歌创作的特点。后来，达·芬奇（1452～1519）、阿尔贝蒂（1404～1472）、明图尔诺（1500～1574）、吉拉尔迪·钦齐奥(1504～1573)、卡斯特尔韦特罗(1505～1571)、瓜里尼(1538～1612)、塔索等，对艺术创作的原则、题材、体裁、独创性、典型性等问题，对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的诗学，都进行了富有成果的研究，大大推动了意大利和西欧各国文艺理论的发展。
17世纪，意大利走向衰落。法国、西班牙侵略者勾结各地封建公侯，实行残暴统治。威尼斯陷于同土耳其的战争。这使意大利政治动乱，城市萧条，人口减少，工商业一蹶不振，丧失了在欧洲经济、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文学同样呈现衰败的景象，出现了内容贫乏的形式主义文学。
形式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是贾姆巴蒂斯塔·马里诺(1569～1625)。他长期在宫廷中服务，他的作品迎合了贵族阶级的需要和趣味。他的抒情诗和神话题材的长诗，绮丽浮华，堆砌典故，显得空洞、隐晦。“马里诺诗派”在17世纪文坛风靡一时。
18世纪上半叶，自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1701～1713)结束后，奥地利取代了西班牙在意大利的统治地位。意大利继续处于被奴役的、分裂的落后状态。17世纪末叶出现的“阿卡迪亚诗派”，反对“马里诺诗派”逃避生活、华而不实的诗风，主张以古典诗歌为楷模，写作自然、朴实的诗歌。阿卡迪亚诗人的抒情诗推崇古代而脱离现实，重视技巧而忽视内容，同样流于形式主义，因而没有产生优秀的作品。
彼得罗·梅塔斯塔齐奥（1698～1782）早年是“阿卡迪亚”诗人。但他不拘一格，兼收并蓄，把希腊悲剧、古典主义悲剧和田园剧的特点，引进以咏唱为主的歌剧，在歌剧脚本中融合了戏剧、诗歌、音乐的因素，侧重描写理性与情感的冲突，刻划英雄人物的性格和感情。他的改革对意大利和欧洲歌剧和戏剧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18世纪下半叶，意大利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局面。奥地利统治者和意大利的公侯们在政治上作了一些改革，工业、贸易发展较快，资产阶级的力量增强，贵族势力削弱。欧洲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哲学和法国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启发了资产阶级先进分子的觉悟。意大利出现了以启蒙主义为思想内容的文学。
朱泽培·帕里尼（1729～1799）的抒情诗，以爱情、维护人的尊严为主题。著名的长诗《一天》(1763～1780)描绘一个贵族青年一天的生活，嘲讽贵族阶级的骄奢淫逸、空虚庸碌。
另一名启蒙主义作家维多里奥·阿尔菲耶里 (1749～1803) ，写有谴责封建专制的政论文和欢呼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诗歌。他成功地对悲剧进行了改革，把悲剧当作宣传启蒙思想的工具，采用历史题材和《圣经》故事，以精练的语言，抨击封建暴政，描写平民的英雄行为，宣传自由、共和思想。
最有成就的启蒙主义作家是卡尔洛┋哥尔多尼(1707～1793)。他对长期流行舞台的“即兴喜剧”进行革新，创建了“风俗喜剧”，或称“性格喜剧”。他要求喜剧破除三一律和对古人的崇拜，以生活为源泉，反映现实，发挥道德教育作用。哥尔多尼的许多喜剧把下层人民置于舞台的中心，鞭挞封建贵族的败行劣迹、腐朽堕落，歌颂普通人的才智、品德和爱国精神(《女店主》，1753；《封建主》，1752)，批判资产阶级同封建主义旧思想的联系(《老顽固们》，1760)，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乔嘉人的争吵》，1761），体现出鲜明的政治倾向和民主思想。
启蒙主义作家发扬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传统，表达了资产阶级对改革社会政治的要求，为行将到来的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启迪了人们的思想。阿尔菲耶里对悲剧和哥尔多尼对喜剧进行的改革，为意大利现实主义戏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8世纪，意大利学者在文艺理论领域也取得了新的成就。卢多维科·安东尼奥·穆拉托里（1672～1750）、贾姆巴蒂斯塔·维柯(1668～1744)，对文学、历史、哲学、 法学都有深入研究， 特别是维柯著的《新科学》(1725)，论述人类社会文化、诗歌的起源、发展和本质，在文艺理论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对意大利产生了深刻的政治、思想影响，进一步激发了意大利人民的民族精神和民主、自由思想。1805年，拿破仑兼意大利国王，在政治、经济上实行某些改革，打击了封建势力，促进了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拿破仑失败后，奥地利卷土重来，各地君主实现封建复辟。在异族统治和封建压迫下，意大利人民的革命情绪和民族意识不断加强，争取民族独立、统一和自由的民族复兴运动蓬勃兴起，浪漫主义文学是这一运动在文化领域的反映。
浪漫主义者强调文学是时代的号角，民众的心声，他们运用抒情诗、历史剧、历史小说的体裁，抒发意大利人民维护民族尊严、争取解放、复兴祖国的热切愿望。
最早的浪漫主义作家乌戈·福斯科洛(1778～1827)、西尔维奥·佩利科(1789～1854)，把歌咏爱情同抒写爱国思想结合起来，召唤人民为意大利的复兴而斗争。他们的作品也流露出初期浪漫主义者探求不到出路时的彷徨、痛苦（《雅科波·奥尔蒂斯的最后书简》，1798），或遭遇挫折后的悲观、动摇(《我的狱中生活》，1832)。他们同时代的诗人温琴佐·蒙蒂(1754～1828)的创作较为复杂，对资产阶级革命的讴歌同对外族占领者的颂扬紧密交织，是民族复兴运动曲折起伏的反映。
乔万尼·白尔谢(1783～1851)的《格利佐斯托莫致儿子半庄半谐的信》（1816），被认为是意大利浪漫主义的宣言书。白尔谢指出，浪漫主义文学应该是民族的、人民的文学，是反映时代精神和现代人思想感情的镜子。他的诗歌揉合了古典抒情诗和民间诗歌的特点，激奋昂扬，铿锵有力，在民族复兴运动中广泛流传。
卡尔洛·波尔塔(1775～1821)是一位方言诗人，他的诗歌或为浪漫主义辩护，或抨击封建贵族和教会僧侣，表达了民族复兴运动初期下层群众的愿望和感情。
浪漫主义的重要代表是亚历山德罗·曼佐尼（1785～1873)。他的诗歌热忱礼赞自由、独立，歌颂在烧炭党起义中英勇捐躯的战士。历史小说《约婚夫妇》（1821～1823）通过描写17世纪西班牙奴役下一对乡村青年男女的曲折遭遇，以很大的广度和深度，反映了19世纪民族复兴运动的精神，因而具有现实意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同天命观、基督教博爱精神交融于曼佐尼的作品，这是意大利资产阶级政治上、思想上软弱的表现。
曼佐尼的创作，推动了民族复兴运动时期文学的发展。朱泽培·朱斯蒂(1809～1850)的诗歌，伊波利托·涅沃(1831～1861)的长篇小说《一个意大利人的自白》(1867)等，都受到他的影响。
另一名浪漫主义诗人贾科莫·莱奥帕尔迪（1798～1837），把对苦难祖国的挚爱和变革现实的热烈憧憬倾注在他的诗篇里，写下了《致意大利》(1818)、《但丁纪念碑》(1818)等优秀的抒情诗。他的许多诗歌和对话录饱和着对黑暗社会的愤懑，对人的力量脆弱的悲叹，对理想破灭的失望，格调哀婉忧伤。莱奥帕尔迪的诗歌继承古希腊和文艺复兴诗歌的传统，格律自由多变，形象丰满，描绘心理活动细致，把意大利现代抒情诗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诗人乔苏埃·卡尔杜齐(1835～1907)的早期作品洋溢着缅怀古代、哀叹意大利的不幸、歌颂加里波第的业绩与共和政体的激情。他后来写的一些诗歌揭发贫富对立等社会现象，但主要是吟咏大自然的美，诗风典雅，讲求韵律，具有复古的倾向。
民族复兴运动时期出现了历史小说的繁荣。除了《约婚夫妇》外，其中最优秀的作品是拉法埃洛·乔瓦尼约利(1838～1915)的《斯巴达克思》(1874)。它艺术地再现了古罗马奴隶起义的伟大壮举，又借历史人物抒发19世纪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治思想，激荡着时代精神。
在文艺理论领域，弗兰契斯科·德·桑克蒂斯(1817～1883)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文学创作的特征、规律性，对意大利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作了精辟的分析和总结，体现出民族复兴运动的思想成果，对迄今为止的意大利文艺理论与批评发生重大的影响。
民族复兴运动以1870年实现民族独立、统一并建立君主立宪的意大利王国宣告结束。上层资产阶级同封建地主阶级的妥协，使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具有不彻底性。资本主义在北方不断巩固和发展，南方农村依然保存着封建关系。在资本主义新秩序和旧的封建关系的双重压迫下，劳动人民陷入新的苦难。19世纪70年代出现并在文坛占主导地位的真实主义文学，是这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
真实主义属于批判现实主义范畴，但受到法国自然主义的一定影响。真实主义的理论代表是路易吉·卡普安纳(1839～1915)。他主张作家应该从现代生活中汲取素材，依据社会和自然的规律，客观地描述确实可信的事件，使文学作品成为真实的、美的“人的文献”。真实主义作家把目光投向当时阶级矛盾、社会矛盾最尖锐的地区，以贫苦农民或城市平民为主人公，展现他们的悲苦境遇，打破了民族复兴运动以后资产阶级为了粉饰现实而制造的太平景象。
真实主义的杰出代表是乔万尼┋维尔加(1840～1922)。他的短篇小说叙述农民、工人横遭地主、资本家、官吏、神甫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对人物的性格和在环境影响下的精神特征，对西西里古老的风俗世态，都作了细致的描绘。长篇小说《马拉沃利亚一家》(1881)、《堂·杰苏阿多师傅》(1889)，表现西西里渔民、农民同自然与现实的搏斗，揭露了资本主义金钱势力带来的灾难。他塑造的一系列“被征服者”的典型，深刻地揭示出在强大的资本主义的冲击下农村传统的社会关系的瓦解和劳动人民悲惨的命运，触动了资本主义新秩序的阴暗面，显露了真实主义文学的批判锋芒。维尔加的作品中也流露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不可避免的悲观、失望。
维尔加的创作影响了一整代作家。一批富有才华的作家在真实主义的旗帜下，选取自己的故乡或最熟悉的地区，反映他们所热爱的然而又是不公正的世界。马蒂尔德·塞拉奥(1856～1927)的小说描述那不勒斯底层劳动群众的凄凉生活，暴露资本主义金钱关系和封建道德观念对他们的戕害。另一名那不勒斯作家萨尔瓦多雷·迪·贾科莫(1860～1934)用方言写的小说和诗歌叙述当地平民、儿童的辛酸境遇，抒发热爱乡土的情怀。撒丁岛女作家格拉齐娅·黛莱达(1871～1936)以纤秀的笔触刻划古老的宗法关系在撒丁岛穷乡僻壤的解体和资本主义文明同乡村文明冲突的图景。埃米利奥·德·马尔基(1851～1901)的优秀作品把真实主义同曼佐尼的文学传统结合起来，歌颂下层群众的高尚品格。
安东尼奥·福加扎罗(1842～1911)、乔万尼·帕斯科里(1855～1912)的创作，同真实主义形成对照。福加扎罗的小说揉合了基督教信念和进化论学说，描写人的精神之爱，反映了民族复兴运动以后保守的中小资产阶级的苦闷。帕斯科里的诗歌典雅、精细，描写大自然的美、宇宙的奥秘和人的内心的迷惘，是邓南遮唯美主义的前兆。
19世纪末，儿童文学也获得成果。卡尔洛·科洛迪(1826～1890)的《木偶奇遇记》(1880)是世界最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之一。埃德蒙多·德·亚米契斯（1846～1908)描写少年生活的特写集《心》(旧译《爱的教育》，1886）和其他反映教师生活、学校同社会的关系的作品，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伴随20世纪的到来，意大利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进入垄断的发展阶段，跻于欧美帝国主义之列。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南北地区和城乡发展的不平衡，资源的严重匮乏，决定了意大利具有“贫穷的帝国主义”的特征。对非洲的军事扩张，参加帝国主义瓜分势力范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建立世界上第一个法西斯独裁政权，这就是记载于20世纪头30年意大利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政治、经济领域的急遽变化和转折，对文学艺术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同政治立场、世界观的文学家对客观现实作出了各不相同的反应。这一时期的意大利文学呈现出纷繁歧异的局面。
未来主义是一群激进的资产阶级作家、艺术家在革新传统文学、探索未来文学的旗号下的组合，1909年出现于文坛。以托马佐·马里内蒂(1876～1944)为首的未来主义者，断言19世纪文学只反映过去，已经僵死，应予以全盘否定。他们采取崭新的、自由不拘的表现手段，诉诸想象、感应和急速的节奏，表现以机器生产和运动为特征的工业文明，反映速度和力量的美，展示人的意识的冲动，赞美暴力和战争。未来主义不曾产生有价值的作品，但它对欧美现代派文艺发生了影响，在探索新的艺术表现手段方面获得某些突破。与此同时，另一诗歌流派“微暗派”也出现在文坛上，这一派诗人的作品同邓南遮的文体华美浮夸、宣扬超人的诗歌相对立。
隐逸派也是盛行于20至30年代的重要诗歌流派，代表诗人有欧杰尼奥·蒙塔莱(1896～1981)、朱泽培·翁加雷蒂(1888～1970)、萨尔瓦多雷·夸齐莫多（1901～1968）。隐逸派诗人回避现实生活的重大题材，排斥抽象的观念，运用象征主义的手法和鲜明的艺术形象，着意抒写“生活之恶”，刻划人的内心世界的微妙情绪和瞬息间的感受。隐逸派诗歌是中小资产阶级在法西斯专制的重压下消沉、孤独、哀怨的精神状态的表露，又是他们执着地追求自由与民主、维护个性尊严和人的价值的意识的曲折反映。抵抗运动的风暴推动夸齐莫多等诗人脱离隐逸派，转而写作社会诗歌。隐逸派在意大利当代许多诗人的作品里留下了鲜明的印记。
同未来主义、隐逸派分庭抗礼的是邓南遮、皮兰德娄。加布里耶莱·邓南遮(1863～1938)写的一系列唯美主义小说、戏剧，表现艺术同环境的冲突，刻划利己主义者的病态心理。随着意大利进入帝国主义阶段，邓南遮也变为军国主义吹鼓手，歌颂肩负统治使命的“超人”，鼓吹民族沙文主义，为法西斯张目。邓南遮的唯美主义作品曾风靡一时，为许多作家所效尤。
路易吉·皮兰德娄(1867～1936)的早斯创作受到真实主义的影响。他的长篇小说，特别是怪诞戏剧（《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1921；《亨利四世》，1922），以人与现实、“自我”与“假面”的冲突为主题，打破传统戏剧的规范，描写荒诞不经的环境里发生的荒诞不经的事件，表现置身于紊乱的客观现实里的人，被迫戴上种种“假面”，在虚幻中寻求真实，却由此永远失去“自我”，被现实所抛弃。皮兰德娄的怪诞剧表达了意大利从帝国主义向法西斯主义转变而社会矛盾异常尖锐时期小资产阶级在现实生活中失去立足点的颓丧和苦闷。
伊塔洛·斯韦沃(1861～1928)的小说同皮兰德娄的怪诞剧有相似的特点。他摒弃传统小说的描写手法，让人物直接表露自己的潜意识和心理活动，塑造在现实生活中走投无路的孤独、变态的现代人的形象。
围绕20世纪上半叶两个著名文艺刊物《呼声》、《哨兵》聚合的文学家、批评家，在建立“新文化”的旗号下，探索新的艺术表现形式。他们借鉴欧洲现代派文艺，或以自我意识为作品的中心，或追求纯粹的艺术美，后来衍生出脱离现实、执着于形式的“艺术散文”派。
1945年是意大利当代历史的转折点。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埋葬了反动、黑暗的墨索里尼政权，迎来了第一个制宪共和国的诞生。争取社会平等与进步的民主运动在全国高涨。新现实主义文学在这一新形势下应运而生。
新现实主义作家把抵抗运动的激情和理想注进了文学。他们以反法西斯斗争、“南方问题”或战后初期劳动群众日常的生活为题材，予以真切的描写，力求使文学作品成为记述历史的真实和战后严峻的现实的艺术文献。他们塑造了意大利文学史上新的主人公。对反法西斯战士、夺取地主土地的暴动者，给以热忱的礼赞；对于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小人物，则表示真挚的同情。新现实主义揭露了现实生活中的社会悲剧，喊出了下层人民要求生存、渴望社会平等和民主的呼声。新现实主义是对墨索里尼统治时期美化现实、歌功颂德的法西斯文学的否定，又同回避现实或曲折地反映现实的文学形成对照。它继承真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开辟了意大利文学新的蹊径。
战后许多作家的成就都在一定程度上同新现实主义相联系。瓦斯科·普拉托利尼(1913～ )透过少年的观察、感受，描写社会生活，早年的作品可以看出“艺术散文”的痕迹。《苦难情侣》（1947）、《麦泰洛》(1955)等，受到新现实主义的影响，但摆脱了纪事性。描写意大利工人运动艰难曲折的发展和青年一代的生活、爱情及反对法西斯的英勇斗争，是战后现实主义的杰作。30年代崭露头角的埃利奥·维多里尼(1908～1966)，把现实主义的描绘同抽象的观念结合起来，试图从道德的角度揭示法西斯政权的本质，表现“人性”同严酷现实的冲突(《人与非人》，1945；《墨西拿的妇女》，1949)。伊塔洛·卡尔维诺(1923～ )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的作品无论是用写非英雄人物的手法来表现抵抗运动，或借助离奇的情节来反映当代社会里人被异化的现象，都蕴含着对人和社会命运的沉思。切扎雷·帕韦泽（1908～1950）的诗歌和小说，抒发对乡土、童年的挚爱和对生活的追求，披露人在虚伪、堕落的社会里绝望的孤独，贯串着对人生归宿的痛苦的反省。
乔尔乔·巴萨尼(1916～ )是一位出身犹太人家庭的作家，他的小说以抒情的笔触，描写故乡费拉拉普通人失去欢乐的生活，或叙述犹太人在战争和法西斯统治时期的苦难。西西里作家朱泽培·托马齐·迪·兰佩杜萨(1896～1957)的小说《豹》(1958)，通过一个贵族家庭的衰败，表现了民族复兴运动在古老的西西里激起的波澜和封建贵族阶级的没落。
意大利当代最著名的作家当推阿尔贝托·莫拉维亚(1907～ )。从《冷漠的人们》(1929)到《内在生活》(1978)长达半个世纪的创作中，他把敏锐的目光主要投向资产者的精神世界，以娴熟的技巧，锋利的解剖，比较深刻地暴露了这个阶级日益丧失理想，陷入无可挽救的思想危机，展示出西方畸形的“福利社会”里富裕的物质生活同贫困的精神生活的尖锐矛盾。莫拉维亚受到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某些作品又可看出抵抗运动和新现实主义的影响。
另一位著名作家莱奥纳尔多·莎沙(1921～ )擅长写社会政治小说，揭露社会黑暗势力的罪行，对统治集团和各政治党派的行为予以抨击，在当代文学中独树一帜。
艺术上别具一格的作家还有布扎蒂、莫兰泰。迪诺·布扎蒂（1906～1972）的作品具有超现实主义的特征，通过神秘、玄妙的事件，影射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人的惶惑、恐惧的本能和等待不可抗拒的灾难的痛苦。女作家埃尔萨·莫兰泰(1918～ )以细腻的心理分析见长，把写实同象征的手法熔于一炉，表现暴力在人的心灵上留下的深刻烙印，饱含对人的生活经历的再思索。
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近年来涌现出一批写工业题材的作家。奥蒂耶罗·奥蒂耶里(1924～ )曾长期在垄断企业工作，他的小说、杂文写工业发展对人的摧残。有着类似经历的保罗·沃尔波尼(1924～ )，叙述人同现代工业社会的冲突和人试图摆脱被机器异化的处境而作的努力。维多里奥·塞雷尼(1913～ )早年是隐逸派诗人，战后在皮雷利垄断集团任职，他的诗歌诉说庞大、无情的工业齿轮对人的心灵造成的创伤。
在戏剧领域，著名编剧、导演、演员爱德华多·德·菲力浦(1900～ )，继承和发扬民间戏剧的传统，写了许多方言喜剧，以反映那不勒斯的社会风尚为内容，其中最成功的作品展现平民阶层的喜怒哀乐，嘲讽小市民的庸俗、自私，对不公正的社会现象予以针砭。他的喜剧清新活泼，机智风趣，至今盛行不衰。达里奥·福(1926～ )是另一位有较大影响的戏剧艺术家，他摒弃正统戏剧的规范，从“即兴喜剧”汲取营养，又借鉴欧洲现代派戏剧，创作了许多政治讽刺剧，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上层建筑进行激烈的抨击。
在文艺理论领域，克罗齐和葛兰西是最有影响的人物。贝内德托·克罗齐（1866～1952）是20世纪资产阶级文艺理论的重要代表。他从现实属于精神生活范畴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提出“直觉即艺术”的理论。他一方面视文学艺术为人的感情的反映，指出艺术创作同政治、经济活动虽互相作用但又各自独立，强调了文学艺术的特殊的属性和规律；另一方面认为感觉先于观念、行动，提倡创作同生活分离、内容同形式分裂的“纯诗歌”，否认文学作品对社会生活的艺术概括和作家世界观对创作的指导作用。克罗齐在哲学、历史、美学、文学史、文艺批评方面的著作，对西方思想界和文艺理论界具有深远的影响。
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是意大利共产党领袖。他的文艺理论著作大多写于狱中，战后得到广泛的传播和研究。他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观和克罗齐的“艺术即直觉”的观点，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党性原则，提出创立“民族－人民的文学”的口号，对文学与社会生活，作家与时代、人民，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艺批评的任务，作了精辟的论述；同时对许多古典作家和20世纪重要的文学现象作了分析和论述。葛兰西奠定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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