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学(卷名：外国文学)
古代文学 据中国《三国志·魏志》和《宋书》记载，日本于3世纪和5世纪前后从地区性的小国家群逐步走上统一的古代国家。日本古代社会的发展与大陆生产技术及文化的传入，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5世纪汉文字的传入和使用，对日本古代文化和文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使用文字以前，约在4世纪末和5世纪初，已有口头文学流传，后来记载在《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的歌谣、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等均为早期口头文学作品。
奈良时期文学 7世纪中叶，日本社会发生了一次巨大变革──“大化革新”。这次变革结束了“氏姓制度”，确立了规模完备的古代天皇制中央集权国家。8世纪初，元明天皇和铜三年 (710)，迁都奈良，进入了日本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史上的奈良时期。是年在天皇敕命之下，先后写出《古事记》(712)与《日本书纪》(720)。这两部著作，特别是《古事记》，含有许多形象生动的神话与传说。两书还收有 200余首古歌谣（统称为“记纪歌谣”）。两书的编写者由于企图达到说明天皇出自神的世系的目的，不免纂改这些神话与传说。但它毕竟以文字将上古时期日本民族富于美丽想象的口传文学保存了下来。较上述两书稍晚，由各地方官吏编纂的“风土记”，如《出云国风土记》、《播磨国风土记》等，其中也含有各地区的一些片断的古老传说。这类风土记的故事情节一般简短，但颇富于生活气息。《祝词》、《寿词》是古代祈祷性质的宗教文学，它们成书较晚，被收集在10世纪的《延喜式》等文献中，具有古代韵文所特有的修辞手法和歌谣的韵律美。
8世纪中叶，出现了一部由日本人所写的汉诗集《怀风藻》，虽然这些汉诗形式上大多是模仿中国六朝诗体，但许多作者是有名的和歌作者。汉诗对日本的民族诗歌的发展具有一定影响。
8世纪下半叶，和歌总集《万叶集》的出现，标志着日本民族诗歌已从不定型的古歌谣发展为定型的和歌。这部集子收和歌4500余首，其中由31个音节组成的短歌，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说明短歌从和歌定型时起，就是主要的表现形式。《万叶集》收集有“东歌”这类珍贵的民谣与民歌以及“防人歌”(戍边兵士之歌)等。集中具有姓名的作者共 300余人。其中有以写宫廷挽歌著名的歌人柿本人麿(约662～约706)和著名的《贫穷问答歌》的作者山上忆良(660～733)。《万叶集》中的和歌以雄浑真率见长，这是由于当时的作者善于从古代民歌吸取营养之故。
平安时期文学 8世纪末，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日本历史进入平安时期，是为古代天皇制贵族统治的后期。这一时期一直延续到12世纪末。平安初期的贵族政权还未失去处于上升阶段的活力，以后转入由藤原氏推行“摄关政治”的时期，古代天皇制国家逐渐显露出不可克服的矛盾。大土地私有制的庄园经济，冲击着天皇贵族政治的经济基础“公田制”。在藤原氏专政下的宫廷贵族日益腐朽，农民大批逃亡。地方豪族势力和由地主武装形成起来的武士阶级，力量日益壮大。到了这一时期的末尾，武士阶级进入中央政治舞台，终于结束了古代贵族统治。
自 8 世纪以来，日本开始与中国正式往来，不断接受中国隋唐文化的影响，到9世纪初，出现了所谓“唐风文化”和汉诗文极盛的时期。僧空海的《文镜秘府论》，作于810年。其他如敕撰的汉诗集《凌云集》（814）、《文华秀丽集》(818)、汉诗汉文合集《经国集》(827)等，相继出现。
由平安初期起，日本民族利用汉字的偏旁，逐渐发明出假名文字（以音节为单位的表音符号）。假名的发明，为日本民族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最早出现的用假名书写的《竹取物语》（成书年代不明，约在10世纪最初的几年），是一篇带有神异传奇性的故事。它的曲折的情节和生动的人物形象，较之古老的神话与传说，有了明显的发展。
另一部敕撰用假名书写的歌集《古今和歌集》，成书于 905年。以后，不断有敕撰的和歌集出现，如《后撰和歌集》、《拾遗和歌集》等。平安时期的和歌，已失去《万叶集》时期那种丰富多采的内容和浑厚真率的风格，日益崇尚技巧，内容着重于追求贵族的“风雅”趣味。这一时期的和歌已成为吟咏风月和恋爱赠答的工具。
10世纪中相继出现的文学作品有：纪贯之的散文纪行《土佐日记》 (935)，带有神异情节的描写宫廷贵族生活的《宇津保物语》，具有“歌话”性质的小故事集锦《大和物语》，描写贵族家庭生活的《落窪物语》等。这些作品对日本民族文学的发展做了相应的贡献，也为下一世纪集物语文学最大成就的《源氏物语》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源氏物语》出现于11世纪初，作者是宫廷女官、中层贵族出身的紫式部。这部作品多方面地反映了平安宫廷贵族的生活，揭示了贵族妇女普遍遭受的痛苦与不幸。作者的创作方法、作品的批判精神以及艺术技巧都远远超出同时期其他作品，成为平安文学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长篇巨著。
在《源氏物语》出现以后，这个时期的物语文学只有一些模仿性的作品。其中有一定特色的，在散文方面，只有与《源氏物语》同时出现的清少纳言的《枕草子》以及历史文学作品《大镜》。
平安末期，由于佛教日益浸透到民众中去，产生了许多“佛教说话集”。这些佛教说话逐渐演变为以故事情节取胜的“世俗说话”。在这方面，《今昔物语》中的许多“世俗说话”的出现，标志着古代文学已脱离了反映贵族生活的樊篱，开辟了新的描写领域，并且摒弃了描写贵族生活的“王朝物语”式的那种缠绵婉约的文体，创造出一种粗犷刚劲的“和汉混淆”文体，为日本文学语言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
镰仓时期文学 12世纪下半叶，日本社会进入了重大历史转折期。平安时期的贵族统治，摇摇欲坠，终于在12世纪末由武士阶级取代了贵族阶级的统治，在镰仓建立了统治全国的政权，史称“镰仓幕府”。镰仓政权一直延续百年之久。镰仓时期是由古代向中世纪、由贵族统治向武士统治过渡的时期，充满了新生事物与行将灭亡的事物之间的对立和斗争。由于当时社会激烈动荡，佛教净土思想大为流行，当时文学创作仍然掌握在贵族中的知识阶层手里。有一些人对本阶级的没落深感悲哀与惋惜，对新生事物，对武士阶级的兴起，又感到惊异与赞叹。这种复杂矛盾的态度和佛教的净土思想，贯穿在这一时期的散文和“军记物语”中。另外一些贵族出身的歌人，则沉湎于不问世事的唯美的境界中。这主要表现在大量和歌创作与和歌理论的流行上。
本时期初期，失去了政治实权的中央贵族热中于“歌合”(一种和歌比赛)，以填补他们精神的空虚，但这种活动促进了和歌理论的发展。藤原俊成的《古今风体抄》及其子藤原定家(1162～1241)的《近代秀歌》和《每月抄》，成为和歌评论史上的重要著作。
《方丈记》出现于本时期初，作者鸭长明 (1155～1216) 是中层贵族出身后来为僧的人，作品表达了作者的消极隐逸的思想，文章以洗练著称，对以后散文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这一时期最能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是“军记物语”。首先出现的“军记物语”是《保元物语》与《平治物语》（均产生于12世纪20年代）。这两部作品反映了平安末期的两次重大历史事件，写出了武士的精神面貌。
“军记物语”中，最能代表时代特点的是《平家物语》。这部作品抒情与叙事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篇波澜壮阔的民族史诗。作品中塑造的英雄群像，长期成为日本人民喜爱的典型。这部作品对后世各种体裁的文艺──戏剧、小说、曲艺等，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它的韵文散文兼用、和汉混淆的文体，对以后的文学语言产生极大的影响。
南北朝时期文学 中世纪的第二个阶段，为南北朝时期，大约起自14世纪初，至14世纪末止。南北朝时期是彻底清算贵族残余势力的时期，整个时期不断发生战乱，旧的权威不断被摧毁，而新的权威犹在树立过程中。统治阶级力量在不断减弱，人民力量不断兴起。在这种形势下，民众演剧与民众诗“连歌”相继出现。
起源于这个时期的民众戏剧“能”与“狂言”，到室町时期大为兴盛。早在奈良时期，由中国传到日本的“散乐”(亦称“猿乐”、“申乐”)经过平安时期，逐渐从单纯的俗乐演变为含有多种杂艺的表演艺术。到14世纪，逐渐向两个方向分化。一种演变为以音乐、舞蹈为主的“能”（亦称“能乐”），一种演变为以科白为主的笑剧“狂言”。从“狂言”中的许多主要剧目“大名物”来看，剧中的“大名”反映的正是这一时期近畿农村的“名主”（“名田”的主人，即地主阶级）形象。这时“狂言”与“能”还处于初兴阶段，如“狂言”一般都还停留在即兴演出的阶段，它的脚本还没有固定下来。
这一时期人民力量的昂扬，使得在平安时期作为贵族之间“歌合”余兴的“连歌”，逐渐浸透到民间去，成为贵族、僧侣、武士、町人各阶层广泛喜爱的、带有社交性的集体文学创作活动，连歌的宗师有二条良基(1320～1388)、救济(1284～1378)等人，作品有《菟玖波集》(1356)。
在散文方面，出现了吉田兼好(1283～1350)的《徒然草》（14世纪20年代）；在物语方面，出现了《曾我物语》。前者是由 100多段的小章节构成的随笔集，对后世的日本民族思想的形成很有影响；后者是一部最早的描写传奇性的个人波澜起伏、悲欢离合故事的作品。曾我兄弟的复仇故事，成为后世戏剧的重要素材之一。
室町战国时期文学 14世纪末至16世纪中叶，史称室町时期，15世纪末至16世纪末，史称战国时期。这200 年间，政治上，是从幕府的集权统治逐渐走上各封建主分立的时期。经济上，自平安中期以来的庄园制逐步被消灭，代之以不断发展的地区经济。这一时期民众力量不断高涨，民众思想十分活跃。
在文学上，前一时期兴起的连歌，仍在不断发展。著名的连歌师饭尾宗祇（1421～1502）著有《新撰菟玖波集》(1495)。另一个连歌师、俳谐师山崎宗鉴 (1465～1553) 著有《新撰犬筑波集》（又名《俳谐连歌抄》），说明连歌正逐渐向滑稽幽默为主的“俳谐连歌”方面转变。此时连歌已逐步为近世的俳句的兴起准备条件。
“能”与“狂言”有了飞跃的发展。既是“能”的演员、又是剧作者的观阿弥(1333～1384)和世阿弥(1363～1443)父子的出现，使“能”的词章(通称“谣曲”)达到了集大成的地步。世阿弥所著的能乐理论，通称《世阿弥十六部集》，成为日本民族表演艺术、古典戏剧理论方面的权威著作。
“狂言”从作为演“能”的附随物，逐渐定型，有了固定的脚本。现存的狂言脚本《狂言集》是在17世纪以后由各流派的艺人整理出来的，大约有 300出。从这些脚本中可以窥见“狂言”的幽默、讽刺精神。
江户时期文学 17世纪初至19世纪中叶，史称江户时期。诸侯分立的局面，由德川幕府进行了统一。幕府实行了“幕藩体制”，建立了世袭的封建等级制度，并加强了对民众的思想统治。自室町时期起，全国就已经建立起地域经济，加速了货币的流通，城市工商业也逐步壮大。以大阪、江户两大城市为中心的町人阶级（市民阶层），成为社会结构中的巨大力量，也是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的主要力量。由于它是寄生于武士阶级的、进行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活动的近代资产阶级的前身，政治上还处于软弱无权的地位，具有追求金钱和享乐的颓废的世界观。当时城市经济的不断畸形发展和木板印刷术的普及，促使反映町人阶级生活及其思想的作品大量产生。出现在17世纪80年代至18世纪20年代的代表作家和作品，史称“元禄文学”。代表作家有井原西鹤(1642～1693)、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4)、松尾芭蕉(1644～1694)。
井原西鹤以写“浮世草子”(以现实为题材的小说)著名。在他这类作品中，以描写町人阶级爱欲生活和经济生活的作品成就最高。作品有《好色五人女》、《日本永代藏》、《世间费心机》等。
近松门左卫门以写“木偶净瑠璃”（一种古典木偶戏）的脚本著名。他在这类戏中，写了不少以下层町人的爱情悲剧为题材的“情死剧”（“心中物”），著名作品有《曾根崎情死》(1703)、《冥土传书》(1711)、《天网岛情死》(1720)、《女杀油地狱》(1721)等。
西鹤与近松两人的主要作品，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上升时期町人阶级的生活与感情。作品中现实主义的艺术成就与批判精神，使他们的作品成为日本古典文学的重要遗产，即使对近代文学，也有深远影响。
俳句的作者松尾芭蕉，对俳句进行了重要革新。17世纪中叶出现的、以松永贞德（1571～1653）为宗师的“贞门”俳谐，着重于平易滑稽的表现。作品大多近于语言游戏。继之而起的以西山宗因(1605～1682)为首的“谈林派”俳谐，以奇拔机智的俳风见长。松尾芭蕉在青年时期受过这两派的影响，但他很快就开创了独自的风格，称为“蕉风”俳谐。他的俳句以“闲寂”、“风雅”趣味见长，反映了在近世封建社会中知识阶层孤洁的反俗精神。芭蕉的俳风出现后，直到本时期末，一直起着支配整个俳坛的作用。
除了芭蕉外，近世的俳句作家还有擅长写生的作者与谢芜村(1716～1783)、农民出身的一生坎坷漂泊的小林一茶(1763～1827)等人。
自18世纪中叶起，近世文学已丧失元禄时期那种现实主义精神与批判倾向，逐渐演变为“戏作者文学”。这种文学大多以庸俗的写实手法描写市井间的风俗世态或嫖妓生活，投合读者的低级趣味。其中较有意义的作品，有滑稽小说的作者十返舍一九(1765～1831)的《东海道徒步旅行记》，式亭三马(1776～1822)的《浮世澡堂》，以及曲亭马琴（1767～1848）的《南总里见八犬传》。其他绝大部分的“戏作者文学”，大多给近代文学以消极的影响。
近代文学 近代文学初期 1868年，爆发了社会的巨大变革“明治维新”。这是一次“自上而下”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革命结束了德川氏三百年的封建统治，建立了绝对主义天皇制政权。以后，日本近代社会所走的军事的封建的帝国主义道路，形成了近代社会的深刻矛盾。日本的近代文学，就是在批判封建主义、军国主义的总目标下，几经曲折，逐步发展起来的。
1868至1884年是近代文学的启蒙阶段。以福泽谕吉为首的启蒙主义思想家的活动，江户时期作家以通俗文学形式对西方知识的介绍和西方作品及近代诗的翻译，模仿新体诗运动，以及与“自由民权运动”相呼应的“政治小说”，都说明“明治维新”尽管树起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但在思想上却处于后进的状态。产生真正的近代文学，条件还不具备。
文学改良运动 近代文学开始于 1885年坪内逍遥(1859～1935)的《小说神髓》。这是一部文学上的启蒙主义著作，它排斥江户时期曲亭马琴所主张的“劝善惩恶说”，排斥了一般的功利主义，把文学的任务单纯规定为“人情”与“世态风俗”的模拟，从封建文学观点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1887年出现了日本近代文学中第一部现实主义作品《浮云》，作者二叶亭四迷(1864～1909)接触过俄罗斯19世纪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这部作品着重揭露绝对主义天皇制官僚机构加给具有近代自我觉醒的青年的重压。它是第一部响应“言文一致运动”、以清新流畅的口语写成的作品。尽管它在文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但在发表时，却未能为人所理解。
“砚友社”的文学运动，开始于出现《小说神髓》的同一年，领导者是尾崎红叶(1867～1903)。这派作家还未摆脱江户文学的影响，描写“世态风俗”的表面现象，追求情节的变幻和行文华丽，被人讥之为“洋装的元禄文学”。到了日俄战争后，社会矛盾日益激化，这一派作家中有些人重视社会题材，写了一些暴露性的“深刻小说”。
浪漫主义文学运动 森鸥外（1862～1922）的《舞女》，发表于1890年。森留学德国，对西方文学有很深的修养。这篇作品以感伤的情调，写明治官僚机构中一个青年，一度有了觉醒，企图冲破樊笼，最后又与现实妥协。这是一首与现实妥协的青春哀歌，反映了“自由民权运动”失败后处于天皇制沉重压迫下一部分人的心理，被誉为日本近代文学中最早的浪漫主义作品。
在中日甲午战争(1894)前后，有名无实的君主立宪制，经济恐慌与工农业发展的不平衡，天皇制步步准备的对外军事冒险，反动的民族主义与国粹主义的横行，使得日本社会陷入深刻的不安。在这种形势下，在北村透谷(1868～1894)的领导下，掀起了一次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杂志《文学界》创刊。北村提倡“内部生命论”，强调解放个性、追求理想和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他反对为天皇制张目的国粹主义，主张从德川时期平民思想中去寻取源泉。但日本社会现实的重压，使北村的这种带有唯心的、空想的战斗精神，很快陷于幻灭，北村本人也于爆发中日甲午战争的一年悲愤自杀。失去北村的《文学界》，虽然持续出刊了 6年，但已流为享乐主义与艺术至上主义。这说明在日本近代文学中，由于日本社会的具体条件，不可能有积极浪漫主义真正生根开花的土壤。
女作家樋口一叶(1872～1896)在“文学界”这群青年诗人的影响下，写出了一些独具特色的短篇小说，如《青梅竹马》、《大年夜》、《浊流》等。她的作品同情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交织着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精神。她的创作生活只有短短的五、六年，就因贫病夭折。
国木田独步(1871～1908)是这一时期出现的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的作家。他的早期诗集《独步吟》(1897)和抒情诗文《武藏野》(1901)，表明了他对日本现实的失望，寄情于不受现实玷污的大自然的心情。中期作品大多是对“山野水滨小民”的不幸表示同情之作，带有浓郁的感伤情调。晚期写出了若干现实主义的佳篇。
继《文学界》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之后，1900年出现了一个以和歌为中心的中期浪漫主义运动──由与谢野宽(1873～1935)、与谢野晶子(1878～1942)夫妇主持“新诗社”，创办机关刊物《明星》，发表了许多赞扬恋爱自由、大胆歌颂官能愉悦的作品。
与此同时，正冈子规(1867～1902)先是发动了俳句革新运动，然后于1902年发表《致歌人书》，发出了改革和歌的号召。他主张打破封建时代对和歌的一切陈腐观念，提倡“写生”和“写实”。正冈子规的和歌、俳句革新运动，培养了许多门人，不但使和歌、俳句走上了近代化，而且与以后小说中现实主义的发展遥相呼应。
自然主义文学运动 1900年以后，法国作家左拉提出的自然主义文学观，由日本作家介绍到日本。在1905至1910年这段时期，出现了许多鼓吹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的论客，形成了风靡一时的自然主义文学运动。
日本近代文学不断接受西方的影响。20世纪初，日本社会经历了两次非正义战争，特别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标志着日本正式进入帝国主义的行列，绝对主义天皇政权日益强化，这就意味着一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改革的希望均成泡影。在这种形势下，日本资产阶级文学理论家们，从西方的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和西方世纪末思想中找到了理论根据。他们提出“破理显实”的口号。在创作方法上，他们主张“原封不动地写真实”，并由此引出“事实即真实”的错误主张。作家只能照原样子写自己的生活，大胆暴露自己的丑恶，进行“忏悔”。在写丑恶方面，着重写情欲、生理遗传对人的支配力量等。
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理论与作家创作实践的关系，十分微妙、复杂。作家们在不同程度上赞同自然主义文学理论，但同时又将西方的现实主义作品当做创作的范本，而且往往将自然主义与写实主义混为一谈。因此同一作家的不同作品，所受的自然主义影响的轻重大不相同。
由写作浪漫主义诗篇转为散文的岛崎藤村 (1872～1943) 于1906年发表长篇小说《破戒》。这是一部很少受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影响的作品，它接触了许多具有深刻意义的社会问题，塑造了一些典型人物，表达了作者反对邪恶势力的正义感，具有强烈的批判现实倾向。但作者以后写的《春》(1908)和《家》(1910～1911)，由于更多地采取了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描写烦琐的家族、友人的关系，有意地避开对现实社会的剖析，使作品的成就受到很大损害。
另一被视为自然主义作家的田山花袋(1871～1930)于1907年发表著名的短篇小说《棉被》。这是一篇按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写成的作品，受到当时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家的赞许。这篇作品不但为日本文学的自然主义倾向提供了范本，而且也为日本独特的“私小说”倾向开辟了道路。
其他有名的自然主义作家还有以写庶民暗淡生活而著称的德田秋声(1871～1943)和以描写青年一代虚无主义精神状态而著称的正宗白鸟(1879～1962)等。
反自然主义的文学动向 当自然主义风靡一时的时期，作家夏目漱石（1867～1916）于1905年发表处女作《我是猫》。他的早期作品，以独特的讽刺，幽默的风格，对日本近代社会给予有力抨击。后期的作品转入以现代人的伦理道德问题为主题，利用细致的心理剖析，揭示出个性解放与社会习俗的冲突。夏目的创作方法，与自然主义大相径庭。自然主义者批评夏目作品中的人物出于虚构，不赞成他的心理描写，夏目则予以反驳。夏目的作品对以后的“白桦派”与“新思潮派”均有很深的影响。
自然主义极盛时期，一些不满于自然主义文学对现实的沉郁描写的作家，于1908年组成一个文艺恳谈会“牧羊神之会”。参加者有诗人和小说家吉井勇、 木下杢太郎、北原白秋、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高村光太郎等人，并在森鸥外的积极支持下，出版了文艺杂志《昴》(1909)。他们不是从积极意义去克服自然主义的缺陷，而是陷于唯美主义和艺术至上主义。谷崎润一郎（1886～1965）和永井荷风(1879～1959)对日本近代颓废主义文学有很大的影响。这一派诗人大多数倾向于象征主义。
青年诗人石川啄木（1886～1912），最初也参与了“昴派”的活动，但很快就宣布脱离。1909至1910年他写了几篇批判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论文，指出了自然主义文学和象征派诗歌远离生活的缺陷。石川在死前对天皇政府制造的“大逆事件”，表达了强烈的正义感。他是一个具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诗人与和歌的革新者，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白桦派 1910年左右，以“大逆事件”为转折点，自然主义文学运动已逐渐衰落，代之而起的是“白桦派”，它的代表作家有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志贺直哉(1883～1971)、有岛武郎(1878～1923)等人。他们共同创办了杂志《白桦》。“白桦派”本身并没有提出系统的文艺主张，在日本近代文学上一般将他们称为“人道主义文学”。但这并不能概括他们的本质，他们的文学创作实质上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追求个性解放的文学。
“白桦派”反对自然主义和作家只处于旁观地位的倾向。他们认为应对“自我”加以积极的肯定，从而求得精神上的满足。“白桦派”作家的创作道路不尽相同。武者小路偏于空想的理想主义，志贺偏于表现“自我”与现实的冲突，有岛对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表示强烈的关心。“白桦派”作家在语言和艺术形式上也取得了新的成就，打破了自然主义文艺的沉闷的描写，代之以清新的生动的口语。志贺通过对形象的精确刻画来揭示内心世界的手法，给后来的小说创作以很大影响。
新现实主义与新思潮派 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社会上层小资产阶级迅速扩大为背景，出现了表现这个阶层的思想感情的各种流派。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有人给它们一个笼统的名称──新现实主义。这些众多的流派，大多属于作家的结合，以同人杂志来命名，例如“新思潮派”、“人间派”、“奇迹派”等等。代表作家有“新思潮派”的菊池宽、芥川龙之介，“人间派”的吉井勇、山本有三，“奇迹派”的广津和郎、葛西善藏等人。新现实主义的作家对自然主义的客观描写和用自然主义的方法暴露现实以及他们重视本能、个人脱离社会的倾向表示不满，也不接受“白桦派”和“唯美派”肯定积极的人性的立场，尊重自由个性和人道主义观点以及唯美享乐情趣。他们主张表现现实的片断，重新加以解释，进行理智的、心理的描写，强调运用多种技巧。这一流派中最足以代表这一时期文学动向的是“新思潮”派。
新思潮派是指菊池宽(1888～1948)和芥川龙之介等人创办的第3次《新思潮》（1914）与第4次《新思潮》(1916)而言。芥川在此期间先后发表《罗生门》和《鼻子》等作品，菊池发表戏曲《屋顶上的狂人》、《父归》和小说《忠直卿的行状》等。芥川的作品一反“白桦派”对自我加以乐天的肯定的倾向，而是从极端的怀疑主义出发，对所谓“人性的自私”给予悲观的回答；有时则以谐谑的手法，对现实报以冷笑与嘲弄。菊池则站在理智主义的立场上，对现实的各种矛盾，按资产阶级的道德规范给予解答，或企图加以调和。这是一种反映上层小资产阶级对现实的怀疑与不满的文学。其中寻求与现实调和的倾向，导致了后来通俗文学的流行。
无产阶级文学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出现了反映劳动人民悲惨处境和劳动人民的自发斗争的“劳动文学”。20年代初期，十月革命的影响逐渐传播到日本。1921年左翼文学杂志《播种人》创刊。社会上关于“第四阶级的文艺”的议论也活泼起来。1924年，革命文学杂志《文艺战线》创刊，翌年成立“日本普罗列塔利亚文艺联盟”(简称“普罗艺”)。这期间出现的革命作家有《生活在海上的人们》的作者叶山嘉树(1894～1945)和在短篇创作上显示特殊才能的黑岛传治(1898～1943)。以后左翼文学组织经过了数次分裂与联合，到1928年，革命作家大多集结于“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简称“纳普”）的周围，出现了战前无产阶级文学的两个旗手:小林多喜二 (1903～1933)和德永直(1899～1958) 。小林的批判天皇制的小说《蟹工船》、德永直的反映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大罢工的小说《没有太阳的街》，成为同时期世界革命文学的优秀作品。其他还有著名的诗人、作家中野重治和作家佐多稻子等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革命作家队伍。
1928至1933年，日本共产党遭到镇压，革命文学阵营也随之不断遭到破坏。1933年以小林多喜二被杀害为分界线，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显露光芒的革命文学陷于无法活动的境地，第二年“纳普”被迫解散。
战时文学 30年代初至40年代初，日本军国主义连续发动侵略战争，社会笼罩着一层日益法西斯化的暗影。“纳普”被迫解散后，20年代与革命文学对垒的形式主义文学流派“新感觉派”（它的代表作家为横光利一、川端康成），这时已成过去。一些作家利用革命文学的低潮时期，喊出“昭和文艺复兴”的口号，但他们的作品多为平庸的“风俗小说”或表现格调低沉、迷离与颓废的作品。也有一些创作态度比较严肃的作家，如室生犀星、阿部知二、石川达三、伊藤永之介等。左翼文学兴盛时被视为“同路人作家”的山本有三、广津和郎、野上弥生子等人，这时也写出了许多比较有意义的作品。从事过左翼戏剧运动的戏曲家久保荣、久板荣二郎，这时也都写出具有社会意义的剧本。无产阶级作家德永直、中野重治、宫本百合子、佐多稻子等人，在不断遭受警宪的迫害下，时断时续地从事写作。其间，从1937年中日战争到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文坛许多中坚作家被征集从军，迫使他们写从军小说。40年代初，作家们的创作活动遭到种种限制与压抑，陷于沉寂不振的境地。
战后文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30多年，是日本历史发展的一个带有转折性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资产阶级民主空前扩大，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展。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演变，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中也有所反映。
日本战后文学的特征之一是流派繁多，就一个作家来看，其作品的创作方法、艺术风格和思想倾向又很复杂。但从创作题材和创作倾向来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从1945至1965年，从美国军事占领走向实际上独立自主的第一阶段，以及从1966年迄今，即日本经济继续迅速发展，成为经济大国的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在战后初期的文坛，一批战争期间被迫停止写作或坚持秘密创作的老作家，纷纷发表作品，引起人们注目。同时，新一代作家也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这一时期作品的题材，以揭露战争罪恶的占有相当大的部分。老作家中，诗人金子光晴在战时写成、战后出版的著名诗集《降落伞》、《蛾》和《鬼子之歌》等，抨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和法西斯统治。正宗白鸟的《战争受害者的悲哀》、野上弥生子的《狐》、井伏鳟二的《遥拜队长》等优秀短篇小说，都从不同角度揭露侵略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的苦难。广津和郎的长篇小说《到泉水去的道路》，写日本青年在新的历史时期健康成长，走向为正义而斗争的道路。石川达三的《风中芦苇》、《人墙》、《金环蚀》和《破碎的山河》等长篇小说和杂文集《我的少数意见》，都是针砭时弊之作。耽美派老作家谷崎润一郎的长篇小说《细雪》，尽管所描写的是大阪地区妇女的恋爱、婚姻等日常生活，对社会并无多少批判；但在战前侵略战争紧迫时期，由于被认为只描写风花雪月、未宣传“国策”而遭查禁。他却坚持创作并自费出版前一部分，战后继续完成，全部出版。一般认为，这是作者对侵略战争的抵制。
战前作为无产阶级文学反对派登上文坛，曾以其优秀处女作 《伊豆的舞女》 成名的老作家川端康成，战后发表长篇小说《雪国》、《千只鹤》、《山之音》和《古都》等，他侧重于描写爱情，塑造纤弱、顺从的妇女形象。有的作品表现了日本第一代现代主义作家已陷入颓废和耽美主义的境地。他的作品在日本国内外获得较多读者的欣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日本共产党的重建，一批革命文学家开展民主主义文学运动。他们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成立“新日本文学会”，出版机关刊物《新日本文学》，聘请评论家中岛健藏担任主席，并得到一些颇负众望的老作家的赞助。
新日本文学会领导革命作家和进步作家开展创作和评论活动，产生了不少作品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揭露美国占领者的暴行，歌颂爱国主义，描写工农斗争，鼓吹进步和革命。其中长篇小说有江口涣的《新娘子和一匹马》、宫本百合子的《播州平野》和《两个院子》、德永直的《妻啊！安息吧》和《静静的群山》、壶井荣的《二十四只眼睛》、高仓辉的《箱根风云录》、山代巴的《板车之歌》、霜多正次的《冲绳岛》等。此外，西野辰吉、半田义之和畔柳二美的短篇小说，村山知义的剧本，壶井繁治、大岛博光和西泽隆二的诗歌等，也获得好评。
战后，日本重要的文学流派──“近代文学”派出现较早。他们在1946年创办同人刊物《近代文学》杂志，发表评论和作品。这一派的文学家大多接触过战前的革命文学运动，但对革命并无正确理解；身受过对外侵略的灾害，不满法西斯统治，但又对其本质缺乏足够认识。由于他们不少人曾被征去当兵，其作品大多反映战争和兵营生活。在创作方法上较多地从生理学和病理学方面着眼，描写战争给人们在心理和肉体上留下的创伤。这方面著名的短篇小说有大冈升平的《俘虏记》、《野火》，梅崎春生的《樱岛》，椎名麟三的《深夜的酒宴》等。野间宏的长篇小说《真空地带》堪称独树一帜。
这批作家一般都是战后登上文坛，他们的思想感情带有战后青壮年人的特点，被称为“战后派”作家。他们多为新日本文学会会员，由于对战前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和战后民主主义文学运动的方针和组织原则等持有不同意见，从1946至1965年的20年间，不断地发动论争。在这期间，有不少各类现代派文学家参加这一流派的行列。他们迫使以江口涣为首的日共党员作家退出新日本文学会，另外成立“民主主义文学同盟”，出版机关刊物《民主文学》。
日本战后还涌现了为数众多的新作家，在日本读者中发生较大影响的有井上靖、田宫虎彦、水上勉、山崎丰子、城山三郎、深泽七郎、司马辽太郎、松本清张、有吉佐和子、三浦哲郎、开高健、远藤周作和安部公房等。井上靖以富有抒情性的优美文笔，创作了不少反映日本社会现实和中国历史包括西域故事的小说。《猎枪》、《斗牛》和《天平之甍》等，已成为一代名著。田宫虎彦的短篇小说《足折岬》、《画册》和《异母兄弟》等，是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的重要收获。水上勉的长篇小说《饥饿海峡》、《越前竹偶》和《红花的故事》等也都获得好评。城山三郎的揭露日本官僚机构腐败现象的小说，与松本清张描写同类题材的推理小说，都是这一时期受欢迎的作品。深泽七郎的中篇小说《楢山小调考》和堀田善卫的长篇小说《鬼无鬼岛》，表现了偏僻农村的陋习和愚昧，后者还对封建统治和美军占领有所揭露。司马辽太郎的历史小说《龙马奔走》、《窃国故事》、《多谋善断的人》等，取得较高的成就。在日本众多的女作家中，山崎丰子的《华丽的家族》和《白色巨塔》，有吉佐和子的《木偶净瑠璃》、《并非因为肤色》等小说，一般评价较高。此外，被认为是优秀作品的还有三浦哲郎的《忍川》、开高健的《巨人和玩具》和《恐慌》、远藤周作的《架双拐的人》和《妈妈》等。
第二阶段：日本从60年代开始的经济高速增长，引起社会很大变化。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政治斗争趋向缓和，不少人也逐渐陷入贪图安逸、精神空虚的境地。大致从60年代后期起，文学上反映精神空虚、颓废的作品逐步增多。女作家大庭美奈子在1968年获得《群象》杂志新人奖的短篇小说《三只蟹》所描写的就是人们精神生活空虚而去寻找新的刺激。这篇作品以对话俏皮得到赞赏。一些宣扬日本的国土必然毁灭、末日即将来临的所谓“末日文学”，渲染凶杀恐怖和警特破案伎俩的推理小说，描绘丑恶的色情狂和虐待狂等不堪入目的新式春宫小说等，风行一时。这种现象引起一些文学家和读者的不满，当一些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决定授奖给以色情描写为主的小说时，曾出现个别委员宣布退出评选委员会的事件。
评论家小田切秀雄在《文学概观79年》一文中，引用作家开高健在1979年向26名作家和评论家提出“衣食足而忘文学？！”的回答，26名文学家中相当数量的人都承认“现状正是如此”。小田切指出，开高的提问最清楚地说明“现在的文学正在陷入深深的停滞之中”。
但是，战后文学第二阶段仍有一批保持严肃创作态度的作家，他们写出了有一定社会意义的作品。如井上靖的《夜声》、《榉树》、《方舟》，水上勉的《轮椅之歌》，大冈升平的《莱特战记》，野间宏的《青年之环》，佐多稻子的《树影》，司马辽太郎的《坂上风云》、《世上日日》、《空海的风采》，石川达三的《金环蚀》、《青春的蹉跎》和《骨肉至亲》等。
小田切秀雄从1979年的作品中提出一些他认为是比较严肃的篇章，如加贺乙彦的《宣告》、山口瞳的《血族》、藤枝静男的《只有悲哀》、吉行淳之介的《果子节》、三木卓的《野玫瑰衣》、濑户内晴美的《比叡山》、富冈多惠子的《斑猫》、水上勉的《全阁火焰》、宫原昭夫的《平日》等。他还认为日本文坛在70年代出现了“内向文学”，这一派作家大多是在战后成长的，注重描写人们日常生活及其心理状态，脱离社会现实较远;在创作方法上受现代主义的影响。 主要作家有阿部昭(1924～ )、小川国夫(1927～ )等。
参考书目
片冈良一等编：《近代日本文学讲座》，东京，1931～1933。
岩波书店编：《岩波讲座·日本文学》，东京，1933。
西乡信纲等：《日本文学史》，东京，1954。
小田切秀雄：《日本现代文学史》，东京，1975。
佐藤静夫：《战后文学的三十年》，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