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学(卷名：中国文学)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汉族外，还有55个兄弟民族和民族成份尚未确定的一些人 (如西藏的僜人、夏尔巴人，云南的苦聪人、克木人等)。在全国10亿多人口中，汉族人口占93.3％，各兄弟民族人口占6.7％，所以习惯上将人口较少的各兄弟民族称为少数民族。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各自的勤劳和智慧，共同缔造了伟大的祖国，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就中国文学发展史而言，汉族文学是其主体，但各少数民族文学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对中国境内除汉族以外的各兄弟民族文学的总称。它包含着如下几方面的意义:第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相对汉族文学而言的。第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由历代各少数民族人民创造的。它包含了民间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两个有机部分。各民族人民在创造出丰富多采的作品时，大部分使用本民族语言和文字，反映了本民族人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生产、生活、思想、感情和愿望。第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抛开各少数民族文学的所谓中国文学是不完全的，或者仅仅是汉族文学。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和汉族文学相比，各少数民族文学之间相比，发展极不平衡，但是这种不平衡，丝毫没有湮没各民族人民的创作才能。相反，从中华民族的文学这一角度来考察，它恰恰反映出中国文学的丰富性和多层次性。许多在汉民族文学中已消失的古老的文学形式，如神话、英雄叙事诗（又称英雄史诗）、古代歌谣等，至今仍在各少数民族文学中得到完好的保存和传承，有些甚至填补了中国文学史的某些空白，具有很高的科学研究价值。
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 中国各少数民族，都有着十分悠久的文学传统，作为文学源头的民间口头创作更是这样。但由于过去各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也影响了文学的发展。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一些少数民族尚处于奴隶社会，甚至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历史发展阶段，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不少民族还只有本民族语言，而没有本民族文字。这种客观现实造成许多民族的文学至今还以口头创作和传承为主。在这些民族的文化史中，民间文学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与汉族文学相比较，成为其显著的特点。
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丰富多彩，源远流长。各民族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叙事诗（包括英雄史诗和一般叙事诗）、谚语、谜语等作品，构成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璀璨夺目的宝库，其中不少作品通过古代文人的采集、整理，出现在汉文文献和少数民族古代典籍之中。这种文学传统可以追溯到十分久远的时代。《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当时汉民族尚未形成民族共同体，这本诗集中的《国风》和“小雅”中的许多篇章，实际上是当时各民族中流传的歌谣作品。至今，湖南湘西土家族在婚礼之前的告祖仪式上，还要演奏诗经音乐，所唱歌词恰恰是《诗经》中的《关雎》、《桃夭》之章，而且歌词与《诗经》相同。这种遗风说明《诗经》与古代少数民族的渊源关系。《山海经》保存了许多古代民族神话资料。和黄帝齐名的帝俊神话（高辛氏），在中国南方民族的神话中屡有反映，如瑶族的《盘瓠》神话，反映出盘瓠原是高辛氏部落联盟中以犬为图腾的部落酋长。东汉应劭所撰《风俗通义》中，完整地记载了《槃瓠》神话和《沙壹》(哀牢夷《九龙神话》)神话。晋代干宝《搜神记》中，记载了《槃瓠》神话的另一异文。作为中国古代神话滥觞的盘古神话，也是中国南方民族的神话。最早记录它的是三国时期的吴国人徐整。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南方诸民族中，除普遍流行《盘古》、《槃瓠》、《九龙神话》(《沙壹》)外，伏羲女娲神话、射日神话、洪水神话等也普遍流传，并且古籍记载也很多。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中所载叶限故事，是世界最早见于文字记录的“灰姑娘”型故事。它的流传地在今广西壮族地区。在藏族中流传的《尸语故事》（最早由印度传入），在西南一些少数民族民间也有同类故事流传。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各民族民间和与国外民间文学的相互交流和影响。民间歌谣的记录，为历代文人所重视，清代李调元编辑的《粤风》，除收入汉族情歌外，还收入瑶歌、俍歌、壮歌58首。至于少数民族古代典籍，更是容纳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宝库。蒙古族的《蒙古秘史》、维吾尔族的《突厥语辞典》、《福乐智慧》，藏族的《米拉日巴道歌》、《萨迦格言》等，都直接引入了民间流传的格言、诗歌、谚语、民间神话、传说、故事等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遗产，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30多年来，各民族民间文学工作者抢救、挖掘、搜集、整理发表的各民族民间文学作品数以万计，一座座辉煌灿烂的民间文学宝库呈现在我们面前，它们通过生动形象的艺术画面，向我们展示了各民族人民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现实生活和精神文化，以及他们的憧憬和希望。这些艺术作品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对中国文学史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这些贡献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神话。中国少数民族神话宝库极为丰富。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就引起中国许多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民俗学家、民族语言学家、文学家的重视和研究。学者们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收集到很多少数民族神话作品，较有影响的有彝族支系阿细人的创世长诗《阿细的先基》(昆明北门书店出版，李公朴发行，原名为《阿细的先鸡》)，它是由光未然与阿细青年毕荣亮合作记录整理的，当时只记下汉译文。1945年，北京大学袁家骅用国际音标记下毕荣亮演唱的原文，采用直译法进行字译和句译，并对音系、词汇、语法进行研究，写成《阿细民歌及其语言》，这是较早地用科学方法对少数民族创世神话的记译和研究。从50年代开始，随着少数民族历史、语言、民间文学调查工作的进行，揭开了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的宝库。目前，从西南少数民族中搜集、整理、翻译、出版的创世纪神话叙事诗就有十几部。如纳西族的《创世纪》，白族的《创世纪》，彝族的《查姆》、《梅葛》、《阿细的先基》、《勒俄特依》，瑶族的《密洛陀》，侗族的《侗族祖先哪里来》，苗族的《苗族史诗》、《苗族古歌》，拉祜族的《牡帕蜜帕》，阿昌族的《遮帕麻与遮米麻》，哈尼族的《奥色蜜色》，佤族的《西冈里》（葫芦的传说）等。加上其他短篇古歌、叙事性散文神话作品，构成中国少数民族神话包罗万象的内容。其中大部分神话作品，通过丰富奇特的想象，叙述了原始人类对宇宙开辟、人类起源、自然万物生成、民族起源等的认识和解释。各民族神话，特别是创世纪神话的另一特点，是对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作了独特的记叙。这部分内容大都出现在各创世纪神话的后半部分，这是中国神话在长期的发展中，与各民族现实生活紧密结合的产物。
神话产生于人类生产水平和认识水平十分低下的原始社会，它是原始人类通过幻想方式认识世界、解释世界，又企图用幻想的方式去征服世界。这反映了原始人类独特的思维方式和特征。中国的少数民族，大都居住在祖国的边疆地区和边远山区，过去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由于交通不便，文化落后，加上历代统治阶级实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许多民族的社会发展十分缓慢，这种客观条件，使各民族神话得以产生、保存和传承。这是我们今天仍能从各民族民间口头传承中，收集到大量的神话作品的原因所在。
汉族古老的神话作品，大都保存在古籍之中，而且只留下了部分片断记载。与此相反，少数民族神话不仅作品的数量很多，而且至今还完整地流传在人民的口头，特别是一些民族的大型的创世纪神话作品，内容古朴，想象奇特，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第二，英雄叙事诗。英雄叙事诗，又称英雄史诗。这类体裁的作品比神话产生得晚，大约是原始社会末期和以后阶段的创作。英雄叙事诗（史诗）是一定历史环境下产生的文学现象，很多作品的情节是在部落纷争中展开的。歌颂部落英雄，要求统一的意志，是史诗的基本主题。史诗除短篇作品外，一般均为宏篇巨制，结构庞大，气势磅礴。它往往跨越时间和空间界限，在民间长期流传，成为一个民族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知识的总汇。所以某一民族的史诗，常被认为是这一民族的“百科全书”或形象化的历史。
中国少数民族史诗蕴藏十分丰富，特别是一些古代游牧民族，此类体裁的创作尤为发达。比如蒙古族中，保存流传的中、短篇史诗上百部。哈萨克和赫哲等民族中保存的史诗作品也很多。在西南一些民族中，近年来也发现不少英雄史诗，如傣族的《相勐》、《兰嘎西贺》，壮族的《莫一大王》等。在少数民族众多的史诗作品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这 3部史诗不仅早已被列入世界著名英雄史诗之林，而且引起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的瞩目。其中《格萨尔王传》为世界最长的英雄史诗，约计长达 100多部。目前，这一史诗被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不久我们即可见到这部史诗的全貌；《玛纳斯》共8部，搜集工作已完成。流传于新疆卫拉特蒙古族中的史诗《江格尔》，已有15章本翻译出版，最近又发现不少异文。这 3部史诗各有其不同的艺术结构。《格萨尔王传》是从格萨尔一生的事迹展开情节的，它在藏族各地区流传时，民间艺人们又根据英雄的某一事迹敷演成篇，成为单独的一部，造成史诗十分庞杂的体系；《玛纳斯》是以玛纳斯以下八代英雄的事迹，逐步展开情节，首尾贯通，结构完整；《江格尔》则叙述了江格尔、洪古尔等英雄的征战事迹。
由于中国各少数民族，有着悠久的诗歌传统，许多近代英雄人物的事迹，也通过叙事诗的形式加以表现，如蒙古族的《陶克陶之歌》、《嘎达梅林》及苗族的《张秀眉之歌》等，都是优秀的英雄叙事诗。
英雄史诗的出现，充分表现了中国少数民族人民惊人的创造能力。在中国文学史上，少数民族英雄史诗不仅占有特殊的地位，而且具有划时代意义。
第三，民间叙事长诗。在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宝库中，民间叙事长诗的创作，具有特别的光彩，在汉族民间文学中，叙事长诗是屈指可数的，而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此类体裁的创作特别丰富和发达，几乎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叙事长诗，有的民族甚至多到上百部和几百部，比如傣族的阿銮叙事诗，号称550部。民间叙事长诗中以爱情为题材的占大多数，也有些是一般生活叙事诗。已收集、整理、翻译和发表的优秀作品有《阿诗玛》（彝族）、《妈妈的女儿》(彝族)、《召树屯》(傣族)、《娥并与桑洛》(傣族)、《生产调》(傈僳族)、《逃婚调》(傈僳族)、《鸿雁带书》（白族）、《青姑娘》(白族)、《达稳之歌》、《达备之歌》、《特华之歌》、《唱离乱》、《马骨胡之歌》(以上壮族)、《仰阿莎》（苗族）、《月亮歌》（布依族）、《伍焕林》（布依族）、《锦鸡》(土家族)、《拉仁布与且门索》（土族）、《马五哥与尕豆妹》（回族）、《黄黛琛》（裕固族）、《艾里甫和赛乃姆》（维吾尔族）、《萨里哈与萨曼》（哈萨克族）、《达那巴拉》(蒙古族)以及《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蒙古族)等。这些长诗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各民族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现实生活。它提供的有关少数民族生产、生活、风俗习惯、民族性格等的形象画面，不仅是文学研究的宝贵资料，而且对民俗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也极有价值。
除神话、史诗、叙事长诗之外，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还向我们展示了其他多种多样的文学形式。其中民歌的多种表现形式，是民间诗学研究的宝贵资料。中国少数民族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许多民族被称为“歌的民族”，许多民族地区被誉为“歌的海洋”，民歌对唱，至今还是人们相互之间交流感情的主要工具。以歌对谈，以歌答问，以歌传情是各少数民族传统的生活习俗。中国西北地区的“花儿会”，广西壮族的“歌圩”，仫佬族的走坡，苗族的芦笙会、采花节，白族的“石宝山歌会”等，都是这些民族传统的歌节。这种歌唱习俗形成了各民族不同的民歌形式和格律。从押韵方式来讲，蒙古族民歌押头韵，西北地区各民族中流传的“花儿”押尾韵和双尾韵，壮族的“勒脚歌”押腰脚韵，苗族的古歌有的押调不押韵，音调相谐造成音乐美，侗族、壮族民歌的多声部合唱，更会使你陶醉于动人的旋律之中。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诗歌史的研究，大可从少数民族民歌中获得丰富的资料。
提到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应特别肯定民间歌手、民间故事家的功绩，他们在创作、保存、传承民间文学中有特殊的贡献。除柯尔克孜族的朱素甫·玛玛依，还有蒙古族的琶杰、毛依罕，藏族的扎巴、玉梅（女），傣族的康朗英、康朗甩，苗族的唐德海，赫哲族的吴连贵、葛德胜，朝鲜族的金德顺（女），满族的傅英仁等。
传统悠久的作家文学 和汉族文学相比，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作家文学产生较晚，但是也有着悠久的历史。
作家文学是伴随着文字的产生而产生的，使用本民族文字进行文学创作的有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等，有些民族虽然很早就创造了本民族文字，如彝族、傣族、纳西族、满族等，但使用本民族文字进行创作的作家和作品很少。他们的文字主要用来书写经书和记录民间文学作品，还有些民族曾在汉字基础上创造了某一种土俗字，记录本民族民间文学作品，如壮族、白族、瑶族等，但这只是语言交流中的一种辅助工具，并未普遍使用，更没有用它来进行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许多少数民族创造了新文字并逐步推行，这将为使用本民族文字进行创作的作家提供了便利条件。
从古至今的少数民族作家，无论是使用本民族文字进行创作，或是用汉文进行创作，都为中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藏族是中国古老的民族之一。其作家文学，产生于公元 7世纪左右。松赞冈布时代，曾派遣大臣吞米桑布扎到克什米尔一带留学，学习梵文和西域各国文字，并进行比较，创造了一种有30个字母的拼音文字。藏文的创制，对藏族作家文学的产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敦煌文献《赞普传略》，是8、9世纪的作品，已具有相当文采。从11世纪初，藏族著名宗教领袖、诗人米拉日巴写作《道歌》算起，藏族作家文学已有将近千年的历史，其间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作家和作品，如贡嘎坚赞的哲理诗《萨迦格言》、桑吉坚赞的传记文学《米拉日巴传》、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仓央嘉措情歌》、才仁旺阶的长篇小说《旋努达美》等，都是藏族作家文学的瑰宝。藏文的产生，也给文学翻译带来繁荣，汉族文学作品和印度佛经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对藏族作家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民间文学也借助文字被记录、保存下来，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在藏族地区就有各种抄本和刻本广泛流传。
回纥（回鹘）是活跃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古老民族，最初使用突厥文字。回纥人西迁以后，由原信摩尼教改信佛教，同时废弃古突厥文，逐渐采用粟特字，并创造了古回鹘文。著名的《九姓回鹘可汗碑》就是用古回鹘文、汉文和突厥文三种文字刻成。后来，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阿拉伯文字取代了古回鹘文。公元10世纪后半期至12世纪，维吾尔族文学得到飞速发展，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尤素甫·哈斯·哈吉甫的叙事长诗《福乐智慧》、马合木德·喀什噶里的巨著《突厥语辞典》、阿合买提·玉格乃克的《真理的入门》，并称为维吾尔族文学史上的三大名著。14世纪至15世纪，维吾尔族诗坛上出现了鲁提菲等一系列著名诗人，特别是纳瓦依的创作不仅对15世纪维吾尔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整个西亚和中亚文学，也是一座高大的丰碑。18世纪以后，尼扎里的《爱情长诗集》，在维吾尔族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蒙古族自古以来就休养生息在中国北方草原。13世纪起使用畏吾儿字母拼写蒙古语，同时使用汉字。忽必烈继位后，命喇嘛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八思巴字，是根据藏文加以变化创造的。元亡后不再使用。14世纪初，创造了今天仍在使用的蒙古文字。随着统一语言和文字的产生，蒙古族文学有了新的发展，大量的作家和作品产生。《蒙古秘史》（旧译《元朝秘史》）大约成书于13世纪40年代，现只有汉文音译的各种版本在国内外流传。原文可能使用畏吾儿蒙文，已湮没。这一著作对后世蒙古族历史、语言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罗卜桑丹金的《黄金史》、萨囊彻辰的《蒙古源流》以及尹湛纳希的《青史演义》都曾受到它的滋养。19世纪，蒙古族古代文学的代表作家是尹湛纳希，除《青史演义》外，他还用蒙文创作了《一层楼》、《泣红亭》等长篇小说和大量诗歌。哈斯宝的《新译〈红楼梦〉》和为此书所作的评点，在“红学”研究中独树一帜。
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许多少数民族出身的作家，使用本民族文字，反映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生活，表现出浓郁的民族风格和特色。除此之外，也有不少古代作家，接受汉民族文化的影响，使用汉文进行创作，同样创造出辉煌的成绩。在各民族长期的友好交往，相互贸易、通婚以至民族之间的战争等，都造成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影响。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这种交流和影响，形成了中国文学的多民族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中国历史上出现民族大融合的时期，这种影响尤为明显。自元代以后，各少数民族中用汉文从事创作，并取得较高成就的作家，就屡见于中国文学史。如元代诗人耶律楚材（契丹）、萨都剌（回族），散曲作家贯云石（维吾尔族），杂剧作家李直夫(女真族)；明代文学批评家李贽(回族)；清代词人纳兰性德（满族），小说家蒲松龄（回族，一说蒙古族）、曹雪芹（满族）等。白族、纳西族和壮族中也有不少用汉文创作的优秀作家。这部分作家、诗人虽用汉文创作，但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成就和地位是不能低估的。他们同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家一起，共同丰富了中国文学宝库。
中国现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继承“五四”新文学传统发展起来。无论是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还是用汉文创作，都充满了反帝爱国的激情。维吾尔族爱国诗人黎·穆塔里甫和他同时代的许多诗人，在新疆“三区”革命时期所写的诗篇，以极大的热情，鼓舞着各民族人民反抗日本侵略和国民党统治的勇气。有些作家则直接在革命队伍中成长起来，如苗族作家陈靖、壮族作家陆地、侗族作家苗延秀等。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作家如老舍（满族）、包尔汉（维吾尔族）、沈从文（苗族）、端木蕻良（满族）等，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的生活、理想和愿望。特别是老舍的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为了发展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党和政府特别重视少数民族文学人才的培养。凡中央举办的文学讲习班中，都注意吸收少数民族作家参加;各省、市、自治区也为培养少数民族作家采取积极措施。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成长起一大批少数民族作家。如蒙古族的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玛拉沁夫、阿·敖德斯尔、朝克图纳仁，彝族的李乔，壮族的韦其麟，白族的杨苏、晓雪，维吾尔族的铁依甫江·艾里耶夫、库尔班阿里，朝鲜族的李旭、金哲，赫哲族的乌·白辛，藏族的饶阶巴桑、伊丹才让，土家族的汪承栋等，他们在诗歌、小说、戏剧等领域的创作及其作品引人注目。“文化大革命”，给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创作带来深重灾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文学艺术战线的拨乱反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重又获得了新的生机。
1980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紧接着创办了专门发表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全国性刊物《民族文学》。1981、1985年两次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发奖大会，这些极大地调动了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积极性，在短短的时间里一批少数民族文学新秀成长起来。鄂温克族青年作家乌热尔图的作品，除获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外，1981至1983年，连续三年获全国短篇小说创作奖。回族青年作家张承志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也连连获全国奖。过去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学，大都以民间口头创作为主。今天，这种状况正在迅速改变。越来越多的民族不仅有了自己的作家和作品，有些民族还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作家群，如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朝鲜族、白族、壮族、藏族等民族，都有一批作家活跃在诗歌、小说、戏剧、电影创作领域。他们出身于少数民族，熟悉本民族生活，懂得本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所以他们创作的作品总是充满了浓郁的民族生活特色又和时代精神息息相关。
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自古以来就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这种传统首先来自各民族的民间创作，民间文学是各民族文学的源头。无论是蒙古族的《蒙古秘史》，藏族《仓央嘉措情歌》、《萨迦格言》，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突厥语辞典》，还是白族的《山花碑》等，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曾吸收了本民族民间文学的滋养。除少数民族文学自身的传统之外，各民族作家还注意吸收汉族以及国外一些民族文学的优秀部分，融会贯通，创作和发展本民族文学。如汉族文学、阿拉伯－波斯文学、印度佛教文学都曾对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傣族及其他民族的文学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本民族文学传统和外民族文学传统的相互吸收，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中的普遍现象。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起步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遗产是极其丰富的。历代文人对其中的个别篇章不仅作过整理记录，而且作过深入的研究。如对《盘古神话》、《敕勒歌》等的研究。在少数民族中，也有不少文学理论方面的研究著作，如傣族古巴勐的《论傣族诗歌》，藏族学者对《诗镜》所作的许多诠释等。但是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全面研究，还是一个薄弱的环节。1958年 7月1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座谈会，确定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被正式提出。到60年代初，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工作者的积极努力下，就已编写出版了《白族文学史》、《纳西族文学史》、《藏族文学史》、《广西壮族文学》等。在文学史和文学概况编写任务带动下，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翻译、研究、出版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这一研究工作不久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不得不停顿下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工作的真正起步，是“文化大革命”以后。1978年冬在兰州召开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教材编写及学术讨论会”，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具有重要意义。这次会议是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者第一次规模盛大的聚会，它对全面开展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研究起了动员和组织作用。这次会议后，在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者的积极努力下，编辑出版了高等院校教材《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马学良主编），这是全国第一部包括55个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的选集。翌年 6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成立。这个学会是专门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群众性学术团体，在全国发展会员并定期召开学术年会和专题学术讨论会，为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建设贡献了力量。为了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繁荣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学，1980年建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它是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机构。该所下设理论研究室、内蒙古及东北地区各民族文学研究室、藏族及青藏地区各民族文学研究室、西北地区各民族文学研究室、南方地区各民族文学研究室和《格萨尔》研究室，出版专门性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季刊《民族文学研究》。云南、新疆、内蒙古等省（自治区）的社会科学院还专门成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这样，就使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新学科。
从80年代开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表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
① 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在中国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基本队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培养起来的，以中青年骨干为主，老中青结合。主要力量分布在三条战线，一是各省（自治区）、市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机构；二是各省（自治区）、市的民间文艺研究会；三是全国文科高等院校，特别是民族院校。各条战线都有一批专门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人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从50年代开始，就从事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工作，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近几年转入理论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除专门的科研、教学人员外，少数民族地区高等院校特别是民族院校普遍开设了少数民族文学课程（包括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加紧培养研究人才。中央民族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还专门招收了少数民族文学硕士研究生。一批思维敏捷、锐意进取的新秀正涌现出来。
② 研究课题不断深入。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全面展开，研究领域和选题不断扩大，表现出向纵深发展的趋势。突出表现在自1981年以后，许多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工作者视野开阔起来，不再把民间文学看作是孤立的文学现象，而是将它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时间和空间领域去考察，放在多学科联系的背景上去研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与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宗教学、心理学、民俗学研究结合起来，使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出现崭新的局面。专题研究，如关于少数民族神话、史诗等的研究也很有起色。与此同时，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对古代作家和现代作家文学的研究成绩也很突出。
在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前提下，研究方法不断改进。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感到，过去只限于某一民族，单纯从一般文艺学角度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的方法，不能全面解决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比较文学研究方法首先受到重视和重新起用，并写出一批较有质量的文章，探讨各民族文学的相互借鉴和影响。其他如结构主义方法、系统论方法等，也为一些研究者所尝试。
③ 产生一批理论研究成果。首先是各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的编写进展很快，在1981年以后的短短几年时间里，《蒙古族文学简史》(齐木道吉、梁一儒、赵永铣，1981)、《苗族文学史》(田兵、刚仁、苏晓星、施培中，1981)、《壮族文学概况》(胡仲实，1982)，《白族文学史》（张文勋主编，修订本，1983）、《布依族文学史》(田兵等主编，1983)、《白族文学史略》（李缵绪，1984）等相继出版。毛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约160多万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记述中国55个少数民族文学的大型专著。这部专著虽系各民族文学概貌的介绍性著作，但它集中反映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是新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此外，集中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成果的专著和论文集尚有《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概论》（朱宜初、李子贤主编）、《民族民间文学基础理论》(陶立璠)、《傣族诗歌发展初探》（王松）、《歌海漫记》(黄勇刹)、《壮族歌谣概论》（黄勇刹）、《广西民间文学散论》（蓝鸿恩）、《少数民族文学论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编）、《中国少数民族神话论文集》（田兵、陈立浩编）、《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选讲》（吴重阳、陶立璠主编）等。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也越来越多地引起国外学者的注意。中国三大史诗很早就吸引东欧一些国家学者们对它进行研究，法国的石泰安研究藏族《格萨尔王传》并有专著问世。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达木丁·苏荣对《格斯尔》的研究，日本学者君岛久子、伊藤清司等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神话、传说、故事的翻译研究等，成绩也很突出。目前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范围也越来越扩大。
近几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工作的形势是喜人的，成绩获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党和政府的关怀是决定性的因素，特别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每一阶段，都给与具体指示。198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搜集工作的通知》，对每一位研究工作者都是鼓舞。其次，民族民间文学研究队伍中，有着很好的学术带头人和一批中青年研究力量，民间文艺学家钟敬文所写的《刘三姐传说试论》、《论民族志在古典神话研究上的作用》以及一系列有关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讲话，对民族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王沂暖从事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的搜集、翻译工作50多年，并在藏族文学研究中成绩卓著。有这样一支研究队伍，再加上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队伍、作家队伍、翻译家队伍，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和研究工作的更大繁荣和发展，前景是十分喜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