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卷名：教育)
textbook
亦称课本，根据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编定的系统地反映学科内容的教学用书。
中国在发明造纸和印刷术以前，文字是用墨或漆写在竹简或木柧上的。1908年在中国西北地区发现的汉代竹简，上面写有《苍颉篇》中的文字，可以说是古代的识字课本。东汉熹平四年至光和六年(175～183)，在洛阳刊刻立在太学门前的石经，包括《易》、《书》、《诗》、《仪礼》、《春秋》、《公羊传》和《论语》的全文，就是当时教科书的范本(见彩图)。这是因为口传、手抄容易发生讹误和引起争论，所以刻石以为标准。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主要是以儒家经典为教科书。从汉代的“五经”（《易》、《书》、《诗》、《礼》、《春秋》），发展到唐代的“九经”(除《易》、《书》、《诗》外，《礼》分为《周礼》、《礼记》、《仪礼》，《春秋》分为《公羊传》、《穀梁传》、《左氏传》)。以后又增加《孝经》、《论语》和《尔雅》，成为“十二经”(开成二年刻成石经，立于长安国子监太学）（见彩图)。到宋代又增加《孟子》而成“十三经”。宋代还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同《论语》、《孟子》合称“四书”。以后历代王朝都以这“四书”为科举取士的初级标准教科书。从宋、元时起，民间流行专为学塾儿童编写的识字课本有《千字文》、《百家姓》和《三字经》等。
清末废科举，兴学校，把自然科学、数学列入学校课程。当时，这些新学科的课本，多半采用外国书籍的译本。1889年，江南制造局出版自编的《算学》3种，1897年，南洋公学外院编了《蒙学课本》3编，是近代中国最早的自编教科书。1902年，京师大学堂成立编书处，1906年，清政府学部设图书局，是近代中国有计划地编辑成套教科书的开端。辛亥革命以后，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实行教科书审定制。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都编辑出版了成套的教科书。 (见彩图)
外国古代也曾把名人著作或宗教经文当作教科书使用。如古希腊曾用荷马的史诗来学习语言文字；伊斯兰国家的传统学校用《古兰经》作课本；基督教国家的传统学校用《圣经》、《祈祷书》为课本等。欧洲最早的流行最广的教科书，是捷克教育家J.A.夸美纽斯编写的《语言与科学入门》(1631)、《拉丁语初阶──语言与科学入门的预备课本》 (1633) 和《世界图解》(1658)。这些都是拉丁语课本，后者也可供教学本族语之用。
教科书是教学内容的主要依据，是实现一定教育目的的重要工具，是师生教与学的主要材料，也是考核教学成绩的主要标准。各国政府对教科书的编写都很重视。有些国家，如中国和苏联，实行国定制，全国采用一种通用课本。有些国家，如日本，实行审定制，同一年级同一学科可以有几种经审查批准采用的课本。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不同，除通用课本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还需要编辑乡土补充教材，使教学更加结合实际。
中国现行的教科书是根据各级各类学校各学科教学大纲编写的。编写教科书同编订学校课程一样，是一项科学研究工作。教科书需要反映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又需是科学上有定论的基础知识。它还要通过事实的叙述和原理的论证，对学生的思想起潜移默化的作用，培养学生的共产主义理想、爱国主义情操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以及良好的道德品质。教科书还要能适合儿童的学习心理，引起他们的求知欲望，激励他们努力解决疑难。它精选科学基础知识，用生动而又简明的文字来叙述，使学生经过努力都能理解和掌握。
教科书的每章、每节都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学习单元。各章、各节之间要有严密的、自然的、合乎逻辑的联系。这样既便于学生循序渐进地学习，也有助于训练他们的逻辑思维。
教科书中要有精美的插图、适当的图解、必要的表格、确切的注释，还要有各种练习题、思考题、实验题、作业题等等。这些都同正文一样重要，不能忽视。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一套教科书，特别是语文和外国语教科书，往往配备有一套录音磁带，成了有声课本。有些课本还配有幻灯片、录像磁带等。有些学科的教科书还配有学生的作业簿、实验和实习指导书及报告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