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伦，G.G.(卷名：外国文学)
George Gordon Byron (1788～1824)
英国诗人。1788年1月22日出生于伦敦破落的贵族家庭。10岁承继男爵爵位，求学于哈罗中学和剑桥大学。成年后进入上议院，支持民主派，在讨论惩治捣毁纺织机的失业织工的法案时，发言替他们辩护。他在学生时代即已开始写诗，第2部诗集《闲暇的时刻》(1807)出版后受到《爱丁堡评论》的攻击，诗人乃答之以《英国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1809)一诗，初次显示他的讽刺才能的锋芒。1812年他的新作《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1、2两章出版，风靡全英，诗人自称“一夜醒来，发现自己已经成了名人”。《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动人之处，在于它结合了游记和抒情诗两者之长。它记录了拜伦在1809年游历西班牙、葡萄牙、阿尔巴尼亚、希腊、土耳其诸国的印象，充满异国风光；而诗中的旅行者哈罗尔德又是一个年轻的多愁善感的神秘人物，他自称“早已知道人世最坏的事情”，暗示有过不可告人的罪孽，象是什么也引不起他的兴趣，而实际上他的观察敏锐，对名城胜景、风土人情都颇多欣赏和咏唱。例如对于西班牙斗牛的描写便异常出色；同时，他富于正义感，同情各民族争取自由的行动，对于暴君和异族统治者则加以抨击，在第2章之末，他向希腊人民发出的反抗土耳其统治者的号召更激起全欧的共鸣。这一切又是通过音乐性很强的富于感染力的诗句写成，因此不仅在当时显示了浪漫主义新诗歌的魅力，就在今天也仍然吸引读者。
以后，拜伦写了一系列长篇叙事诗，如《异教徒》(1813)、《海盗》(1814)、《莱拉》(1814)，3、4年之内共写了6首，都以东欧、西亚一带为背景，都有一个富于叛逆精神、不惜与命运抗衡的主人公，都充满浪漫情调，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使得原来擅长于这类叙事诗的苏格兰作家司各特自叹不如，改而用散文去写历史小说。人们主要根据哈罗尔德和这些“东方叙事诗”的主人公而构筑起所谓“拜伦式英雄”的形象。
拜伦巩固了他在诗坛的地位，然而在社会上却因私生活而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1816年初，他那结婚才一年的妻子忽然离去，接着提出分居的要求，上层人士对他的攻击达到了高潮。他素来不喜欢英国上层社会的伪善和冷酷，现在又遭受毁谤，于是愤然移居意大利。
在意大利他参加烧炭党的抗击奥国占领者的活动，在诗歌创作上也进入更为成熟的时期。
首先，他写了《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3、4两章(1816、1818)。它们仍然是记游之作，只是地区转到了欧洲文明的中心，亦即比利时、法国、瑞士、意大利诸国，诗人的历史感增强了，对周围事物的兴趣超过了对个人身世的感叹，因此诗也写得更为深刻。这里有对于自由斗士的歌颂，也有对于风云人物如拿破仑的评论；关于滑铁卢战役前夕舞会的描写至今为人传诵，对于几位启蒙运动大师如卢梭、伏尔泰、吉本的追怀，给予诗篇以新的思想深度，而诗句也达到了艺术概括的新高度：
他精炼武器，笔里藏刀，
用庄重的讥笑笑掉了庄重的宗教。这类警句的增多不仅表明拜伦原是18世纪英国诗人蒲柏的崇拜者，而且预示他以后发展的方向。
同时，他又在一个新的领域取得成就:诗剧。从1817至1824年的8年之中，拜伦完成了7部带有剧本性质的作品。一部是以主人公的名字命题的《曼弗雷德》(1817)。作者自称它是“戏剧性的诗篇”，写的是阿尔卑斯大山深处古堡中的一个神秘人物的最后日子。他有广博的知识，能够呼唤精灵，然而却只求速死，因为他犯了道德上的大罪，曾经造成了最爱的人的死亡。换言之，他并非浮士德，而仍然是一个拜伦式英雄。另外两部是中古“神秘剧”的仿作，其中《该隐》（1821）一剧利用了《圣经》中该隐杀弟的故事，但把重点放在对上帝的指摘和嘲笑，因而剧本出版之后，引起了教会人士的激烈反对。该隐是一个叛逆者，但并不意气用事，他认为人既有了理性，就有权自始至终运用理性，因此当魔鬼要他在知识和爱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他选择了知识，亦即他要了解一切，包括死亡在内。这是一个远较《曼弗雷德》有意义的主题，诗也写得颇具魅力。
诗和剧的进一步结合，见于4部五幕长剧。其中《维纳》(1823)在舞台上得到成功，在艺术上却最弱。其余3部全是历史剧。写公元前7世纪亚述国王的转变和自焚故事的《撒丹纳巴勒斯》(1821)是动人的，然而不如两部写14世纪威尼斯政治人物的悲剧深刻。《福斯卡里父子》(1821)写执政者老公爵无法与元老院抗衡，只得听任他的儿子受刑至死，自己也被废黜，在继任者上任的钟声中倒地身亡。《马林诺·法里埃罗》(1821)叙述另一个老公爵在妻子遭受毁谤时却无法得到元老院的同情，于是转而同下层人民联合，准备推翻以他自己为首的威尼斯共和国，终因事机泄漏而遭斩首。作者在这两部剧里用生动的情节描绘上层社会少数人掌权所造成的无情的压制，其主旨仍然是人必须为自由而斗争。
对于如何写诗剧，拜伦力主不向16、17世纪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等学习，而仿效法国新古典主义讲究结构匀称、情节集中的戏剧。在实践上，他徘徊于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之间，后期他才写出既有重要主题又能符合舞台要求的历史剧。同时，他的诗笔也得到进一步的锻炼，写出了许多好台词，如曼弗雷德的沉痛独白，该隐的穷究天人之理的诘难，法里埃罗公爵关于荣誉与权力的滔滔雄辩，都达到了新的艺术高度。
更大的成就则是后期所写的讽刺诗。拜伦本有讽刺才能，这时又寻到一种适合的诗体，即口语化的伸缩性较大的意大利八行体。他先用它写了一首叙事诗《别波》(1818)，内容是威尼斯的狂欢节中一个久别的丈夫回家，发现妻子已另有所欢，最后以一杯咖啡解决纠纷的故事，笔调亦庄亦谐，将狂欢节的热闹气氛和威尼斯人在爱情、婚姻上的轻浮风尚渲染得淋漓尽致，取得成功。
后来，他又用八行体写了讽刺长诗《审判的幻景》(1822)。原来桂冠诗人骚塞也写有以《审判的幻景》为题的诗。骚塞一度是法国革命热烈的歌颂者，现在却写这首诗歌颂刚死的英王乔治三世如何进入天堂，以讨好王室。拜伦针锋相对，也用相同的体裁，写这个又瞎又疯的英王如何在天堂的门口受到盘问和指责：
他永远同自由和自由人作对，
国家与私人，臣民与外敌，一视同仁；
他们只要喊一声“自由！”
便发现乔治第三是第一个敌人。
（第45节）在诗的后半，拜伦着重指出骚塞的变节：
他曾写诗赞美杀国王的人，
他又写诗赞美一切国王；
他曾写诗拥护共和国，不论远近，
然后用加倍的仇恨将它们中伤。
（第97节）骚塞的原诗在今天几已无人一顾，而拜伦的仿作则超越当时具体的人和事而仍然传诵，成为讽刺艺术的典范。
在创作上述诗剧和讽刺诗的同时，拜伦一直在写一部巨著，即《唐璜》。从1818至1823年他离开意大利去希腊，共写了16章又14节，约计一万六千行，虽未最后完成，已是世界文学杰作之一。
拜伦利用早在欧洲流行的有关唐璜的传说，加以改造，把主人公从浮华的贵公子变成善良的热血青年，让他在一度卷入婚姻纠纷之后离开西班牙东游，途中遇到风暴和沉船之险，幸而游抵希腊一小岛，遇上纯真多情的姑娘海黛。然而牧歌式的爱情生活不久即以海黛死亡而结束，唐璜被卖入土耳其苏丹后宫为奴，脱逃后参加俄军进攻伊斯迈的战役，由于建立功绩得以去彼得堡，成为女皇的宠臣，最后奉命出使英国。这些情节是丰富多采的，其中仍然有游记的成分。读者通过唐璜的眼睛看到了从西班牙到俄罗斯的各种风景、城市、人物、事件，最后又从俄罗斯回到英国，对那里的社交生活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同时它也有戏剧性的大场面，如搜房、风暴、沉舟、伊斯迈战役，都写得十分精彩。
在故事之中或有时在故事之外，还有作者的议论、说明、感慨、回忆、展望，象是一个曾经沧海的过来人在秉烛夜谈;他略有幻灭之感，然而仍然关心欧洲大局；他抨击虚伪、残酷、专制、大臣和将帅的霸道、附庸文人的无行、商业资本的猖獗；而歌颂纯真的爱情、正义的勇敢、起而为自由斗争的英雄气概。他有时也宣告自己的决心：
我要和一切与思想作战的人
作战，至少在文字上，(如果可能，也在行动上。)
(第9章第24节，引自查良铮译文，下同)但主要是嘲讽，利用意大利八行体的特点，写出通俗化的警句：
帝王支配万物，但不能变其性，
而皱纹，该死的民主党，绝不奉承。
（第10章第24节）或者使用倒笔，如对在滑铁卢战役战胜拿破仑而不可一世的军阀惠灵顿的评论：
“各族的救星”呀──其实远未得救，
“欧洲的解放者”呀──使她更不自由。
（第9章第5节）这就使这首“讽刺史诗”不为唐璜的故事所限，而能对19世纪初年的欧洲现实广为反映和评论，因而内容更丰富更有意义，写法也更富变化，在口语体诗歌语言的运用上则更达到前无古人的高峰。
1823年初，从希腊传来抗土斗争高涨的消息，拜伦放下正在写作《唐璜》的诗笔，毅然乘船去希腊一小岛，参加希腊志士争取自由、独立的武装斗争。他为希腊军筹款、购械、调停内部纠纷，表现了政治家和领导人的才能。然而他的身体不支了。几个月的劳累，一次又被大雨淋湿，他终于一病不起，1824年4月19日死于希腊军中。
对于欧洲的广大读者，拜伦的行动是他的诗的最好的介绍，而他的诗产生了超过文字的影响，“其力如巨涛，直薄旧社会之柱石，余波流衍，入俄则起国民诗人普式庚，至波阑则作报复诗人密克威支，入匈加利则觉爱国诗人裴多飞；其他宗徒，不胜具道”(鲁迅：《摩罗诗力说》)。在西欧，则意大利、西班牙、德意志、法兰西等国也莫不蒙受拜伦作品的重大影响，为自由和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志士更从拜伦的精神和行动中汲取力量。
他的影响也远被中国。在20世纪之初，苏曼殊、马君武、胡适相继翻译《唐璜》第2章中的《哀希腊》歌，在知识界传诵一时。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是第一篇论述拜伦及其影响的重要论文。后来拜伦的一些抒情诗和叙事诗也译成中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他的作品的中译本更多，他的思想和诗艺也得到了研究。他的杰作《唐璜》也在1980年有了一个用格律诗体翻译的新译本，它标志着中国在文学翻译和拜伦研究两方面的新成就。
而在英国，拜伦的文名处于不稳定状态。《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和“东方叙事诗”曾是风靡一时的畅销书，但以后的作品则引起了争论，如《唐璜》被认为“不道德”，《该隐》被斥为“离经叛道”。20世纪20年代，现代派的批评家又贬低拜伦运用语言的能力，认为他粗而不精，但是仍有众多的读者喜爱拜伦。近年来文学批评界的意见已渐趋一致，即认为拜伦诗路广，几乎每种诗体皆有佳作，而他的特长在于讽刺，善于运用亦叙亦议的体裁；在以口语入诗这一点上无人能及，而他的最卓越的代表作是《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审判的幻景》和《唐璜》。
参考书目
Peter Quennell（ed.）， Byron： A Self-Portrait， London，1950.
Leslie A. Marchand，Byron:A Biography， New York， 1957.
Andrew Rutherford， Byron: A Critical Study， Edin-burgh， 1961.
W. H.Auden，“Don Juan” in The Dyer's Hand， London，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