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卷名：中国文学)
孟轲及其门人所著散文集。儒家经典之一。孟轲（公元前372～前289），邹（今山东邹县）人，是孔子之孙孔伋的再传弟子。战国时，各诸侯国互相攻伐兼并，孟子标榜唐虞三代之德。提倡“仁政”、“王道”，不能为世所用。他曾往见齐宣王，宣王不能用。又到魏，见梁惠王，惠王认为他的主张迂阔不合时宜。《孟子》在后世被列为儒家经典。孟子把孔子侧重于道德修养的“仁”，发展为他的政治论“仁政”，主张行王道，制定民产，省刑薄赋，申孝悌之义。他又提出“性善”论，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公孙丑上》)，就是仁政。他提出了民贵君轻思想，这是十分可贵的。他常以救民于水火的姿态，奔走呼号。书中揭露了“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滕文公下》)的悲惨现实，发出对暴君的声讨：“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他以孔子学说的继承者与捍卫者自居，故后世常“孔孟”并称，元文宗时封他为“亚圣”。
《孟子》发展了《论语》的语录体。《论语》中单人的语录占总条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对话体不到三分之一；而《孟子》则基本上是对话体。对话比单人语录更能把论题阐发得具体深入。《论语·述而》：“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语焉不详，仅仅提出了论点。《孟子·告子下》则记录了曹交与孟子的一段对话，说明“人皆可以为尧舜”，并且不需要受业于师，“归而求之，有余师”。同一论题而后者说得透彻、具体。《万章》篇几乎全是辩难式的对话，先树靶子，有的放矢，中心明确。至若《滕文公上》的“许行”章，《公孙丑上》的“四十不动心”章，《梁惠王上》的“齐桓晋文之事”章，则已挥洒成洋洋大篇，与专题论文相差不远。
《孟子》文章向以雄辩著称。好辩、善辩为战国诸子所同。孟子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下》）说明时势使然。读孟子文，令人感到气势磅礴，感情激越，锐不可当。出于对当时执政者贪婪残暴行径的愤慨，对挣扎在苦难中人民的同情，对别家学说的敌视，对贯彻自己主张的强烈愿望，以及那种“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下》）的救世责任感，使孟子的文章激切、刚厉、理直气壮。他又善于运用各种驱诱论敌就范的手法，使辩难对方往往堕入他所设的陷阱之中。加上文辞铺张扬厉，时露尖刻，喜用一连串的排偶句式，所以笔锋咄咄逼人。
孟子以“言近而指远”为“善言”（《尽心下》）。他的文章浅近如话，明白晓畅，而又寓意深远，真正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如“专心致志”、“与人为善”、“舍己为人”、“明察秋毫”等，都成了很有生命力的成语。赵岐《孟子章句·题辞解》说：“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以独至。”如将百姓盼望出现能使自己生活得到安定的君主，喻为“大旱之望云霓”；把行为与目的之背谬，比作“缘木求鱼”;把见小不见大，比作“能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都很形象准确。寓言也是孟子常用的手法之一。“揠苗助长”(《公孙丑上》)、“日攘其邻之鸡者”（《滕文公下》）、“五十步笑百步”（《梁惠王上》）、“学弈”（《告子上》）、“齐人有一妻一妾”(《离娄下》)等，都是人们所熟悉的。它们既不似完全虚构，也非历史传说，大概是采自民间故事，具有通俗、诙谐的特点。
《孟子》一书对后代散文的发展影响深远，如贾谊、韩愈、苏洵等著名散文家，他们说理的痛切，感情的激烈，气势的奔放，词锋的锐利，都可看出吸取了《孟子》的长处。
《孟子》注本最早是东汉赵歧的《孟子章句》，以笺释文句为主，为后代注家所本。南宋朱熹《孟子集注》，大多阐发宋儒理学的观点，后代颇为流行。清焦循《孟子正义》，则以赵注为基础，集清代学者考订训释之大成，较为详备。新注有杨伯峻《孟子译注》，便于初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