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万佛寺石造像(卷名：考古学)
万佛寺的细砂岩石雕佛教造像，包括南朝宋、梁和北周、隋、唐等历代纪年作品。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西门外万佛寺遗址。自清光绪八年（1882）以来陆续出土，总数达200余躯，已大部破损。现主要收藏在四川省博物馆，是研究中国南朝及四川地区佛教雕刻的重要实物资料。
万佛寺相传创建于东汉延熹年间，梁时称安浦寺，梁武帝子、鄱阳王萧恢乃曾于该寺造释迦像一躯。唐称净众寺，宋称净因寺，明称净因寺、竹林寺、万佛寺、万福寺等。明末寺毁未再重建。据北宋初黄休复著《益州名画录》，知该寺曾遭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废佛之厄，宣宗时再造。出土石像大都少头断臂或无身，有纪年者除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尊胜幢1件外，均在会昌五年以前，说明石像毁于这一事件，并在此后予以瘗埋。
造像题材 可判定题材的实例不多，根据现有资料，其题材变化可大致分为宋──梁和北周──唐两个阶段。宋元嘉二年 (427)净土变造像，为南朝纪年的最早一例，但早已流往国外。有梁武帝纪年的石造像共 5件，占纪年造像的首位。其中普通四年 (522)佛弟子康胜释迦文石像一躯的发愿题记中，有“愿现在眷属常安稳舍身受形，常见佛闻法，及七世父母合一切有形之类，晋同此愿，早得成佛，广度一切”之句。梁陈二代，舍身归佛思想盛行，史载梁武帝曾4次舍身入寺。该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舍身思想深入民间的程度。中大通元年 (529)鄱阳王世子造石像和中大通五年上官□光造石像、大同三年(537)侯朗造佛像一躯，都是释迦像。中大同三年(548)造像题记为“敬造官（观）世菩萨一(躯)□□游神净土□兜率供养佛现”，则将观世音菩萨与兜率净土信仰相结合，颇为罕见。供养主像题材单纯，缺乏北方流行的释迦·多宝、维摩·文殊与交脚弥勒菩萨等。但齐梁造像组合却较复杂。普通四年造像组合，是一立佛、四弟子、四菩萨、二天王；中大同三年立观世音菩萨的胁侍组合，也有四弟子、四菩萨、二力士。这种现象，在同一时期的中原地区少见。北周以后，万佛寺出土石造像多为观音菩萨，如北周天和二年 (576)、唐开元二十五年 (737)菩萨像等。这种单体观音菩萨像正反映了部分下层群众的信仰要求。
造像风格 齐梁石造像，面形方正，潇洒秀丽，装饰繁细，通肩衣多褶襞，无袒右肩衣，具有地方特色。普通四年释迦立像，头光及身光处各有一、二周莲花纹，外翔飞天。龛侧菩萨着靴、登履，颔下有须。龛下刻六伎乐。龛背面线刻出侍从簇拥的帝后、卧于床帐及手执拂尘的人物等供养群像，人物皆穿南朝流行的褒衣博带式冕服。这种服式，首见于四川博物馆藏茂县出土的南齐永明元年(483)“无量寿当来弥勒成佛二世尊像”，早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年 (486)服制改革而出现。大同三年释迦立像，则反映了北朝造像影响的增大，佛衣在胸前结带，下襟披覆整个佛座上，与北魏晚期龙门石窟的造像很接近。此时的菩萨像，也采用了天衣自两肩垂下交叉于腹部，再反悬肘上的做法。北周以后的造像，则糅合了北方浑厚、质朴的作风和当地的传统，形成一种面目圆润，造型丰腴挺秀的新风格。四川博物馆藏一件唐代力士像，袒露上身，胸佩颈圈，下着裙，肌肉怒张、有力。另一馆藏倚坐观音菩萨像，发辫四束披肩，头载三珠冠，璎珞粗大繁丽，坐于束腰高方座上，座下设莲花足踏，整体作风与广元皇泽寺大佛窟唐代造像相近，显示了南北造像风格的交流与融合。
参考书目
刘志远、刘廷壁：《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