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1858～1927)(卷名：中国文学)
近代思想家、 政治家、 文学家。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家为广东望族，世代为儒，以理学传家。祖父赞修，道光举人，曾为州学正、训导。父亲达初，早年从朱次琦游学，做过知县。生平和思想 咸丰八年(1858)，康有为生于南海西樵之银塘乡(亦名苏村)（见彩图）。7岁能文，被目为神童。又有志于圣贤之学，开口不离圣人，乡里戏呼为“圣人”。19岁得从同县大儒朱次琦学习。朱次琦，号子襄，道光年间进士，教授于本乡礼山草堂，学者称九江先生。他沟通汉学与宋学，而直溯孔子，自有一套教学体系。除教授生徒经学、史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词章之学外，又注意学生孝悌、气节、气质、威仪等品德修养，“一时咸推为师表”(缪荃孙《朱次琦传》)。康有为从朱学习三年，思想颇受其影响，也为学业奠定了基础。
康有为从礼山草堂回西樵山后，开始了接触新知识的时期。他在西樵山独学的4年中，除研究史学并由宋明性理而扩及佛学外，因结交张延秋编修，得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道、咸、同三朝掌故”（《自订年谱》）。又遍读当时所能见到的、由江南制造局及西方教会所译的各种西书。光绪八年(1882)，他赴京师应顺天乡试下第南归，复游上海。前此他曾游览香港，至此愈加感到“西人治国有方”，不可像古人那样把外域都看做是不开化的夷狄，更大量购买西书而归。从此遂大讲西学。由于广读西书，思想变化日益显著，自成其独特的体系。他学习算学，“以几何著人类公理”（同前），并著内外《康子篇》，内篇言天地人物之理，外篇言政教艺乐之事。
光绪十四年(1888)以后，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刺激下，康有为开始接触实际政治，并以自己学习所得教授生徒和著书立说，扩大影响。光绪十四年他赴京师应顺天乡试，又落第，鉴于中法战争后，国势日蹙，乃于九月发愤上万言书（《上清帝第一书》），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书虽为顽固派所阻，未得上达，但引起朝野很大震动。次年归粤后，学海堂学生陈千秋、梁启超以弟子礼来请教，康有为对他们“所挟诗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梁启超《三十自述》）。陈、梁闻所未闻，遂退出学海堂，跟从康有为学习。康有为于光绪十七年(1891)开万木草堂，讲义理之学、经济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从学者日益增多，有韩文举、梁朝杰、麦孟华、徐勤等，而陈千秋、梁启超为学长。康有为“讲中国数千年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断之”。同时又著书多种，以《新学伪经考》为最著名，陈千秋、梁启超协助编纂。光绪十九年（1893）康有为中本省举人。次年会试落第，他的著述与讲学遭到给事中余晋珊严词弹劾，斥为“惑世诬民，非圣无法，同少正卯，圣世不容。请焚《新学伪经考》，而禁粤士从学”（《自订年谱》）。经梁启超奔走营救始得解脱。冬游桂林，住风洞山，着手著述《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这年下半年中日战争爆发，中国战败，洋务破产，举国悲愤。
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康有为与梁启超一同入京参加进士考试，正值全权大臣李鸿章与日本订定和约成，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举国哗然，各省入京会试的举人情绪激烈。先有广东梁启超等联名数十、百人到都察院上书请代奏，各省分批继之，但毫无结果。于是康有为复主其事，以一昼二夜草疏万数千言，“伏乞皇上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上清帝第二书》)，合十八省举人集议于松筠阉，参与上书联名的共1200余人，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是近代一次带有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而都察院以和约已签字，无法挽回，拒不收。上书后几日，会试榜发，康有为中进士第八名，授工部主事，他不到任，于两个月中又连上两书，对变法的内容、步骤作了具体补充，仍不得上达，遂南归。曾到南京游说张之洞开强学会，因学说不同未成。此后继续在万木草堂讲学，续成《孔子改制考》等书。又曾至澳门，与何君穗创办《知新报》，并完成由光绪十二年即着手编辑的《日本变政考》。又到桂林与唐景崧、岑春萱开圣学会。
光绪二十三年(1897)，德国藉口曹州教案，派兵强占胶州湾。十二月康有为“万里浮海”，再赴京师上书言事。指出“瓜分之祸，迫在目前，其所以致之者，‘兼弱攻昧’之历史公例然也。夫今日在列大竞争之中，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别无他图”。按轻重缓急，提出变法的次第，第一策“采法俄、日以定国是”，第二策“大集群才而谋变政”，第三策“听任疆臣各自变法”（《上清帝第五书》）。接着又上一书，均不得行。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正月初三康有为被邀到总理衙门，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廖寿恒、张荫桓等问以变法之宜。顽固派荣禄仍反对变法。次日，康又进呈《日本变政考》及《俄彼得变政记》。初八日又应诏上统筹全局摺，复又上一书。自光绪十四年至此共上清帝七书。四月二十八日康有为被光绪帝召见。至九月二十九日奉光绪帝密诏离京，共90日，即近代史上著名的“百日维新运动”，终因顽固派的镇压而失败。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国外，赴日本、加拿大、英国，继续坚持君主立宪的保皇立场。在日本与梁启超一起拒绝与孙中山革命派合作。在英国，幻想借助英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扶助光绪帝重掌大权，没有成功。光绪二十五年(1899)七月组织保皇会。次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入侵京师。康有为组织门人唐才常创立自立军“勤王”。自立军失败，康避居印度大吉岭，除撰述《大同书》等书外，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写了《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和《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其坚持立宪保皇、反对革命的种种论调遭到革命派章炳麟的严厉驳斥。此后，康有为离开印度，往返游历东南亚诸国和欧美十余国，后居南洋。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他在日本，仍坚持反对民国，遭到孙中山指责。1913年因母丧归国，移居上海。1917年6月，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张勋拥清废帝复辟，他至京，任弼德院副院长。张勋复辟失败，他去青岛。
康有为属于今文经学派，著作丰富，最能代表其思想的有：①《新学伪经考》。他认为西汉只有十四今文博士，没有所谓古文经。西汉末刘歆力争新立博士的古文经，如《周礼》、《左传》、《毛诗》等，都是刘歆伪作。刘歆所以作伪经，是为帮助王莽篡汉，以乱孔子制作《六经》之真。所以伪经是新(王莽国号曰新)学，不是汉学。这样便动摇了清正统学派所谓汉学的基础，并启发学术界对古代典籍的怀疑。其说虽缺乏说服力，却发生了重大影响，直接波及“五四”以后的疑古派。②《孔子改制考》。他认为《六经》皆孔子所创作，目的在改定制度。为要取得人们的信任，孔子托之古代圣贤，而且以为周秦诸子无不托古改制。他所说改制，实即政治革命，社会改造。所以他喜言《春秋》公羊学派“通三统”、“张三世”之说，以为时代不同当随时因革，愈改革而愈进步。此说实为康有为变法维新的理论基础，并动摇了尊古信古的风气，使汉学宋学都失去基础。而其尊孔实置孔子于诸子之列，无形中又启发了人们疑孔。③《大同书》。此书在著作时间上有问题，康有为生前无完本。据云康密不以示人。此书以《春秋》公羊义的三世说，傅会《礼记》里《礼运》上一段话，以“大同”为“太平”之世。大同之世，无国家、种族、阶级、家庭等界限，儿童、老人各有教养，人人平等，无贵无贱，有享乐，无痛苦，有公德，无私产。实糅合佛教极乐世界、儒家大同思想和西方空想社会主义悬拟而成。康有为认为当时为小康之世，未到大同之世，公布则徒乱人意，故终生没有公布。
文学创作 康有为的文学创作主要是诗。他不以诗人自命，而好吟咏，以余事为诗。他的诗散佚甚多，今存千余首。“检收坠简写乌丝，五十年来千首诗”（《旧作诗篇，……辑成题之》）。自称“其数多于李杜，比古人为大集矣”（《吾诗久多流佚……》）。这还只是一般诗歌大家的表现，更重要的是他对诗界的开拓。他不满意清中叶以来的诗风：“一代才人孰绣丝，万千作者亿千诗；吟风弄月各自得，覆酱烧薪空尔悲。”他和改良派的其他诗人如黄遵宪、梁启超一样，自觉地反映新世界，扩大诗的领域，创造诗的异境和新声。“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与菽园论诗……》)。他自豪地说：“意境几于无李杜，目中何处着元明。”（同前）诗到李杜，意境和领域已空前扩大。杜甫有句云：“诗尽人间兴，兼须入海求”(《西阁二首》其二)；韩愈也有句云：“谁能驾飞车，相从观海外”（《感春三首》其二）；他们还想写及更广大的领域，但受时代局限，终于没能写出中国九州之外的大九州，没有写出瀛海，没有写出整个世界，而康有为却做到了这一点。康有为在自编诗集《自序》中说：“然性好游，嗜山水，爱风竹……则余事为诗，天人之感多矣。及戊戌遘祸，遁迹海外，五洲万国，靡所不到，风俗名胜，托为咏歌。莫拔抑塞磊落之怀，日行连犿奇伟之境。临睨旧乡，邅回故国，阅劫已夥，世变日非。……河梁陇首，游子何之；落月屋梁，水波深阔。嗟我行迈，皆穷于诗……”比较全面地触及作诗的态度、诗的内容以及其诗与其特殊政治生活遭遇的关系。他又有《避地槟榔屿不出日诵杜诗消遣》一诗，以杜甫自况并欲学为杜甫诗史，虽不很确切，但其身世行迹却有与杜甫相似之处。特别是杜甫的忠君爱国的思想，尤其引为同调。康有为的诗为其思想、政治活动所掩，在晚清，梁启超以“元气淋漓”、“卓然称大家”称之，与黄遵宪并列，是有识见的评价（《清代学术概论》三十一）。
康有为的诗可分三个时期：戊戌以前是一期，海外流亡是一期，辛亥回国后又是一期。这后一期可以不论，即以前二期观之，亦足以为一大家。其第一期，不为科名，从事改良运动，讲学以培养人材，博学以致力于吸收外国文化历史新知识。其为诗以反映时局变化和改良运动为突出内容。如光绪十四年(1888)，他第一次以诸生上书请变法，不达，作《出都留别诸公》 5首，其一云：“天龙作骑万灵从，独立飞来缥缈峰。怀抱芳馨兰一握，纵横宙合雾千重。眼中战国成争鹿，海内人材孰卧龙？抚剑长号归去也，千山风雨啸青锋！”怀抱着救国的理想，高瞻远瞩，对国家民族的命运，表示十分关切，志气豪迈，自视不凡，跃跃欲试。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步步进逼和改良运动的日益发展，他写了许多反映时事的诗篇，密切地为改良运动服务，亦成为近代诗史的篇章。如《东事战败，联十八省举人三千人上书……》歌颂变法运动，表现着昂扬的爱国主义感愤，亦是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载。虽然康有为诗的精神和黄遵宪一致，但在创作方法上，却和黄有所不同。他在戊戌变法前所写的诗大抵是政治抒情诗，直抒感慨怀抱，不作具体描写，表现一种飞动的气势和冲破约束的解放精神。康有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和他早年自学西学分不开的。他能体会西学和西方科学文化的特点和优点，而不固执于东方古老文化的独尊，是康有为能成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一个重要的条件。他游历香港和上海，看出西方治道有方，而思有所学习，《初游香港覩欧亚各洲俗（己卯冬月）说：“关岛神皋聚百旂，别峰通电线卑微。半空楼阁陵云起，大海艨艟破浪飞。夹道红尘驰，沿山绿囿闹芳菲。伤心信仰非吾土，锦帕蛮满目非。”赞美香港的物质文明、现代科学技术成就和都市的繁华秩序，而伤心其为西人的殖民地。赞美的是西学，伤心处是中国处于贫弱的地位而为西人所统治。
康有为很大部分的诗，是第二期流亡海外所作。他以政治为专业，考查各国政治历史，虽其目的在于保皇，在于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君主立宪，但他在此时期所作的诗，实远超出他的政治意图之外。他通过诗，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大九洲，即新世界，此中国传统诗前所未有，而为改良派人物所独辟。康有为不厌其烦反复地游览异国，表现他所见闻的一切。如《偏游欧洲十一国题词》：“留滞欧洲半载余，遍游十国走飞车。腥鱼乾脔难为饱，华屋巍楼颇可居。风化何能比中土，物华差或胜方舆。地中有海生人白，二者天骄我不如。”他的东西方学术的深厚修养和诗人好吟咏的兴味，又完全足以达到其目的。这使他的诗成为杜甫以后新的最大的诗史，他的女儿康同璧在跋文中说：“世之读其诗者，作中国维新史观可也，作世界风俗史观亦可也。”晚清诗论家陈衍说:“中国与欧美诸洲交通以来，持与敦槃者，不绝于道。而能以诗鸣者，惟黄公度。其关于外邦名之作，颇为夥颐。而南海康长素先生，以逋臣流寓海外十余年，多可传之作。”（《石遗室诗话》卷九）康有为大量的海外之作，成为他考察各国政教风俗、史迹文化和风景名胜的记录，不同于旧时山水游览诗的新派诗。其气势汪洋恣肆，共文辞瑰丽自然，无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之弊。梁启超对康有为诗的高度评价，殆非虚语。《槟榔屿放歌行》、《地中海歌》、 《罗马怀古》、 《巴黎登气球歌》、《纽约楼阁高二三十层……》、《五渡大西洋放歌》等，可见其视野开阔，心奇壮观，确非传统诗歌所能有。“巨浪掀天不知远，但看海月夜中生”(《己亥二月……渡太平洋》)；“云垂大野星辰炯，水接长天岛屿微”（《五月出利物浦，渡大西洋……》）；“两洲连跨三邦土，半日飞行一叶舟”(《除夕携眷自摩洛哥返西班牙……》)；如此海洋景色，非身历其境而又敏于即景描绘的诗人，何能想象而得之！康有为众多可传的诗篇，是“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难得的结晶。
康有为的散文，主要是政论文，也有自己的特点。他以新旧学或中西学为基础，思想奔放，直抒己见，据古证今，畅所欲言，意无不达。无视传统古文的程式定局，而又能吸取其所长。或散行，或骈偶，偶多于奇，朴实自然。富于想象和瑰丽之词，也有龚自珍散文的影响，但比龚文汪洋雄伟、放纵和流畅，而奇诡钩棘较少。实开梁启超“新文体”的先路。“上清帝”七书可视为他政论文的代表作。
本集和资料研究 康有为诗集最初有梁启超手写 4卷，上海广知书局影印本。卷首有康有为《自序》，光绪三十四年出版。梁写成4卷时，康已编诗至11卷（自延香老屋集至南兰堂诗集）。后有康同璧续编 4卷（卷十二至卷十五），为崔斯哲手写，1941年4月商务印书馆影印。康同璧跋文后，复有崔斯哲的跋文。此诗集仍非全本，集外尚有佚诗。
《康南海文集》与《梁任公文集》合刻，1914年上海共和编译局印行。此集共分9类，其中著述有4种，游记有 5种。文则有论说、序跋、奏议、拟案、书牍、祭文等，最后为诗。其书为临时编印，所缺甚多。1917年，有所谓“足本”《康南海文集汇编》，共 8卷。卷一至卷四为《言论》；卷五至卷七为《政策》；卷八为《学术》、《艺林》（附诗词），则其非“足本”明甚。
康有为学术著作单行本有《新学伪经考》，《大同书》，《论语注》，《广艺舟双楫》，《欧洲十一国游记》等。又有新编《康有为和保皇会》、《康有为政论集》等。诗文有《康有为诗文选》。台湾蒋贵麟编辑的《南海先生遗著汇刊》，共22集，所收康氏著作最齐全。
关于康有为研究资料，传记则有《康南海自订年谱》截至戊戌变法以前。其后则有其子编《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以传记名者，最初则有梁启超作《南海康先生传》，后有东莞张伯桢著《南海康先生传》，又有《清史稿·康有为传》。其见于近代研究者则有：梁启超著《戊戌政变记》、《清代学术概论》，侯外庐主编《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编《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
参考书目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二版），上海广智书局，上海，1907。
沈云龙：《康有为评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台湾，1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