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1893～1976）(卷名：经济学)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1893年12月26日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1920年秋在长沙创建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 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3年 6月在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1月中共中央遵义会议起一直是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到1976年9月，一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1949年10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4～1959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提出了关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性质，关于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以及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和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思想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经济方面着重研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特点以及相应的阶级状况，用以确定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前途，预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和各种经济成份的相互关系，并据以进行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27年春，毛泽东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中国农村的阶级特别是农民阶级以及土地问题作了具体的分析。他指出，农民起来打击地主政治权力，以及要求土地和减租减息的斗争，乃是乡村民主势力起来推翻乡村封建势力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占农村人口70％的贫农是主要的力量。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27年秋～1934年，毛泽东领导的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是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的主要代表。毛泽东这个时期的主要著作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反对本本主义》、《寻乌调查》、《兴国调查》、《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这些著作着重研究中国革命根据地存在的社会经济原因和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经济建设以及相应的经济政策。
毛泽东认为，中国是许多帝国主义国家间接支配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是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农民同时存在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这些独特的社会经济条件是红色政权能够在白色政权包围下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在此期间，毛泽东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经济状况和阶级状况作了细致的调查，通过解剖社会各个阶级，得出正确的阶级估量，提出了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制定了没收地主土地和按人口平分土地的政策，抵制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政策。
面对强大敌人的武装进攻和经济封锁，毛泽东把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看作是发展革命事业的物质保证。他指出，革命战争要求动员群众进行必要的和可能的经济建设，经济建设要以生产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农业为中心，同时发展工业和对外贸易。根据地的经济由少量的公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占绝对优势的私营经济组成，要争取公营经济对私营经济的领导，实行发展公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奖励私人经济的同时并进的方针。增加财政收入和节省财政支出，是财政的基本政策。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关心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尽力改善人民的生活。
抗日战争时期 从1937～1945年，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组织起来》、《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论联合政府》、《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等著作，全面地阐述了中国的社会性质，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的阶级状况，研究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从而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理论。
毛泽东认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渐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经济上的特点是：自然经济的基础已被破坏，封建制度的根基依然存在，封建剥削和买办资本剥削相结合，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资本主义力量软弱，没有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帝国主义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经济落后，土地广大，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极端不平衡。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下，有着相应的阶级。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的社会基础。资产阶级区分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官僚资产阶级是附属于外国资本和直接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阶级，和封建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民族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束缚，又同它们有经济联系的阶级。农民占总人口80％以上，其中的富农是半封建性的农村资产阶级；中农是农村中的小资产阶级；贫农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下，大多数日益走向破产和没落的境地。工业无产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三重压迫，没有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和广大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阶级占绝大多数。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因此，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方面，是把操纵国民生计的外国资本和中国的大资本收归国家所有，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保存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革命的结果是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在有利的国际环境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实现社会主义前途的极大可能性。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
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贯彻于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他指出，各抗日根据地是基本上排除了半殖民地因素和半封建因素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应该发展公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但农村根据地的主要经济成份是私营经济，要保护资本主义成份，实行适当改善工人生活和不妨碍资本主义经济正当发展的两重性政策。为了团结一切可能抗日的阶级和党派，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实行的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变为减租减息政策。为了克服战时经济困难，实行精兵简政，以达到精简、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1942年，毛泽东提出了对发展根据地经济有深远意义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的总方针。他批评了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上打主意的错误主张，强调经济是财政的基础，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使财政充裕。财经工作要取之于民，又要使人民的收入有所增长，使人民的所得大于所失。1943年，根据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他提出，要提倡私有制基础上的劳动互助，在自愿和等价原则下，以变工队、互助组、合作社等形式把广大的劳动力组织起来；要奖励劳动模范，发挥他们的带头、骨干、桥梁作用；广泛开展机关、部队、学校的生产运动，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丰衣足食的目的。反对那种不提倡发展生产和在此基础上改善生活而片面强调艰苦奋斗的思想。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46～1949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了决战。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著作中，进一步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奠定了理论基础。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毛泽东作了进一步的概括。他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是中国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由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转变为没收地主土地。毛泽东说，土地改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土地改革的总政策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他反对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主张发动群众由农民自己从地主手里夺取土地。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对土地的要求。必须坚决地不损害中农的利益，允许中农保存比一般贫农所得土地为多的土地。对新式富农和旧式富农要区别对待。对地主也分给和农民同样数量的土地，把他们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完成土地改革以后，要立即把农村一切力量转到发展农业生产和组织互助合作上来。
毛泽东为不断扩大的解放区规定了更完整的经济政策，提出了发展生产、保障供给，集中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生产和节约并重的经济工作方针。随着大中城市的陆续解放，他又及时提出，在没收官僚资本的同时，要坚决地毫不犹豫地保护民族工商业。在全国胜利以后，也必须允许资本主义经济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存在和发展。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遵循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总目标。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胜利前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了报告，在全面分析国情的基础上提出建国以后的基本方针，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指出了基本方向和主要途径。他说，中国的国民经济中，现代性工业的比重约占10％，农业和手工业的比重约占90％，这是全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处理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他特别着重分析了新中国的经济成份和相应的经济政策。在没收官僚资本基础上建立的国营经济，将集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现代性工业，掌握经济命脉，是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拥有第二位的现代性工业，对它在税收、价格、劳动条件等方面要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使它们在计划轨道内存在和发展。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对广大的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经济，必须谨慎地、逐步地引导向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新中国的主要经济成份，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随着革命的胜利，全党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到城市，城市的中心任务是生产建设。全党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学会管理工业、城市和做生意。他预言，中国人民是勤劳的，中国的经济建设发展速度可能是相当快的。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经济思想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经济方面着重研究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如何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直至195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有步骤地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个时期毛泽东的重要著作有：《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论十大关系》等。
毛泽东认为，要取得被战争破坏的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需要完成土地改革、调整工商业和大量节减国家机构的经费。土地改革是国家工业化的基本条件，对于刚从国民党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广大农村，要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在战争已经结束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可以帮助贫农解决困难，对待富农的政策可以由征收多余土地改为保存富农经济，以利早日恢复生产，孤立地主，保护中农，稳定民族资产阶级。关于调整工商业，要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要使各种经济成份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
随着国民经济形势的逐渐好转，1951年底至1952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以制止干部和职工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危险；并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本家，向违法的资本家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
1952年，在国民经济得到基本恢复和完成土地制度改革以后，中共中央按照毛泽东的建议，及时地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指出，国家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根本条件。1953年，他预言中国可能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可以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则需要50年到75年的艰苦努力。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号召全国人民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经济状况，阐述了中国农业合作化的道路问题。1951年，他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指出，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发扬起来的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一方面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折农民这种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以后，他又指出了个体经济的局限性。个体农业不能满足迅速发展的大工业对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不能满足重工业和轻工业要求扩大市场的需要，不能为工业化提供更多的积累。个体农业也不能满足农民的利益，不能使农民摆脱贫困和避免两极分化。要使农业发展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相适应和阻止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必须使农业合作化。只有实现农业合作化，才能在新的基础上巩固工农联盟，才能够彻底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他强调，农业合作化一定要坚持自愿和互利的原则。为了使农民自愿放弃私有制，在合作化的步骤上，要采取稳步前进的方针，经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到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再进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逐步提高社会主义觉悟，逐步改变生活方式，可以保证生产的稳步增长。
根据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毛泽东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用和平的方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他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既有剥削工人阶级获取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可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即在国家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工人群众的监督下，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它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把它们改造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毛泽东说，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的资本主义经济，大部分以各种形式和国营经济联系着，接受工人群众的监督，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已经不只是为资本家的利益，而主要是为人民和国家的利益而存在。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由之路。毛泽东论述了把私营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的多种形式：从社会主义经济成份和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在企业外部联系的加工订货，到社会主义经济成份和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在企业内部联系的公私合营，并相应地在收益分配上采取了按比例分配利润和定息等赎买形式。他还认为，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要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资本家，并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自愿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把企业的改造和人的改造结合起来，使资本家在劳动中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毛泽东于1956年4月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初步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为了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中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强调了要正确地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关系。在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上，既要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又要重视生活资料的生产。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比用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会更好地保障人民的生活需要。在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上，既要充分利用沿海的工业基地，又要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在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上，要用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和降低军政费用比例的办法来增强国防力量。在处理国家、生产者单位和个人的关系上，必须采取兼顾的方针。要随着生产的发展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得到逐步改进。在统一领导下给工厂以一定的权力和利益，会使生产单位发展得更加活泼。工农业产品要实行等价交换，要使农民在增产的基础上逐步增加收入。在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适当扩大地方的权力，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处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要承认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一切民族和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习，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外国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要努力学习外国的先进的自然科学和技术，也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管理中合乎科学的方面。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 1956年，中国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变为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但是这一方针并没有得到认真的执行。
1957年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里的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主题。他着重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一方面，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生产关系更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很不完善，和生产力的发展相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存在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他说，从1956年以来，中国人民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中国的工业化道路问题，主要是解决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相互关系。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在各项工作中，都要贯彻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他还说，中国还缺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人们主观认识之间也存在着矛盾，需要在实践中去解决。
1958年初，毛泽东提出，要把国家工作的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说，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还没有得到解放，一定要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的任务。《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还分析了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指出既要反对脱离实际的空头政治家，又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
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主持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正确的方面是反映了人民要求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迫切愿望，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接着，毛泽东提出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前后，中国人民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足，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认识不深刻，也由于毛泽东以及中央和地方的不少领导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
从1958年底到1959年7月，毛泽东曾经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郑州会议、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和庐山会议前期的多次讲话中，针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共产风”指出，不能超越历史阶段，要分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没有生产力的极大发展，集体所有制不可能发展到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也不可能发展到共产主义。要尊重生产队的所有权，不能无偿调用农民的劳动力和物质资料，不能剥夺农民，要反对平均主义。商品生产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要利用它来教会干部和人民，才有可能建设社会主义。他还针对经济建设中的高指标和瞎指挥的错误，指出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部门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只有搞好综合平衡，才有经济发展的高速度。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安排经济计划的次序，要由重工业、轻工业、农业改为农业、轻工业、重工业。要统筹安排人民生活、公共积累和国家需要，要兼顾各方面的经济利益，真正做到全国一盘棋。
1959年 7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后期错误地发动了“反右倾”运动，打断了在经济上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中国的国民经济在1959～1961年发生了严重的困难。
1960年春，毛泽东比较关注经济管理问题。他认为，所有制问题解决以后，最重要的是管理问题。劳动者是企业的主人，管理企业和管理国家是他们的最大权力。对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管理，要实行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相结合，干部要参加劳动，工人要参加管理，要不断改变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1960年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1961）的方针。毛泽东再次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1962年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在这个期间，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有关工业、商业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
1962年，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了认识客观经济规律的重要性。他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达到自由王国。他还说，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但不久，他又错误地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
1964年，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1898～1976）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要在20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宏伟目标。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加了一段话，强调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由于对国内外形势的极端估计，1966年，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中国遭受了十年动乱，使经济建设和各方面工作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
毛泽东在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巨大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参考书目
周恩来：《学习毛泽东》，《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80。
邓小平：《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北京，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