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社(卷名：中国文学)
辛亥革命前后著名的文学团体。社名取“操南音不忘其旧”之意。发起人为同盟会会员陈去病、高旭和柳亚子。1909年11月13日成立。活动中心在上海。社员总数1180余人。1923年解体，以后又有新南社和南社湘集、闽集等组织。前后延续30余年。
南社历史可分为四个阶段：
反清阶段。 南社成员大多属于新起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不少人是革命派文化宣传队伍中的积极分子。1903年，高旭在松江发刊综合性杂志《觉民》。1904年，陈去病在上海任《警钟日报》主笔，创办《二十世纪大舞台》，提倡戏剧改良。1905年，高旭在日本发刊《醒狮》，次年，在上海建立同盟会江苏分会机关，创办健行公学，与柳亚子等共同发刊《复报》。1907年，陈去病在上海主持国学保存会，编辑《国粹学报》。在上述过程中，陆续联络了一批具有革命思想的文化界人士，为南社的建立打下基础。
1907年8月15日(旧历七月七日)，陈去病与吴梅、刘季平等11人于上海愚园集会，组织神交社。1908年 1月，柳亚子与陈去病、高旭等在上海决定成立南社。1909年11月13日，南社在苏州虎丘张国维祠举行第一次雅集，陈去病、柳亚子、朱锡梁、庞树柏、陈陶遗、沈砺、朱少屏、诸宗元、景耀月、林之夏、胡颖之、黄宾虹、蔡守等17人出席，其中14人为同盟会会员。会议宣告南社成立，选举陈去病为文选编辑员，高旭为诗选编辑员，庞树柏为词选编辑员，柳亚子为书记员，朱少屏为会计员。1911年，绍兴、 沈阳、 广州、南京等地相继成立越社、辽社、广南社和淮南社。年轻的鲁迅参加了越社。
南社成员欢欣鼓舞地迎接武昌起义。淮南社发起人周实、阮式等在故乡淮安率众响应，被以清政府知县为首的封建势力杀害。南社立即集会追悼，要求惩办凶手。当时，南京临时政府已在和袁世凯“议和”，柳亚子等以上海《天铎报》为据点，撰文和南京临时政府机关报《民立报》论战，反对妥协，主张北伐，彻底推翻清朝政府。这一阶段是南社最有光彩的时期。
反袁阶段 民国初建，南社得到了顺利发展的条件，社员遍布于全国各地的许多报馆。陈去病、宋教仁等先后在杭州、北京设立南社通讯处和事务所。1912年10月27日，南社于上海举行第七次雅集，柳亚子建议改编辑员三头制为一头制，并自荐。这一建议遭到否决，柳亚子愤而宣布“出社”。1914年3月29日，南社第十次雅集，决定接受柳亚子的意见，采取主任制。鉴于有少数社员依附袁世凯，会议通过的条例中特别规定：“本社以研究文学，提倡气节为宗旨。”(《南社纪略》)会后，柳亚子重行加入南社。同年10月，在通讯选举中被选为南社主任。
在反袁斗争中，南社社员牺牲的除宋教仁外，还有宁调元、杨德邻、范光启、程家檉、吴鼐、仇亮、陈以义、陈其美、陈子范等。南社积极搜集他们的文稿、诗稿，为他们作传，借以表彰革命精神。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全军溃散，南社社员看不到出路。1915年旧历中秋节，顾无咎、柳亚子等人结酒社，顾自号“神州酒帝”。他们天天狂歌痛饮，反映出极端苦闷消沉的情绪。
解体阶段 1917年，正当张勋复辟前后，南社内部因对“同光体”的评价而发生争论。姚锡钧、胡先骕、闻宥、朱玺等吹捧陈三立、郑孝胥等遗老诗人，柳亚子、吴虞则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争论中，朱玺由为“同光体”辩护发展为对柳亚子进行谩骂和人身攻击。8月1日，柳亚子以南社主任名义发表紧急布告，宣布驱逐朱玺出社。随后，又驱逐了支持朱玺的成舍我。同月，成舍我与广东分社的蔡守结合起来，成立“南社临时通讯处”，号召打倒柳亚子，恢复原来的三头制，并提名高燮等出任文选、诗选和词选主任。陈去病、姚光、王德钟等支持柳亚子。自8月14日至9月15日，先后有社员8批200余人次在《民国日报》发表启事，声明“驱逐败类，所以维持风骚；抵制亚子，实为摧毁南社”。同年10月，进行南社改选，在收到的432票中，柳亚子以385票继续当选。
由于这次内讧，柳亚子受到刺激，心灰意懒。1918年10月，劝社友改选姚光为主任。此后南社即每况愈下，社务逐渐停顿。1923年10月，北京国会选举总统，曹锟以每票5000元的价格收买议员，高旭等19名社员收贿投票。此事敲响了南社的丧钟。10月29日，陈去病、柳亚子等13人发表《旧南社社友启事》，宣布不承认高旭等人的社友资格。
另建阶段 1923年 5月，柳亚子与叶楚伧、邵力子、陈望道等 8人发起组织新南社。其中邵、陈当时是共产党员。这是柳亚子和旧南社分裂，支持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勇敢的行动。10月14日，新南社于上海召开成立大会，选举柳亚子为社长，邵力子等为编辑主任。柳亚子宣布：“新南社的精神，是鼓吹三民主义，提倡民众文学，而归结到社会主义的实行，对于妇女问题、劳动问题，更情愿加以忠实的研究。”（《新南社成立布告》）次年1月，傅專在长沙发起组织南社湘集，声称与新南社宗旨“稍异”，目的在于“保存南社旧观”（《南社湘集导言》）。1925年后，柳亚子全力投入改组国民党的工作。新南社活动停顿，南社湘集则一直活动到抗战前夜。1943年，朱剑芒在福建永安成立南社闽集，活动过一、二年。
南社成立时，即企图领导文坛，开一代风气。高旭在《南社启》中明确宣称：“欲一洗前代结社之弊，作海内文学之导师。”他们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普遍要求通过文学阐扬“国魂”，激发群众的“爱种保国”之念，反对清朝政府的专制统治，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但是，在具体的文学主张上，却很不一致。
柳亚子等提倡“唐音”，推崇辛弃疾和明末陈子龙、夏完淳、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人的作品，反对在晚清文坛占统治地位的同光体、常州词派和桐城派。1911年，柳亚子在《胡寄尘诗序》中声言：“余与同人倡南社，思振唐音以斥伧楚。”1917年，柳亚子又表示，民国时代，应有民国之诗，决不能让亡国士大夫再做诗坛的头领，排斥同光体是为了给“民国骚坛树先声”（《磨剑室拉杂话》）。晚清同光体的代表诗人大都拥护清政府，反对民主革命，辛亥后又大都以遗老自居，因而，“唐音”和“宋派”（即主张模仿宋诗的同光体诗派）的分歧，既反映了两派诗人在政治上的对立，也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艺术上的新陈代谢的要求。柳亚子等在词、散文方面的推崇和排斥，也具有同样的性质。
和柳亚子等不同，马君武主张“唐宋元明都不管，自成模范铸诗才”（《寄南社同人》），高旭主张“漫追魏晋隋唐体，自抱文周屈宋思”（《钝根未与元夕南社雅集，以诗见寄，步其韵以答之》）。但是，他们的影响不大。南社中还有些人是同光体、常州词派和桐城派的崇拜者，他们人数不多，但是习染很深，形成顽强的反主流势力。
南社文学以诗歌为主，大体以辛亥革命为分界线。此前，主题多为批判清朝统治，倾诉爱国热情，呼唤民主，谴责专制，号召人们为祖国的独立富强而斗争，风格慷慨豪壮。此后，主题转为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抒发理想破灭的悲哀，斥责袁世凯的称帝丑剧，风格愤郁低沉，有些甚至流为靡靡之音。
南社建立期间，国粹主义思潮正在革命派内部流行，南社作家大都不同程度地接受过影响。他们要求光大民族文化，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但是，却不能正确处理继承与革新、吸收外来进步文化和发扬本民族优良传统之间的关系，笼统地号召保存国学。其结果，既不能继续推进改良派所倡导的文学改良运动，也不能扶掖在文学实践中所出现的新芽。“五四”时期，不少人成为白话文运动的反对者。
南社的主要作家有柳亚子、陈去病、高旭、苏曼殊、马君武、宁调元、周实、吴梅、黄节等。
南社的机关刊物为《南社丛刻》，简称《南社》，发表社员的诗、古文、词创作。线装，不定期。自1910年1月至1923年12月，共出版22集。此外，1910年10月11日（夏历重九）周实等在南京凭吊明孝陵，事后刊行《白门悲秋集》，1917年，出版《南社小说集》，二者均为《南社丛刻》的增刊。
南社的各分支组织均曾计划出版刊物。其中，越社的机关刊物为《越社丛刊》，仅出1集，1912年2月出版。鲁迅编。
新南社成立后，于1924年 5月出版《新南社社刊》，发表沈玄庐、邵元冲、吕志伊、刘大白等人著作多种，一律采用白话，仅出1期，同年出版的《南社湘集》则一律采用文言，共出 8集。胡朴安于1924年刊行《南社丛选》。1936年，柳亚子又将《南社丛刻》上全部诗、词以人为类，重新编排，出版《南社诗集》、《南社词集》2种，共8册。
记述南社历史的著作有1940年柳亚子写成的《南社纪略》。1980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了杨天石、刘彦成所著《南社》。198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郑逸梅的《南社丛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