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卷名：政治学)
中国西汉政治思想家、哲学家、今文经学家。广川(今河北枣强广川镇)人，以研究《公羊春秋》著名。汉景帝时任博士。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下诏选“贤良之士”，他应诏对策，并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曾任易王刘非的国相。元朔四年（公元前125），任胶西王刘端的国相。后因讲说灾异，触犯武帝，被撤职下狱。不久获释，晚年居家著述，此时仍受武帝尊重，朝廷如有大议，常派人到家中请教。现存著作有《春秋繁露》，在《汉书·董仲舒传》中记有他的《举贤良对策》。基本政治思想 董仲舒的政治思想以儒家学说为骨干，兼收阴阳家、道家和法家的思想。他的政治哲学是为巩固当时统一的封建大帝国服务的，他强调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
在世界观上，他提出“天人相与”的理论，认为天和人是相通的，天是有意志的，是最高的人格神。天按照自己的面目创造了人，人要按照天的意志行动，即所谓“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他认为天有暖、暑、清、寒四种气候，与之相对应，人间有庆、赏、刑、罚四种政令。“故曰，王者配天谓其道，天有四时，王有四政”（《春秋繁露·四时之副》）。
从“天人相与”的神学目的论出发，董仲舒认为君权是神授的。他说：“德侔天地者称皇帝，天祐而子之，号称天子。”(《三代改制质文》)又说：“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皇帝是天之子，是奉天的命令来统治人世的。皇帝处于最尊贵的地位，掌握着生杀大权，人民应该无条件地忠于他们。但董仲舒又恐君权太大，危害社会，因而臆造了阴阳灾异之说警告皇帝。指出皇帝如果不行仁政便会受到天的谴责，小则降灾，如旱灾、水灾之类，大则出现怪异，如山崩地震之类，以示警告。经过灾异的警告仍不悔改，大难便要来临。
董仲舒吸取阴阳家学说加以牵强附会，臆造出阳尊阴卑论，并由此推出三纲五常说。董仲舒指出，阳是天之德，阴是天之刑。阳气温暖，阴气寒冷；阳气是给予，阴气是夺取；阳气宽厚，阴气严厉；阳气喜爱，阴气厌恶；阳气主生，阴气主杀……。由此可知天贵阳而贱阴。董仲舒认为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是按照阴阳之道安排的。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妻卑，“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他认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他把人世间的封建伦理关系和政治关系神圣化。为了调整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董仲舒强调“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汉书·董仲舒传》）。经过董仲舒的阐发，三纲五常的政治伦理学说构成了完备的体系，它统治中国社会几千年之久。
董仲舒师承儒家学说，主张以德治国，以刑辅之。他认为天任德不任刑，治国应以教化为主，通过教化使民众逐渐习惯于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他主张赏罚分明，提倡有功者赏，有罪者罚，功大者赏大，罪大者罚重。他警告统治者要重民爱民，并提倡“什一之税”，主张“不夺民时”，宣传“使民岁不过三日”，等等。他反对秦王朝“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同前）的暴政。
在经济政策上，他主张相对平均，反对大贫大富，主张小贫小富。董仲舒认为“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春秋繁露·度制》）。
影响 董仲舒的政治思想适应巩固统一封建国家的需要，为汉武帝所接受，在当时起了一定的作用。董仲舒的政治思想，特别是他的“三纲五常”说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毛泽东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页）。董仲舒是这“四大绳索”的理论制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