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约公元前390～前338）(卷名：经济学)
中国战国时期思想家、政治家兼军事家。商鞅原系卫国公子，故称卫鞅或公孙鞅。公元前359年为秦孝公所任用，进行变法修刑，后因功封为列侯，受赐商（今陕西商县东南）、于（今河南内乡县东）十五邑，遂号为商君，亦称商鞅。著有政书、兵书和农书，多已亡佚。今存《商君书》二十四篇，其中可确认为商鞅所著的有《垦令》、《农战》、《开塞》、《靳令》、《外内》等五篇。其余各篇的内容与商鞅的整个思想并无矛盾，仍是研究商鞅思想的基本资料。商鞅的变法理论和措施 商鞅反对贵族保守派因循守旧的思想，提出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著名的变法理论。在秦孝公的支持下“行之十年，秦民大悦”（《史记·商君列传》），取得了极大成功。商鞅变法在经济方面主要有：奖励耕织，重农抑末；对于努力生产而获得大量粮食和布帛的农民，豁免其本身的徭役，对于弃农经商，或从事非法经营，牟取暴利而怠于耕织的，连同妻子儿女没为官奴；实行“开阡陌封疆”和“辕田制”，把原来“百步为亩”的“阡陌”和每一顷田的“封疆”统加破除，实行二百四十步为一亩的新亩制，重新设置新的阡陌封疆。这一改革正经界、均赋税和扩大了耕地面积；确立新的人口政策，健全人口登记制度，鼓励生育，徕民垦荒，发展小家庭制；改革税制税率，增收军赋，统一全国度量衡；实行粮食购销的统制政策，提高税率和粮价以促进农业生产；破除世卿世禄制度，奖励军功。
商鞅是先秦法家经济思想的主要奠基者，他的经济思想主要有：
富国思想 商鞅提出国富贫治的思想。《商君书·去强》提出：“国富而贫治，曰重富，重富者强。国贫而富治，曰重贫，重贫者弱。”这是说，富国要当穷国来治，就会富上加富，国家就会强盛。反之，穷国若是摆阔，不知勤俭，就会穷上加穷，国家就会衰弱。商鞅还认为，国要富而民须贫，民贫则易听命驱使，用刑罚驱民力农而富。对富民则要用纳粟赏爵的办法，使之贫。这就是所谓：“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富者贫，国强”（《说民》）。
农战、重本抑末思想 商鞅认为，国家的富强决定于农业生产和军事力量的状况，“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农战》）。因此要实现富国强兵的总目标，就必须改革田制，破除贵族领主的阡陌封疆，大量开垦荒地，同时实行重本抑末政策。商鞅把农桑（耕织）定为本业，把商业和手工业定为末业。他说：“治国能搏民力而壹民务者，强；能事本而禁末者，富”（《壹言》）。所以，他把“令民归心于农”作为圣人的“治国之要”，要求彻底实行“利出一孔”，一切功名利禄只能依据农战的成绩给予赏罚。商鞅还指出，保持农业劳动力的绝对优势具有重大意义，他说：“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农战》）。商鞅的重本抑末是为他的农战政策服务的。
算地思想 《商君书》认为，国家建设切忌盲目，如果不计算地利和人力，不掌握人地比例关系，就不可能使国家达到富强。如果是人多地少就应致力于开垦耕地；如果是地多人少就应致力于徕民使达到人地相称。
合理利用土地的思想 《商君书》为治理国家设计了一个土地利用的模型：一个方百里的经济区域内，山岭约占十分之一，湖泽约占十分之一，山溪、河流约占十分之一，城市、村庄、道路约占十分之一，农田约占十分之六（其中良田四成、坏田二成），认为这是适合于当时农业社会的合理比例，根据当时的一般产量水平，足以供给五万劳动力和一万名士兵的需要。
正确处理农商官工关系的思想 《商君书·弱民》篇中论述了农商官工的职能和弊病，指出:“农、商、官三者，国之常食官也。农辟地，商致物，官法民。”它还指出了这三者所容易产生的弊病：农民会产生“岁虱”和“食虱”，商人会产生“好虱”和“美虱”，官吏则会产生“志虱”和“行虱”。《商君书》中警告说：“六虱成俗，兵必大败”。在《商君书》中这种思想观点的出现，说明商鞅学派的思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有所补充和发展，他们从原来的“禁末”思想到肯定商业、手工业的作用和职能可以说是一个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