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卷名：中国文学)
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南朝梁萧统编著。萧统(501～531)，字德施。梁武帝萧衍长子。天监元年(502)立为皇太子，未及即位而卒。谥号昭明。故后人也习称《文选》为《昭明文选》。
文化背景和编选过程 由魏、晋到齐、梁，是中国文学史上各种文学形式发展并趋于定型成熟的时期，作家和作品数量之多远远超过前代。与之相适应的是文艺理论中对文学概念的探讨和文学体制的辨析日益精密。宋文帝刘义隆立儒、玄、文、史四馆，宋明帝刘彧分儒、道、文、史、阴阳五科，都可以标志文学已经取得了正式的独立地位。
文学作品的数量众多，对它们进行品鉴别裁、芟繁剪芜，就成为广大阅读者的需要，选录优秀作品的文学总集乃应运而生。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自晋代以迄陈、隋，总集共有 249部，5224卷，其中著名的有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李充的《翰林论》、宋代刘义庆的《集林》，但都已亡佚。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也是影响最大的总集，就是《文选》。
南朝的统治阶级上层，大多爱好文学，并以此作为门第和身份的一种标志，因而奖励提倡，颇多建树。萧统就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据《梁书·昭明太子传》记载，他的门下有许多文人，经常和他们在一起讨论篇籍，商榷古今，并从事文章著述。当时东宫有书近3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所著文集20卷，又撰古今典诰文言为《正序》10卷，五言诗之善者为《文章英华》20卷，《文选》30卷”。《隋书·经籍志》于《文选》 30卷、《古今诗苑英华》 19卷之外，在谢灵运《诗英》下注：“又有《文章英华》30卷，梁昭明太子撰，亡。”由于《隋书》的编撰者并未见到原书，所以也可能是《文选》或《英华集》的异名。
根据封建社会的一般情况，达官贵人主编的书籍多出于门下文人之手或至少有门下文人的参预。萧统以太子之尊，引纳文士，当时负有重名的刘孝绰、王筠、殷芸、陆倕、到洽以及《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都曾做过东宫的属官或为萧统所赏接，这些文士中极可能有人参加过《文选》的编定。
编选范围、标准和分类 《文选》30卷，共收录作家130家，上起子夏（《文选》所署《毛诗序》的作者）、屈原，下迄当时，唯不录生人。书中所收的作家，最晚的陆倕卒于普通七年(526)，而萧统卒于中大通三年(531)，所以《文选》的编成当在普通七年以后的几年间。全书收录作品514题。编排的标准是“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文选序》）。从分类的实际情况来看，大致划分为赋、诗、杂文 3大类，又分列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等38小类。赋、诗所占比重最多，又按内容把赋分为京都、郊祀、耕籍等15门，把诗分为补亡、述德、劝励等23门，这样的分类体现了萧统对古代文学发展、尤其是对文体分类及源流的理论观点，反映了文体辨析在当时已经进入了非常细致的阶段。但由于分类过于碎杂，因而也遭到后世一些学者如章学诚、俞樾等人的批评。
《文选》的选录标准，以词人才子的名篇为主，以“文为本”（《文选序》）。因此，凡“姬公之籍，孔父之书”，“老庄之作，管孟之流”，“谋夫之话，辩士之端”，“记事之史，系年之书”，这几类即后来习称为经、史、子的著作一律不选。但是史传中的赞论序述部分却可以收录，因为“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合乎“能文”的选录标准。这一标准的着重点显然不在思想内容而在于讲究辞藻华美、声律和谐以及对偶、用事切当这样的艺术形式，但它为文学划定了范畴，是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对文学的独立发展有促进作用。萧统的文学思想中存在矛盾。他是当时文坛上政治地位最高的人物，六朝的绮靡文风在他身上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然而他对文学创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关系，却持重折中，内容要求典雅，形式可以华丽，认为艺术的发展必然是“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文选序》）。他指出：“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要求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答湘东王书》），同时还推崇陶渊明“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陶渊明集序》)。所以《文选》所选的作品，其实并没有过分忽视内容。除了选录陶渊明的8首诗以外，还选录了《古诗十九首》和鲍照的作品18篇。同时，对那些质木无文的玄言诗和放荡、空虚的艳体诗和咏物诗则摒而不取。至于入选的作品是否值得选录，应该选录的又是否有所遗漏，后代的学者曾经有过许多不同的意见，见仁见智，众说不一。总的来说，这部诗文总集仅仅用30卷的篇幅，就大体上包罗了先秦至梁代初叶的重要作品，反映了各种文体发展的轮廓，为后人研究这七、八百年的文学史保存了重要的资料。
从选录的技术角度来说，《文选》也存在缺陷。书中入选了一些伪作，例如李陵《答苏武书》和苏、李的赠答诗，南朝宋人颜延之已经怀疑，刘知几、苏轼决其为赝品，至近代而成定论；孔安国《尚书序》同样也出于晋人的伪造。同时，书中还有不少误标序文以及误标题目的情况，前者如汉武帝《秋风辞》、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等，题下注明“并序”，实则序文显系史传文字；后者如刘峻《重答刘秣陵诏书》并非答书的原文，陆机、陆云各有《为顾彦先赠妇二首》、李善在注释中就已指出顾彦先应是全彦先，而且除了 1首以外，其他3首均为拟妇答夫的语气。此外，还有割裂前人文字、篇章次序安排失当等等，也是这个选本的不足之处。
历史作用和“文选学”的发展 由于《文选》本身所具有的优点，比起同类型的其他诗文总集来，其影响远为深广。唐代以诗赋取士，唐代文学又和六朝文学具有密切的继承关系，因而《文选》就成为人们学习诗赋的一种最适当的范本，甚至与经传并列。宋初承唐代制度，亦以诗赋取士，《文选》仍然是士人的必读书，甚至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陆游《老学菴笔记》）。王安石当国，以新经学取士，此后《文选》才不再成为士人的课本。然而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的精粹选本，其历史价值和资料价值则依然不废。
隋、唐以来，学者文人对《文选》从各种角度作了研究，据不完全统计，今天还可以见到的专著即有90种左右，其他散见的有关考据、训诂、评论更难数计。研治《文选》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以致从唐初开始就有了“文选学”这一名称。
最早的《文选》研究者是隋代的萧该。稍后，在隋、唐之间有曹宪，“文选学”的名称就见于《旧唐书·曹宪传》。这两位学者的著作都题为《文选音义》，也都已亡佚。现存最早的、影响最大的著作是高宗时代李善的《文选注》。李善是一位渊博的学者，号称“书簏”。他注释《文选》，用力至勤，引书近1700种，前后数易其稿。高宗显庆三年(658)，书成进呈。他的注释偏重于说明语源和典故，体例谨严，引证赅博，但对文义的疏通则比较忽略。凡作品有旧注而又可取者，即取旧注入书，例如《二京赋》取薛综注，屈原的作品用王逸注等等。他自己对旧注的补正，则加“善曰”以志区别。李善注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代表了当时的研究水平，而且在于他所引用的大量古籍已经亡佚，后世学者往往以它作为考证、辑佚的渊薮。《新唐书·艺文志》尚载有他的另一部著作《文选辨惑》10卷，已佚。
至今流传的另一种唐人注本是玄宗时代的《五臣注文选》。所谓五臣，即由工部侍郎吕延祚所组织的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 5人。据吕延祚在开元六年(718)的进书表中说，李善的注释只知引用过去的载籍，而没有把作品的旨趣注释清楚，因此在他的组织主持下，由吕延济等重新作注。吕延祚虽高自标榜，而五臣的学力不逮李善，书中荒陋错误之处极多，以致受到了后代许多研究者的指责。《四库全书总目》在概括叙述了前人的批评以后指出：“然其疏通文义，亦间有可采。唐人著述，传世已稀，固不必竟废之也。”可以认为是比较公允的见解。五臣注本较李善注本多出古乐府1首。李善注和五臣注问世以后，宋代就有人把两者合并刊刻，称“六臣注”，李善注的原帙反逐渐湮没不彰。其后又有人从六臣注中辑出李善注单独刊行，今天所见的李善注本多属这种情况。此外尚有唐写本《文选集注》残卷23卷，撰人姓名无考，书中引据，除李善、五臣注而外，尚有陆善经注、《文选钞》、《文选音决》，今皆不存。
宋代的“文选学”渐趋衰微，有关的专著大都是摘录排比辞语典故，如《文选双字类要》、《文选类林》。一些比较认真的研究成果，则散见于笔记、诗话中。元代的著作不多，较有参考价值的是刘履的《选诗补注》。明代文选学成就无多，张凤翼《文选纂注》杂采前人众说，稍有可取。
清代朴学大兴，学者在专攻经、史、子部之外，发其余力于《文选》，不论校勘、音韵、训诂、考订各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成绩。较为重要的研究专著，如：汪师韩的《文选理学权舆》 8卷、孙志祖《文选理学权舆补》 1卷。分门别类，就《文选》的各种问题加以论述；胡克家《文选考异》10卷，以宋淳熙尤袤刻李善注本为底本，据宋吴郡袁氏、茶陵陈氏刻六臣本以校刊异同;张云璈《选学胶言》20卷、梁章钜《文选旁证》46卷、朱珔《文选集释》14卷、胡绍瑛《文选笺证》30卷、许巽行《文选笔记》8卷，从音韵、训诂、考订等不同方面对李注作补正发明，尤以梁、胡二氏的著作更为精博；何焯《义门读书记》5卷、于光华《文选集评》15卷，重在文义的评论，虽不脱八股文积习，但亦不乏一些可供参考的见解。降及近代，有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 8卷和骆鸿凯的《文选学》。
今天所见《文选》版本，除上述唐写本《文选集注》外，尚有唐写本《文选》白文、《文选》李善注、《文选音》，均敦煌残卷，有一部分曾收入《鸣沙石室古籍丛残》和《敦煌秘籍留真新编》，影印行世。刻本最早的为北宋明道本，已残。传世宋刻的影印本，有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所收影宋刻六臣注本和中华书局影印淳熙八年(1181)尤袤刻李善注本。通行本为清代胡克家翻刻尤本，中华书局在1977年曾把胡刻本缩印，并附《文选考异》于卷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