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格涅夫，И.С.(卷名：外国文学)
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Тургенев (1818～1883)
俄国作家。1818年11月 9日生于奥廖尔省一贵族家庭。自幼目睹母亲专横任性，虐待农奴，开始对农奴制产生厌恶，后来他立下“汉尼拔誓言”，表示决不同农奴制妥协。1833年进莫斯科大学语文系，一年后转入彼得堡大学哲学系语文专业，1837年毕业。1838至1841年在柏林大学修习哲学、历史和希腊、拉丁文。在这期间同巴枯宁和尼·斯坦凯维奇接近。回国后在内务部供职两年。1842年底认识别林斯基，不久又同别林斯基周围的作家们交往，在西欧派思想指导下开展文学活动。他与别林斯基结成至交，受后者熏陶，加强了反农奴制和反斯拉夫主义的志向，促进了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形成。1847年初出国旅行，同在萨尔斯堡养病的别林斯基一起度夏，《猎人笔记》中的几篇特写，就是在别林斯基的直接影响下写成。1848年2月他奔赴巴黎，以同情的态度观察工人起义。1850年回国。沙皇政府早已被他从1847年以来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刊出的《猎人笔记》的反农奴制倾向所触怒，1852年借口他违反禁令发表悼念果戈理的文字，把他拘留一个月，并遣回原籍，迫使他在警察监视下，在自己的庄园斯帕斯克村居住了一年半。但他在彼得堡的拘留所里又写了揭露农奴制的中篇小说《木木》，其中残暴的女地主形象就是以他自己母亲为原型的。屠格涅夫从1847年起为《现代人》杂志撰稿，到1860年止共合作了13年，而1850至1856年之间是他同《现代人》联系最密切的时期。此后，在农奴制改革前夕，他渐渐同《现代人》中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发生分歧。他出于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观点反对农奴制，并同情人民的苦难，但却拥护自上而下的改革，而不赞成革命。农奴制改革年代在他思想和创作的发展中几乎是分水岭，正是这时他同《现代人》公开决裂。1862年底，身在国外的屠格涅夫被指控同逃亡伦敦的巴枯宁等人有牵连（所谓“32人案件”），沙皇政府召他回国受审，他借故拖延了一年多。这期间，他上书亚历山大二世表示忠诚，还捐献两枚金币以慰劳镇压波兰起义的受伤兵士，为此受到革命阵营的猛烈抨击。
从1863年起，屠格涅夫同波里娜·维亚尔多一家一起住在巴登—巴登。维亚尔多是法国著名歌唱家，1843年随意大利歌剧团到彼得堡演出，开始同屠格涅夫认识，以后成为终生密友。他多次出国和侨居国外都同她有关，她给他的创作也留下深刻的痕迹。1871年普法战争后，他同维亚尔多一家迁居巴黎，直到逝世。在这里，他同法国名作家福楼拜、埃·龚古尔、左拉、都德以及莫泊桑亲密交往，同时通过自己的翻译和介绍，促进了俄国文学在欧美的广泛传播。他经常回国作短期逗留。最后也是最久的一次是1880至1881年。1882年初患脊椎癌，次年9月3日病逝于巴黎。遵照他的遗嘱，遗体运回祖国，安葬在彼得堡沃尔科夫公墓。
屠格涅夫早在大学时代就以浪漫主义诗歌开始其创作生涯（诗剧《斯杰诺》，1834）。1843年发表的叙事诗《巴拉莎》表现出现实主义倾向，为别林斯基所赞许。第一部散文作品是184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安德烈·柯洛索夫》。此后的叙事诗《地主》（1846）和中篇小说《彼土什科夫》(1848)，则使人明显地感觉到自然派和果戈理的影响。特写集《猎人笔记》(1847～1852)标志着他完成向现实主义的转变。
《猎人笔记》是屠格涅夫的成名之作，其主题是农奴制下农民同地主的关系。作者在诗意盎然的俄罗斯大自然景色的背景上，以深厚的人道主义，表现俄国农民的民族特征、他们的精神品质和才华（《霍尔和卡里内奇》、《歌手》、《白净草原》等），描写他们在农奴制下贫困无权、备受侮辱和压榨的境况（《事务所》、《莓泉》、《活尸首》），揭露地主的假仁慈和凶残本性（《总管》、《两地主》）。列宁在揭露一个自由主义贵族的“人道”时曾引用过《总管》中地主宾诺奇金的形象。加里宁认为，屠格涅夫在本书里“把农奴表现为象所有的人一样配享人权的人”。谢德林说，这本书“……对于那些以人民及其困苦为对象的整个文学来说是开风气之先”。屠格涅夫原来还想写一篇农民反抗地主、强迫他吃下八普特黑土的特写《食地兽》，但考虑到审查条件，没有实现。这部特写集的特色是如实地朴素地描写农村生活，在平淡的日常现象中揭示诗意的方面，以浓郁的抒情笔调感染读者。在创作《猎人笔记》的同时，屠格涅夫还写了一些剧本，其中有反映贵族生活和风习的《缺钱》(1846)和《贵族长的早餐》（1849上演，1856发表），描写“小人物”的《单身汉》(1849)、《食客》（1857）以及关于两种心理典型之间的冲突的《物从细处断》（1848）。而在最著名的剧本《村居一月》(1855)中则开始表现平民知识分子和贵族冲突的主题。
把握时代的脉搏，敏锐地发现新的重大社会现象，是屠格涅夫的主要特点。他的创作的极盛期是50至60年代初，这正是俄国解放运动从贵族时期过渡到平民知识分子时期的转折点，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贵族知识分子和平民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命运上。50年代初他写的一些中篇小说，如《多余人日记》(1850)和《雅科夫·帕辛科夫》(1855)，曾勾勒过“多余的人”的形象，1856年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罗亭》更为这类“多余的人”塑造了著名的典型。《罗亭》的故事发生在40年代初，当时贵族知识分子在社会思想发展上还起着进步作用。罗亭是一个小贵族，他善于思索，满怀理想，能以激情洋溢的语言，在人们心中唤起对自由的追求和实现崇高思想的愿望（在此书的1860年新版中，作者还让他战死在1848年巴黎的革命街垒上）。但他意志薄弱，空想多于生活知识，缺乏实践能力。在他和娜塔莎的恋爱中，暴露出他是个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他仆仆风尘，虽然对别人起了启蒙作用，自己却一事无成。中篇小说《浮士德》(1856)，特别是《阿霞》(1858)，也通过悲剧性爱情故事描写了同类的典型。第二部长篇小说《贵族之家》(1859)的男主人公拉夫列茨基也属于“多余的人”的形象。作为40年代初贵族中的优秀分子，他寻求克服言行脱节和脱离人民等缺点的新的生活道路，却缺乏必要的力量和毅力，无法避免贵族阶级必然没落的历史命运，而这些是通过他同丽莎的关系、通过他的个人幸福同道德义务、同改善农民境况的社会义务之间的矛盾以及个人幸福之不能实现等而艺术地表现出来的。这部长篇小说结构谨严，情节紧凑，诗意洋溢，在艺术上有独到之处。
为贵族阶级唱了挽歌，屠格涅夫把眼光转向新兴的平民知识分子。长篇小说《前夜》(1860)描写农奴制改革的“前夜”。女主人公叶莲娜体现了当时俄国社会的精神觉醒和争取自由、争取解放的渴望。她所钟情的平民知识分子英沙罗夫，是一个燃烧着民族解放激情、反对土耳其人统治的保加利亚革命家，性格坚定，目标明确，具有当时俄国民主青年的主要特征，正好是俄国所需要的“新人”、自觉的英雄人物。这个形象反映了50年代末俄国社会前进的方向，表明解放运动的领导权已逐渐从贵族转入平民知识分子手中。杜勃罗留波夫在《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一文中，肯定这部小说的成功，同时指出需要有同内部的“土耳其人”作斗争的、俄国自己的英沙罗夫，并断言“前夜离随之而来的白天总是不远的”，也就是说，俄国将发生革命。屠格涅夫不能接受这个革命的结论。他同《现代人》早有分歧，现在它不听他的劝阻而发表了这篇论文，成为双方决裂的直接原因。在下一部长篇小说《父与子》(1862)里，屠格涅夫终于在俄国的平民知识分子中找到了“新人”。小说中“子”与“父”的矛盾，实际上是平民知识分子同贵族之间的矛盾。子辈的代表、民主主义者巴扎罗夫坚强、沉着、自信，重视实际行动，专心科学实验。他不仅否定艺术、诗歌，而且否定日常生活中“公认的法则”，也就是否定专制农奴制度的一切。他被称为虚无主义者，屠格涅夫说这就意味着是“革命者”。屠格涅夫说这部小说是“反对作为先进阶级的贵族的”，巴扎罗夫在精神品质和道义上也确实压倒了父辈代表、贵族保守派巴威尔。但作者对巴扎罗夫的态度是矛盾的，不仅有时流露出对他的反感，还在作品下半部让他因爱情失败而变得怀疑、悲观，以至赍志而没。小说引起了不同阵营的激烈争论。民主刊物纷纷谴责作者诽谤年轻一代，只有赫尔岑和皮萨列夫对这个主人公作了比较肯定的评价。《父与子》的艺术特色和《罗亭》、《贵族之家》不同，很少抒情气息和风景描写。
在农奴制改革后沙皇政府猖狂反动的时期，屠格涅夫的思想发生危机，创作转入低潮。他对社会斗争感到厌倦，企图遁入艺术和美的世界。1864年和1865年先后发表的中篇小说《幻影》和《够了》表现出唯美主义和悲观情绪。1867年发表的《烟》，写的是1862年的事，把社会政治运动比作一团轻烟，认为到头来只是一场虚空。小说里既有对贵族反动分子的揭露，也有对流亡国外的俄国革命者的歪曲。60年代末至70年代前半期问世的《旅长》(1868)、《草原上的李尔王》(1870)、《春潮》(1872)、《普宁和巴布林》(1874)和《表》(1876)等中、短篇小说，有的取材于作者早年听到的家庭传说，有的是他本人或亲友过去生活中的真事，他仿佛抛弃了迫切的社会题材，沉湎在回忆之中。在《烟》发表10年以后，才又写出了他最直接最广泛地反映社会运动的、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处女地》（1877）。他对“到民间去”的革命民粹派的自我牺牲的激情表示敬意，但又怀疑他们的斗争目标和方法，赋予主人公涅兹达诺夫以哈姆雷特的特征。另一方面，他也讽刺70年代完全转向反动的自由主义贵族官僚，淋漓尽致地刻画他们的卑鄙本质。作家寄希望于能够深翻俄国“处女地”的“深犁”──新兴资产者沙罗明，在他身上寄托自己的渐进主义思想。
屠格涅夫晚期的主要作品是《散文诗》(1878～1882)。这部优美的散文集的内容和倾向是多方面的。其中有的表现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如《门槛》、《俄罗斯语言》），有的则充满怀疑和悲观情调(如《斯芬克斯》、《无巢》、《蔷薇曾经多么娇美……》）。他还写了脱离现实主义而带有神秘色彩的作品《爱的凯歌》(1881)、《死后》(即《克拉拉·密里奇》，1883)等。
屠格涅夫说过：“……准确而有力地表现真实和生活实况才是作家的最高幸福，即使这真实同他个人的喜爱并不符合。”他确实忠于这个现实主义原则，有时甚至能超出贵族自由主义立场的局限。他虽然长期侨居国外，却能迅速及时地反映俄国社会现象。他的全部创作几乎成了19世纪40至70年代的俄国社会生活的编年史。屠格涅夫有高度的爱国主义感情，笔下的主人公很多和祖国命运密切相关。他对俄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尤其是对长篇小说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他以擅长塑造少女形象著称。《罗亭》等长篇和《阿霞》、《初恋》(1860)、《春潮》等中篇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都写得跃然纸上。屠格涅夫善于写景，能够刻画自然景色的瞬息万变，又能赋予诗意和哲理，有时还赋予象征意义；这些描写不仅是人物心境变化的反映，而且往往成为情节转折的契机。屠格涅夫是真正的语言艺术家，对俄罗斯语言规范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列宁在列举俄国的语言大师时，首先提到了他。他的风格简洁、朴素、细腻、清新，富于抒情味。他的忧郁的气质，又使作品带有一种淡淡的哀愁。
屠格涅夫生前就已享有国际声望，是俄国文学史上最早受到欧美重视的作家。他的创作技巧和心理分析艺术对西欧和斯堪的纳维亚作家颇有影响。在中国他的作品介绍较早，《新青年》从1915年第一期起连载《春潮》，次年又节译了《初恋》。解放前他的主要作品几乎全部翻译成中文，不少译本出自中国名作家之手（如巴金译的《父与子》和《处女地》，丽尼译的《贵族之家》和《前夜》，丰子恺译的《猎人笔记》等），无论在艺术上和思想上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都有所裨益。
参考书目
普斯托沃依特：《屠格涅夫评传》，北京，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