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冶法(卷名：法学)
中国历代王朝关于金、银、铜、铁、铅、锡等矿藏的开采、冶炼及其产品流通的法令。
根据古文献的记载和地下文物的发掘，中国人民早在夏、商时期，就掌握了青铜的冶炼和铸造技术。但是关于矿冶法的记载，始见于《周礼·地官》：“卝人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巡其禁令”。“卝”即矿；“卝人”，即国家管理矿冶业事务的职官。这一记载表明，中国西周时期已有关于矿冶的禁令，并设有专门官吏职掌其事。春秋时期，中国已进入铁器时代。《国语·齐语》记载：“恶金以铸钼夷斤，试诸壤土”。“恶金”指铁。《管子》记齐设有“铁官”，并说齐“官山海”，即对矿冶、制盐实行官营政策。战国时期，秦国也曾实行盐铁官营。西汉初年，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放松冶禁，许民开采，由国家征税。武帝(公元前141～前87在位)时，由于连年征战，财政匮乏，又将冶铁、制盐收归国营，在中央设盐铁丞，总管全国盐铁事务；在郡（国）、县设盐、铁官，经营盐、铁的生产和销售。不产铁的地区也设“小铁官”，负责收集废铁，改铸农具。严禁私人冶铁、铸铁器，规定：“私铸铁者，左趾。博士使郡国矫诏令民铸农器者，罪至死”(《汉书·食货志》、《文献通考·征榷考》)。东汉时，官府在许多重要铜、铁矿区设置冶炼场或铸造作坊;对私营矿冶业则旋禁旋开，时有变化。东晋、南朝时期，矿冶业以官营为主，中央和地方都设官吏主持。北魏时“罢山泽之禁”，允许百姓采冶(《九朝律考·后魏律考下》)。唐代初，除西北地区外，实行听民私采、国家收税的政策。唐德宗(779～804在位)时，户部侍郎韩泗建议:“山泽之利宜归王者”，自是设盐铁使等官吏，经营官矿冶业，而对民间采冶严加禁止，如规定：“禁采银，一两以上者，笞二十，递出本界，州县官吏节级科罪”(《文献通考·征榷志》)。上述矿禁政策基本上一直实行到唐代末年。至宋代，矿冶法更趋严密。宋神宗熙宁（1068～1077）年间下诏：“坑冶坊郭乡村并淘采烹炼人并相为保，保内及于坑冶有犯，知而不纠或停盗不觉者，论如保甲法。”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下诏：“金银坑发虽告言或方检视而私开淘取，以盗论”（《文献通考·征榷考》）。为了控制铸钱的原料，官府对铜矿业控制很严，严禁私采私铸；允许民间开采铁、铅、锡等矿，其产品由政府收买大部分，余听民出售。但宋徽宗大观年间又禁止铁私相贸易，“而农具器用勿禁”，于是官自卖铁，唯许铸俰户市之；政和年间，又仿茶盐法，“置炉冶，收铁给引，召人通市”。南宋内外交困，财力不济，宽弛矿禁，“以金银坑冶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文献通考·征榷考》)。与南宋对峙的金，矿冶法令也较宽容，“金银坑冶许民开采”，1％为税，甚至不收税。元代统治者为了维持其民族统治，防止人民反抗，对可以制作武器的铁及铁器控制得非常严格，铁制农具由政府设局专卖，对制造铁器的工匠，也严加管理，严禁民间炼铁铸器，规定“诸铁法无引私贩者，比私盐减一等，杖六十，铁没官，内一半折价付告人充赏；伪造铁引者，同伪造省部印信论罪，官给赏钞二锭付告人；监临正官禁治私铁不严，致有私铁生发者，初犯笞三十，再犯加一等，三犯别议黜降”（《元史·刑法志》）。元代也禁私铜，“敢私炼者禁之”，并禁私造铜器；对于锡冶，仿茶盐法，规定“印造锡引，每引计锡一百斤，官收钞三百文，客商买引，赴各冶支锡贩卖。无引者，比私盐减等，杖六十，其锡没官”。元对金矿管制较松，允许民间采冶（《元史·刑法志》）。明代对矿冶业管禁极严，限定金银等贵金属矿基本上只能由官府经营；一些与国计民生关系较大的铁、铜、铅、锡等矿，也由官府设局采冶；民间一般只许开采其他矿藏，并须取得官府的批准，交纳一定的课税。未经官方许可，私人不得开矿，否则处以重刑。明律规定：“凡盗掘金银铜锡水银等项矿砂，每金砂一斤折钞二十贯，银砂一斤折钞四贯，铜锡水银等砂一斤折钞一贯，俱比照盗无人看守物准窃盗论。”明英宗正统(1436～1449)年间定私煎银矿罪：“凡福建、浙江等处军民私煎银矿者，处以极刑，家口迁化外，其遁逃不服追问者，调官军剿捕。”明宪宗成化(1465～1487)年间又定私贩铜货罪：成化五年定四川军民偷来白铜者，为首枷号，依律治罪；至是因封闭云南路南州铜场，免征铜课，乃定路南凡私贩铜货出境，本身处死，全家发烟瘴充军；成化二十年又定，云南宁州等处军民客商有偷采铜矿、私煎及潜贩出境者，照路南州例追究。明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又申定盗掘矿砂罪著为例：“凡盗掘银、铜、锡、水银等矿砂，但系山洞捉获，曾经持杖拒捕者，不论人之多寡，矿之轻重及聚众至三十人以上，分矿至三十斤以上者，俱不分初、再犯，发边卫充军。若不及数，又不拒捕，初犯枷号发落；再犯免枷号，亦发边充军”（《续文献通考·征榷考》）。清代统治者由于自身是满族贵族，较之明代统治者更加担心人民聚集于深山，以采矿为名进行反抗活动，因此对冶矿严加限制，特别在清初基本上是停开停冶。如雍正(1723～1735)年间多次诏谕：“开采一事……人聚众多，为害甚巨。从来矿徒，率皆五方匪类”(《清朝文献通考》)；“今若举行开采一事，不免聚集多人，其中良顽不一，恐为闾阎之忧累”(《东华录·雍正朝》)。然而，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越来越多的各种矿物，清政府后来不得不有限度地放松矿禁。概括而言，清政府对铜矿冶基本上实行听民开采、官府收铜的政策。康熙（1662～1722在位）时定“开采铜铅之例”“凡各省产铜及黑白铅处如有本地人民具呈愿采，该督抚即委官监管采取”，“采得铜铅以十分内二分纳官，八分听民发卖”（《清朝文献通考·征榷考》）；后来又实行“放本收铜”的政策，即预借给各厂铜本，而各厂所产之铜都必须卖给官府;如果私相买卖，一旦查获，铜均没收，人皆治罪。矿民预借铜本以后，因官定铜价过低，出卖产铜不够偿还借本，矿民濒于破产，清政府不得不提高铜价，并允许铜厂将小部分产品作为“通商铜”自由买卖。对于铁冶业，清政府的政策又有所不同。清政府一方面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允许铁的采冶和流通，以利生产，另一方面又非常害怕铁的广泛使用和自由流通，将使被压迫的人民得到斗争的武器，因此将铁的采冶、运销置于严密的监视、控制之下，规定：除征收铁税20％以外，凡采铁冶铁地方，炉座的数目、产量，工场主以至矿工、铁工的姓名、履历均须详细报官，发给执照。某商在某处向某户买铁若干，运往何店，也要呈报给单，过关验单，严禁无照私贩。如道光十一年(1831)续修的《钦定户部则例》（见清代法规）规定：“陕西南山铁厂令商民自出资本募工开挖，由地方官查明该商人姓名籍贯，取具甘结，加具印结详明，藩司发给执照，方准开采……倘有私挖，即行封禁，照例治罪……所出铁斤只准铸造铁锅、铁盆、农具，倘有卖给匪类，私制军器等弊，立即严拿治罪。”清政府这种控制、干预矿冶业发展的政策，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以后。
从战国至清末，在长达2000余年的封建社会中，除极少数短暂时期和个别统治者外，历代封建王朝几乎总是推行矿冶官营、禁止或限制私营的政策。封建统治者采取这种政策，在一定条件下对抑制地方割据势力、巩固封建国家政权，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对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则起了阻碍和破坏作用。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由于商品经济日渐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萌芽，社会生产迫切要求冲破自然经济的藩篱，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这种政策的反动性和危害性就愈益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