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出版和出版学 |
| 释义 | 出版和出版学(卷名：新闻 出版) 出版是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将著作制成各种形式的出版物，以传播科学文化、信息和进行思想交流的一种社会活动。出版物凝结着人类的思想和智慧，集聚了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和实践活动的经验与成果，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发展水平，以及人们生活面貌和精神状态，在出版物上都有所记述。图书是社会的产物，它反映社会，同时又影响着社会。出版对于社会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 出版一词，英语为 publication。这一词来源于古拉丁语publicatus。所谓版，是中国古代用以书写的木片的称谓。后来用雕版印刷的书籍，称为雕版书。中国早在五代(907～960)时就有“刻印板”、“镂板”，宋代有“开板”、“刻板”等词。中国最早使用“出版”一词是在19世纪末。有的学者认为该词可能是从日语中引进的。日本18世纪50年代已出现“出板” (板与版意通 )一词。现在使用“出版”一词，通常是指用印刷或其他复制办法将作品制成出版物在社会上传播。狭义的出版是指图书报刊的编辑、印刷和发行；广义的出版不仅是指图书报刊，还指录音、录像以及其他文字语言和图像的媒介载体的编辑、印刷、制作和传播。 研究出版活动的内在规律、出版各个环节之间的联系和出版所发生的社会影响，探索出版发生、发展的历史以及对人类文明的作用，称为出版学。 图书出版有着悠久的历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世界出版史也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人类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和科学文化的进步，与出版有着密切的关系。出版是在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文字的发明和文化的发展是出版产生的前提和基本条件。在人类社会中，文字的发明和图书的出版，对社会的进程产生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国有据可考的最古老的文字是甲骨文。这种文字主要用于记事和占卜，距今已有3500多年。甲骨文已经是成熟的文字，中国文字的起源还在更远古的年代。在西安半坡村出土的陶器上绘有美丽的花纹、图案。比较多的彩画有鱼、鹿等动物和人面。这些图画有许多是用几何线条表示出来的。属于同一时期的其他古代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中也有类似的符号。这些距今6000多年的符号同流传下来的古代汉字有某些相同之处。文字是由图画和符号演进而成，这些符号就是古代汉字的前身。和甲骨文差不多同时或稍后一些，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上就铸有文字，在石头上也篆有文字。 在西方，古埃及人和苏美尔人创造象形文字，距今已3000～5000多年。 在人类发展历史上，文字的发明和学会使用火一样重要。火的使用是人摆脱野蛮的开端，文字的发明则使人类步入了文明社会新的阶段。中国和西方发现的最古老的文字都是人类进步的见证。这些文字是研究古代世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资料，是中国和世界出版史的源头。没有文字就没有出版，有了文字篆刻才逐渐开始有拓印，出版就是从有文字以后发展起来的。 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发展，文字的使用日益广泛，便于人们使用的图书形式就成为社会的需要。在中国，距今3000多年，开始用木简和竹简书写文字，并穿串折叠，制装成册；还有用丝帛作为文字的载体，分卷成册。这就是中国书籍产生的开始。中国许多地方出土的文物中都有这种原始的书籍。 古代原始书籍虽然不是印刷的，只是手抄和刻绘的，但这种书籍已集中反映了社会上丰富的知识，并且使其向广大的范围传播。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空前繁荣，著书立说成为社会风尚。在当时活跃的 “百家争鸣” 的学术环境中，著书范围涉及哲学、历史、教育、文学、军事、医学、农业等方面，因而书籍开始繁荣起来。学术的活跃和书籍的繁荣促使人们的智能进一步发展。 纸张的发明为出版开辟了新天地。公元2世纪初，中国东汉时的蔡伦(?～121)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利用树皮、破布和鱼网造纸。这是公认世界最早发明的植物纤维造纸技术。它逐渐推广，沿着丝绸之路传到世界各地。纸张的发明使文字载体发生了巨大变化。轻便柔软而又廉价的纸张代替了笨重的木简、竹简和昂贵的丝帛，为图书出版大规模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物质条件。 由于社会对图书的需要不断增加，又受到石刻拓印和图章的启示，约在公元 7世纪，中国发明了雕版印刷，从而使图书得以大量印制。当时中国雕版印刷本流传到朝鲜、 越南、 日本和欧洲。随着古代交通路线的延伸，雕版印刷图书传送到世界各地。雕版印刷的出现使图书制作的费用大大降低，为更多的人使用图书提供了条件。雕版印刷的发明启发了以后的活字印刷。 公元11世纪，中国北宋人，毕昇(？～约1051)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是印刷术革命性的变革。由于有了活字印刷，书籍的品种和数量大大增加，并且提高了印刷速度。 在世界其他地方，古埃及人用莎草纸书写文字，有的还用羊皮作纸。公元 4世纪，中东地区用泥版和蜡版作图书载体，在泥版与蜡版上刻绘文字。同一时期，印度用桦树皮和棕榈叶作文字的载体。随着欧洲手工业的发展，文化逐渐提高，欧洲对图书的需要日增。15世纪50年代，德国人J.谷登堡(1394～1468)发明以机械的方法用铅活字印刷图书。谷登堡的发明为出版业朝着工业化的方向发展奠定了基础，对世界文明的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欧洲在铅活字发明之前，手抄图书总数只有几千册，而1450～1500年间，只经过50年，欧洲图书的数量就猛增到 900万册。 几百年来，活字印刷的发明和使用，伴随着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信息的传播速度，扩大了传播的范围，推动了世界文化的发展，加速了人类社会进步的步伐。同时，工业的发展又影响印刷，新的科学技术、新的工艺应用于印刷，又使出版业自身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版的规模日益扩大，出版物的生产速度迅速提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化设备的应用，印刷业发生了巨变。现在世界上出版物的数量不断增加，成本也大大降低，图书不再为少数富人所占有，一般民众也有读书和受教育的可能。图书制作也逐渐转向普及形式而为社会多数人所能购买。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新的文字语言载体和传播工具还在不断发生变化。虽然有许多新的设备和新的工艺出现，但目前以纸张为载体，用印刷方法制作图书出售，仍然是出版行业的基本形式。 出版对于社会的推动作用，归根结底在于出版物积累了人类的科学技术知识和先进的思想，并且加以扩大传播。人们一经掌握科学技术知识和进步思想，就能使生产力得到提高，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人类社会在有文字之前，人们继承前人的知识与经验，主要靠口头、实物和简单的符号进行传授，其传播的范围狭小，速度缓慢，而且随着时间的变化，传授的内容越来越不准确。有了文字特别是有了出版物以后，知识和经验就可以扩大和迅速地传播。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是出版发展的基础，而出版物的传播又影响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在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是建立在唐朝经济政治发达的基础之上，而雕版印刷的出现，借出版物来进行传播，则使人们的知识和社会的信息迅速扩大。唐朝推行科举制度，社会上读书之风日盛，对图书的需求增加，城市的书肆开始刻书售书。当时社会繁荣，诗文勃兴。一千多年以来，唐诗一直脍炙人口，是与印刷出版使其代代相传有着重要的关系。唐朝长安是世界东方文化交流的中心，佛教经典从西域传入长安，四邻各国都有使臣驻于长安，来中国游历和学习的学子、做生意的商人为数不少。他们带来异国的文化成果，同时也带回中国的学术成就，特别是把记载中国先进思想和科技发明的图书刻本运回本国传授。随着佛教的深入，佛经又大加刻印，传向四方。由于中外僧侣往来，佛学经典也随同汉文化学术通过图书刻本大量传到海外，其中日本、朝鲜等国就受到很大影响。 北宋是中国手工业和商业空前繁荣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发明了活版印刷术，学术兴盛，各种著作种类繁多，涉及的知识领域广泛，不仅当时的儒家经典、历史、地理、天文历算、农业、工业、医药、文学诗词以及佛经、道经等大量印刷，就是从春秋战国到隋唐五代的学术著作，也陆续出版。流传至今具有很高文献价值的《资治通鉴》和《太平御览》等巨著，就是北宋时期编就的。北宋学术的繁荣带动了出版业的发展，而出版业的兴旺又促使学术进一步繁荣。那时从城市到乡村都开设有书院、学馆。这与出版业的兴起，经典和教本大量印刷，方便传授，有很大关系。 在西方，活版印刷的发明是在欧洲手工业和商业有了相当发展的基础上出现的。而活版印刷的出现，知识和信息的传播，又促进了社会文明水平的提高。活版印刷对当时欧洲宗教的改革和传播发生过重大作用。马克思对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的发明作了很高评价。他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杠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卷，第 427页)活版印刷的发明使宗教改革的教义和《圣经》大量印刷，从而使新教的扩大传播成为可能。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和殖民地的建立，欧洲的文化也通过出版物传到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等地。 新的科学发明、发现和创造，由于活版印刷物大量出版发行，启示着人们进行深入的探索。在中世纪和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先进科学思想的传播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当时新的科学著作常常遭到神权的野蛮干涉，一些科学家受到教会的监禁和杀害，其著作被视为异端邪说加以焚毁，但是真理终归是真理，他们的著作受到人们的欢迎，越印越多，越传越广，日益促进人类思想的进步。14～16世纪，欧洲的人文主义思想通过出版物的传播，冲破了神权思想的束缚，为文艺复兴扫清了道路。 16～17世纪的欧洲，工业部门出现了许多新技术、新发明和新创造，交通运输日趋发达，造船技术与航海术有长足进步，科学家对天体运行也有了新的认识。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的这些发展，得力于活版印刷术的发明。当时，进步的造纸技术与活版印刷术相结合使新的科学著作与信息得到大量传播。新的科学技术促使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为工业革命开辟了道路。 代表社会发展的先进思想，经过出版物的传播，唤起千百万人为推翻旧制度而进行斗争。欧洲启蒙思想家以伏尔泰、卢梭、狄德罗为代表，他们的著作广泛传播，为推翻封建制度奠定了思想基础。狄德罗通过编撰《百科全书》把启蒙思想家团结在一起，以《百科全书》作为宣传反对经院哲学、神权统治和封建等级制度的思想工具。他们被称为“百科全书派”。正是这些先进思想的传播带来了急风暴雨式的法国大革命。雄壮的马赛曲的歌声通过出版物传遍全世界，直到今天还鼓舞着人们向旧势力作斗争。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人类彻底解放开辟了新纪元。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同盟写了《共产党宣言》。这个《宣言》广为出版发行，震撼了全世界。1867年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第一卷问世，随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系列的著作出版。19世纪后半叶，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出版物的媒介扩大传播。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阐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奠定了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 20世纪开始，列宁主义通过出版物影响俄国和整个世界。列宁首先出版报刊和小册子，宣传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这些出版物成为团结和指导工人和广大群众进行斗争的武器。1917年俄国爆发革命，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经典作家的著作开始在中国传播，对中国革命发生了重大影响。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宣传进步思想的报刊在中国大量创办。1920年，《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翻译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特别是在知识青年中广为传播，为他们迎接新的革命斗争作了思想准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者为革命而呼喊。当时以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思想家，通过创办刊物，撰写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鼓动群众进行斗争。毛泽东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对中国社会进行调查研究，通过出版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使之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引导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出版在世界历史的各个时期，为积累和介绍科学文化知识作出了贡献。科学发明都是在前人创造的基础上实现的，而科学家知识的增进和信息的取得，又主要是通过出版物。出版物具有这样的特性：把前人的科学技术知识用简明的方法加以总结归纳，为人们学习、创新提供基础知识。古往今来，社会的文化教育通常是从图书学习开始的。图书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而且可以使人们用最廉价的方法取得生产、生活和科学知识。出版所以能推动科学技术进步，最根本的是由于图书所凝结的科学技术知识能带来巨大的社会效果。图书在沟通信息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在当今世界市场日益扩展以及出现新的传播技术的条件下，人们若要系统了解某个国家、某个民族的经济、政治和科学文化情况，还是需要通过出版物去了解，从众多的图书和刊物中获取资料和信息。出版物是人们不断取得信息的重要源泉。 近几十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以出版物为媒介，对工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等的影响不容置疑。中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了迅速提高工农业和科学技术水平，通过出版物的媒介，引进世界上新学科、新技术和新知识是非常必要的，并将取得重大成果。 如前所述，中国出版事业有着悠久的历史。五千年来的优秀文化传统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中国图书典籍之丰富是世界上少有的。但是，近代由于经济发展缓慢，科学文化衰落，出版事业也逐渐落在后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中国出版事业得到新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版事业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总体中的一部分。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开始组建。国家首先将社会上存在的私营出版机构改造成国营或公私合营的出版机构。过去一些对社会有贡献有成就的出版社继续保留下来，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人民政府给予扶持，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曾经在民主革命时期，为革命作出贡献的进步出版社，如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在建国前已经联合成立三联书店，建国后扩大业务；对过去的一些小的私营出版社则采取合并的办法，使其走上正确的道路。另外，在北京、上海和各省、自治区，建立了一些综合性的和专业性的出版社。对私营印刷行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使其纳入社会主义轨道。同时，国家还根据需要，新建一批国营印刷厂。发行方面，建国伊始就成立了全国托拉斯性质的机构──新华书店。新华书店最早成立于抗日战争初期，在革命根据地开展发行工作，建国后在全国县城以上设点，统一办理全国图书发行。在广大农村，通过供销合作社代销。书店的发行网络，遍布全国城乡。 建国初期，出版事业就有了明确的方针。1950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作出《关于发展人民出版事业的基本方针的决议》，决议规定：“为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是人民出版事业的基本方针”。在这个方针的指引下，中国的出版事业发展很快。建国后最初几年，就出版了大量对广大读者有益的读物，特别是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与社会发展史的书籍，以及许多内容健康的文艺作品，使广大读者及时受到了教育。 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提出“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导下，出版事业出现繁荣景象。实行这一方针，学术著述和文艺创作欣欣向荣。据统计，1950年全国出书12153种，印行2.75亿册；1956年，出书28773种，印行17.84亿册。6年期间，全国出版的书籍大量增加，1956年是1950年出书种数的236.7％，印数的649％。不仅出书种数、印数大量增加，更重要的是出版了大批有价值的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的读物。 但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伤害了一批学者、作家和出版工作者，使出版事业的发展受到了挫折。在“大跃进”的浪潮中，曾一度出现片面追求出书数量，而不顾质量的现象。1963～1965年，随着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出版事业也逐渐复苏，走上正常轨道。 中国出版事业虽然受到一些干扰，但还是曲折地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注意利用图书向人民进行教育。建国后17年间，系统地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如出版了《列宁全集》，并开始陆续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毛泽东选集》出版了4卷。对于现代中国著名作家鲁迅、郭沫苦、茅盾、巴金等人的著作，也开始陆续出版全集。这期间出版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的出版物都比较丰富。对西方从古代到现代的重要学者、作家的著作，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介绍，有的还出版了全集。这一时期，图书出版对科学文化在人民中的普及和提高，对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出版工作又受到严重打击，书刊出版陷于瘫痪。“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出版事业遭受严重挫折的十年。“文革”开始，出版机构首先受到冲击，随后出版机构大部分撤销，人员被遣散或下放劳动；以前出版的图书大部分被否定。结果，图书出版大量下降，由1965年出书 20000种，下降到1967年的2725种。“文革”时期出版的图书除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外，大多是当时的政治文件、文章汇编和政治性小册子。出版园地变成了荒芜的沙漠。 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批判了极左路线，出版工作得到恢复和发展。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并且指出同年5月开展起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争论，这场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特别是1978年12月18～22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定党的思想路线之后，全党的思想统一起来。党的正确路线深入人心，人们解除了精神上的枷锁，推倒了阻碍前进道路上的藩篱，打破了不适应新形势的条条框框，大踏步向前迈进。在新的活跃气氛下，广大的著译者和出版工作者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创作日益繁荣，著译日渐丰富，出版事业出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1978年以后，出版方针进一步明确。图书出版事业必须认真贯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认真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针。1983年 6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指出：出版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传播一切有益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为了推进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出版事业肩负着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出版事业要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10年来，出版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取得了重大成果。书刊的出版增加很快。1988年出书达65000种，印数达62.87亿册。与1978年出书14987种，印数37.74亿册相比，1988年出书种类增加3倍多，印数增加6 成多。出版事业其他方面也发展得很快。10年中，出版社从150家发展到490家，期刊从1500种发展到6000种。自1979年12月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提出“立足本地，面向全国”的方针以后，地方出版社发展迅速，出版了许多重要图书。大专院校出版社在“文革”以前，只有人民大学出版社一家，现在发展到80多家，重点大专院校大都陆续建立了出版社。这些出版社依靠强大的著作队伍和编审力量，已逐渐成为出版学术著作的重要阵地。全国印刷力量也有很大提高。10年来，印刷生产能力增长了50％。不少印刷厂已有现代化的设备，有电子激光照排，有新式的彩印和系列装订的流水线。发行工作也有很大发展，特别是推行承包责任制，大大发挥了基层书店和营业员的积极性。 图书出版的质量，近年来在不断提高。中国出版的重点工程， 如新编的《列宁全集》、 《中国大百科全书》、《当代中国》丛书等，正在陆续出版。《中国美术全集》60卷已经出齐。学术著作与文艺创作呈现繁荣景象。各地出版的文艺小说，每年约有 200部。对中国古籍有计划地进行整理，分别出版。自然科学与应用技术、工具书以及少年儿童读物方面，都出版了许多有价值的受欢迎的图书。少数民族文字读物的出版也有很大的增长。这10年是建国以来出版事业最繁荣的时期。 目前，中国人民科学文化水平还比较低，我们必须通过出版图书大力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努力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出版物现在仍然是科学情报的主要来源，提高社会生产力和发展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都必须依靠出版物传播信息，介绍科学研究成果，包括介绍国外的最新发明、创造和各种最新的观点，藉以启发思想和增进智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通过图书鼓舞人们进取向上，提高人们的思想情操与道德观念，尤为重要。 随着中国改革与开放进一步深入，出版事业也出现不少问题。一部分读物不适应社会的需求，内容粗制滥造。某些书刊肆意传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在政治上发生严重错误。特别是近年来淫秽读物屡禁不绝，使青少年身心受到损害，引起社会的关注。为取缔宣扬淫秽色情、凶杀暴力、 封建迷信的书籍、 报刊和音像制品，有关方面已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清理，对出版、印刷和发行单位实行综合治理。这项工作已见成效，并将长期坚持下去。印刷方面，生产能力虽有很大提高，但印刷周期长，赶不上客观形势的需要。纸张生产能力不足，价格变动大，有待于改善和调整。发行工作，已有很大改观，但发行渠道仍不够畅通，多渠道的竞争局面还没有形成。出版队伍的素质，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所有这些都是摆在出版工作面前的重要问题，需要逐步解决。现在出版面临整顿秩序和深化改革的任务。为了繁荣出版事业，要有更多更好的读物供应读者，努力提高书刊的质量。要大力出版健康的优秀的文艺作品、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和实用的有益的读物。出版要为繁荣创作和活跃学术创造条件，为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和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作出贡献。社会主义出版事业要依照宪法保障公民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同时又要依法防止滥用这种权利。国家权力机关正在制定《出版法》，与此同时，为了保护作者的著作权利，也正在制定《著作权法》，以促进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图书、报刊等出版物是必不可少的。通过出版物掌握知识和迅速取得信息，是人们在现代生活中的要求。现在，图书的内容，涉及科学、文化和艺术的各个领域，关系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科学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出版行业同工商业一样，占有重要的地位。出版已成为一门科学。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中国，都成立了出版研究所。出版学是研究出版规律的科学，是研究出版的历史、社会作用的科学。出版学范围较广，其分支学科，有编辑学、印刷学和发行学。 编辑学研究编辑活动的规律，探索编辑各个环节上的普遍性问题，研究编辑的历史，探讨出版物的社会影响和作用，并从理论上予以概括和分析。编辑自古以来就有，在中国春秋时代，孔丘就编辑有叙述历史的《春秋》和可供合乐歌唱的《诗经》等书。秦国吕不韦集门客编有《吕氏春秋》，西汉末年刘向整理汇编前人的策谋《战国策》， 唐代欧阳询等人编辑《艺文类聚》。 宋、元、明、清等各个朝代，都有专门的编辑工作者。在西方，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根据自己的观点编辑《工具论》，向学生讲授。从中世纪到现在都编辑有规模宏大的辞典、工具书等。现在，世界上有一支庞大的编辑队伍，每年60多万种图书都是经过编辑之手出版的。 编辑在图书生产过程中，从事创造性的劳动。出版图书，编辑首先要制定规划，拟定选题。稿子到手之后，编辑鉴别是否可用，然后审定其内容，核实资料，统一名词，加工文字等。有的图书，还需要编辑制作索引。稿子付印之前，进行装帧设计和校对。图书出版后，编辑要收集社会上的反映，并反馈给作者，必要时，同作者磋商修订，考虑再版。这些都属于编辑工作的范围。编辑学要对这些方面进行研究，揭示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 印刷学研究印刷机械、器材的制造和使用、印刷工艺和印刷品的生产以及印刷厂的管理，探索印刷的原理和基本方法，揭示生产和管理各个环节的普遍性问题;同时，研究印刷对社会发生的作用、印刷的历史及其发展的趋势。现在，印刷业已是涉及机械、冶金、化工、电子、光学、电子计算机等项技术的复杂行业。印刷业与先进的科学技术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当代世界上信息如此重要，印刷周期的快慢，印刷质量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图书出版事业的兴衰。在中国，研究新设备的生产和使用，研究如何提高印刷生产能力，如何加强技术力量的培训，都是印刷学结合实际研究的重要课题。 发行学研究发行领域中的矛盾和规律，研究发行的历史和发展趋势，探索书刊的供求关系，社会的要求和读者的需要，发行网点的设置，书刊的储备和运行，销售书目的编辑以及新设备的设置和使用等。发行学要揭示发行各个环节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并从中掌握其原理和方法。发行学在中国开展研究较早，发行界已编有教材，并在一些高等院校的发行专业中讲授。发行工作是联系出版者与读者的桥梁，没有传递及时的发行网和反应灵敏的信息手段，书刊发行就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发行工作的好坏，关系着图书的命运，编者、作者和读者都对之关切。发行工作者要努力学习，钻研业务，把对社会有重大价值的图书发行得更好。因此，发行学研究图书如何迅速有效地输送到读者手里，研究不同层次读者的要求，社会和学校图书馆、阅览室的需要，以及发行工作者的培养和提高，都是重要的课题。 出版包括编辑、印刷、发行三个方面，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出版以编辑为中心，以印刷为手段，以发行为桥梁。编、印、发三者之间互相依存，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编、印、发的协调，是出版发展的必要条件。出版学要探索出版的规律，掌握出版的发展动向，研究出版对社会的关系和影响，研究编、印、发三者之间的联系和矛盾，揭示问题的实质。当前在中国，出版学要理论结合实际，研究出版业在改革开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的措施。 出版物具有的突出特点是：它与一般商品不同，对社会发生重大影响，对人的思想起着巨大作用。但是，出版物又以商品的形式在市场上出售，它的物质形式在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中受经济规律的支配。出版物反映人的思想，但它的载体又与一般商品相同。出版物的这个特点使出版的经营管理产生许多问题。研究这个特点是出版学的重要课题。 现在世界上，出版学的研究工作者正致力于研究出版的经营管理，出版业的现代化，出版自由和出版的发展趋向。这些问题也是中国出版学研究工作者所关心和研究的课题。 出版学除了编辑学、印刷学、发行学之外，还包括版权、装帧艺术等专门领域。出版学及其分支学科的研究范围包括哪些方面，具体研究的目的与任务如何，学者们意见不一，这些问题也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许多先进的传讯与复印设备在出版中应用。录音、录像、缩微技术越来越普及，音像读物在社会上逐渐推广，有些人据此担心图书出版会出现危机。在漫长的出版发展史上，出版物的内容和载体的形式，是会不断发生变化的。出版物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同时，自身也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出版物的形式也会发展。但是，出版物不会消失，它将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继续向前发展。 电子计算机在出版行业的应用，将促使出版过程发生剧烈变化，人的劳动，包括繁重的编辑劳动，在操作上将进一步减轻，而且效率会大大提高。随着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新的设备将会不断进入出版系统，促使图书出版事业加快向前发展。中国有11亿人口，教育事业日益发展，人民文化水平逐渐提高，广大读者需要增长知识，获得新的信息，取得新的资料。读者需要读物，如同人需要食物、空气和水一样。这就要求出版业供给人们健康的、有价值的读物。在中国，出版事业正面临着艰巨的任务，但它将不断克服前进中的种种困难，不断向前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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