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度人口论(卷名：社会学)
theory of optimum population
探讨一个国家在现有的资源、科学技术水平下最适宜的人口规模的学说。有时称为“适中人口论”、“时中人口论”或“最优人口论”。它最初探讨最适宜的人口数量，后扩展到探讨最适当的人口密度和人口素质。
适度人口思想起源很早。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中国春秋时代孔子的论著中都有这方面思想的萌芽。但作为一种独立的人口理论，正式形成于20世纪初期，即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当时由于资本主义国家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趋于下降，担心未来劳动力和兵源不足，一些人口学者感到，“人口不足”和“人口过剩”都不是理想的人口状态，因而寻求“适度人口”。
“适度人口”理论的奠基者是英国经济学家E.坎南。1888年，他在《初等政治经济学》中认为“适度人口”是处于“最大收益点”的人口规模。最初确定“适度人口”概念的人是瑞典经济学家K.维克塞尔。他在《论适度人口》中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应当有其适度的人口规模、合适的人口密度，绝不能使人口规模超过该国的农业资源及它所能提供食物的综合能力。一国的人口增长应与它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相适应。他强调指出，一国最适度的人口应当是它的工农业潜力所许可的、最大生产率所能容纳的人口。
后来，西方人口学家逐步地发展了这一理论。坎南的学生 H.道尔顿曾提出过一个计算人口失调程度(M)的公式
式中A为实际人口；O为适度人口。他对人口失调程度的计算是以适度人口规模为标准的。坎南和道尔顿都忽视了技术进步和社会进步等条件，只限于“静态适度人口”的分析。虽然他们承认“最大收益点”和适度人口规模是随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而不断变化的，但没有能够作进一步的阐述。美国人口学家A.M.桑德斯于1922年发展了坎南的观点，他在《人口问题》中更具体地表述了“适度人口”，认为人口的适度规模是在既定的自然环境、已经采用的技术水平、民众的风俗习惯和其他各种有关因素发生作用的条件下，一国能够“提供按人均的最大收益”的人口数量。后又提出“适度的人口密度”，即在资源既定的条件下能使居民获得最高生活水平的人口密度。
20世纪20～30年代，适度人口论得到西方许多人口学者的赞同。1927年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次国际人口学会议和1937年的巴黎国际人口学会议上，适度人口论占据了支配地位。法国人口学家A.兰德里曾宣称，“适度人口”是“能保人种的最大幸福的人口”。美国人口学者、社会学家W.S.汤普森则强调非经济因素对人口发展的影响，还强调人口数量多寡和福利增减的关系。人口学者J.费伦奇认为，“适度人口”是在一定科学技术水平下，按人口平均能使每个人获得最高收入的人口规模。他还主张用优生学的办法来调节人口素质，从而提出了人口“适度质量”的问题。此后还有人提出“适度人口增长率”的概念，即相对于经济增长率而言对社会发展最有益的人口增长率。
西方人口学者对“适度人口”的研究是从静态分析开始的，即假设在生产技术、物质资源、产品分配、年龄结构、工作时日等条件不变，并且社会实现充分就业，没有国际贸易和移民的情况下，考察人口数量规模与社会收益量或者社会福利的相互关系。早期的人口适度论者着重进行这种静态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人口学者们转向“适度人口”的动态分析，即在假设某些条件发生变动的情况下，对最适宜的人口规模进行考察。“动态适度人口”研究在生产技术等条件发生变动的情况下人口增长率同经济增长或社会福利增长的关系。
20世纪70年代经济“适度增长”理论在西方盛行后，适度人口论再次风行起来。法国人口学家A.索维被认为是现代适度人口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在《人口通论》中，他把“适度人口”的概念扩展到非经济领域，并声称“适度人口”只是一种类似数学中“虚数”的“使用方便的概念”，“适度人口也就是一个以最令人满意的方式达到某项特定目标的人口”。他把如下 9个方面列为可能的“特定目标”：个人福利、增加财富、就业、实力、健康长寿、文化知识、福利总和、寿命总和和居民人数。在这些目标中，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对个人福利的考虑，因而主张着重考察和研究“经济适度人口”，即在最有利的条件下达到最高生活水平，按人均最高产量和收入的人口，也就是获得最大经济福利的人口。
索维还提出了“实力适度人口”，即一国达到最大实力时的人口的思想。他指出，一国的实力是伴随着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而变化的，实力目标和经济目标是一致的；但是该国政府为达到一定的政治和军事目的，往往要努力增加人口数量，所以“实力适度人口”永远高于“经济适度人口”。适度人口难于精确计算，也不可能实现。以美国的里宾斯坦为代表的一些人口学者多次对适度人口的精确计算作了尝试，但他们都以失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