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店(卷名：新闻 出版)
bookstore，bookshop
出版事业的组成部分， 图书商品流通的主要承担者。中国古称书肆、 书坊、书林、书铺、书局。 在历史上，书店统一经营出版、发行业务，有的还兼营印刷。随着出版事业的发展，出版、印刷、发行实行专业分工，图书的编辑出版，由出版社承担；图书的发行，由书店承担；图书的印刷由印刷厂和装订厂承担。但仍有一些书店，继续实行编、印、发一体的体制。
书店的历史 公元前 2 世纪， 在中国的西汉时代，就有了书籍买卖活动。汉武帝时期 (公元前140～前87)，京师兴太学，郡国立学校，为适应学生读书，书肆应运而生。扬雄(公元前53～公元 7)在《法言·吾子》一文中说：“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这是中国现存古籍中最早提到书肆这个名词。
当时，书肆出售的书籍，是将文字抄写在竹简、丝织品上的抄本。 纸张发明后， 则抄在纸上。东汉时代(1～3世纪初)出现了以抄书为业的人，称佣书，如东汉名士王溥，“家贫不得仕，乃挟竹简插笔洛阳市肆佣书。”魏晋南北朝时代称经生。有些书肆主人就是佣书人，自抄自卖。
佣书人的出现和纸张的发明，促进了书肆发展。南北朝时代 (5～6世纪) ，书肆已遍及洛阳、长安、大同、安阳、南京、成都、江陵等地。唐代(7～9世纪)，抄本书盛极一时，书肆兼售书画。唐《尚书故实》载：“京师书肆孙盈者，名甚著：盈父曰仲容，亦鉴书画，精于品目，豪家所宝，多经其手，真伪无所逃焉。”
唐初发明的雕版印刷，再一次促进了书肆发展。唐代后期至五代时期(9～10世纪 )，在成都、长安书肆林立，利用雕版印刷日历、佛经、字书、小学、文集以及阴阳占卜等书出售。两宋时代(10世纪末～13世纪)书坊出售的雕版书基本代替了抄本书。书坊业中心开始在开封、洛阳、成都，后转移到临安 (杭州)、建安(今福建建瓯 )、建康(今南京)、眉山(四川眉山县)。建安余氏从北宋时就经营勤有堂书坊，跨越南宋、元、明三个朝代，历数百年不衰。元代 (14世纪)，卢陵 (在今江西)、婺州(在今浙江) 、平水 (在今山西)的书坊业也较繁荣。明代(14世纪后期～17世纪中期)， 北京、 南京、苏州、杭州成为全国“四大聚书之地”，即图书集散地。那时的书坊，主要刊刻和出售民间喜闻乐见的文艺书、日用书、医书以及供科举考试用的策论、字书、韵书、类书、文选、经书、子书等。清代(17世纪中期～20世纪初)北京琉璃厂、南京三山街、苏州阊门形成较为繁荣的书店街。
19世纪，西方印刷术传入中国后，开始出现近代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出版业， 促进了图书出版事业的发展。但当时的书店、书局、印书馆等，多是兼营出版、发行(有的还兼营印刷)的机构。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实行出版、印刷、发行专业分工，从解放区发展起来的近千处新华书店，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营书店，专门从事图书发行，私营书店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也逐步成为国营书店。80年代初， 集体、个体书店得到了迅速发展。
西方的书店，约出现于公元前 1世纪的罗马。古罗马的书店集中在元老院会堂和罗马广场附近的较为繁华的街道上，书店门口的楹柱从上到下标出正在出售的书名。公元1、2世纪，希腊也有了抄书出售的书店。在中世纪的欧洲，书店是大学的附属设施，而大学又附属于基督教会。 书店除自销抄本书外， 还批发给流动书商，让他们到各地出售。15世纪中叶，德国的J.谷登堡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技术以后，教会、政府、大学、改革家和急进派都利用印刷术出版书籍，宣传自己的主张。这时的书店则成为作者、印刷商和书商结合在一起的经营机构。1786年，英国政府在伦敦成立了女王书局，主要出版和销售官方文献和议会文献，在伦敦、爱丁堡、贝尔法斯特设有分店，销售图书。19世纪，欧洲的书店迅速发展，并逐渐从出版分离出来，形成一些专门从事图书发行的书店。
书店的现状 现代的专门从事发行的书店分为批发与零售两大类型。批发书店又可分为产地总发行 (总经销 )书店和销地批发书店。有些书店兼营销地批发，称批零兼营型书店。零售书店按其经营品种的规模，划分为大型、中型、小型书店。按西方书业界的惯例，经营的图书超过7万种以上的为大型书店，7万种到 1万种的为中型书店， 1万种以下的为小型书店。专门经营某一专业类别或几个类别的书店称专业书店，如科学技术书店、少年儿童读物书店、音乐书店、美术书店等等。收售古旧书的称古旧书店。以邮寄方式销售图书的称邮购书店。超级市场附设的规模较大的书籍部，可视作零售书店。文具百货商店或供销社、咖啡馆、宾馆设立的书籍专柜、专架，因规模较小，不称书店，称售书点。
书店网点的密度，反映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状况。 据1988年底统计，中国有 23855 个书店(台湾省的数字未统计在内)， 其中国营书店 12157 处，集体、个体书店 11698处。最大的批发书店为新华书店总店，内设北京发行所、科技发行所和储运公司，承担北京地区近 200家出版社的总发行、总经销业务。最大的零售书店为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和上海南京东路新华书店，平均每日读者流量达 3万人次。
世界上书店业发达的国家有美国、苏联、日本、英国、法国、联邦德国、 民主德国、 印度、澳大利亚等。美国有零售书店 2万处，年营业额20亿美元。大型书店130 家，最大书店为斯坦福市的沃尔登书店，有1000个分支店；纽约的多尔顿书店，有 600个分支店。最大的批发书店为贝克与泰勒公司。苏联有零售书店 1.7万处，最大的书店为莫斯科市“书籍之家”书店，最大的批发书店为全苏图书发行公司。日本有零售书店 2万处，最大的书店为东京的三省堂、纪伊国屋。最大的批发书店为日本出版贩卖公司和东京出版贩卖公司。英国有零售书店1900处，最大的书店为伦敦的福伊尔书店和牛津的布菜克韦尔书店。最大的批发书店也是布菜克韦尔书店。联邦德国有零售书店4000处，最大的书店为慕尼黑的海因里希·胡根杜伯尔书店，波恩的博维尔大学书店。民主德国有零售书店1300处，最大的书店为菜比锡的弗朗茨·梅林书店。印度有零售书店 1.5万处。澳大利亚有零售书店 1.3万处。
许多国家， 对书店这个行业实行优惠政策。 英国、苏联、印度、澳大利亚、挪威、加拿大等国，对书店经营的图书，一律免税。法国和联邦德国对其他商品征收17～18.6％的增值税，对图书商品只征收7％的增值税。
书店的功能 图书是精神产品，直接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影响社会的发展。它主要靠书店这条流通渠道来推广。从书籍的本质出发，书店的功能可概括为：传播思想，普及文化，联系读者，促进出版。
传播思想 各个阶级、 政党、 社会集团以至学派，往往都以出版物作为传播自己的思想、观点的重要手段。从中国的近现代书店史来看，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在江苏、江西、浙江等10多个省建立官书局，印了一些校勘精审的古籍，其目的是宣扬儒学思想， 维护封建统治。19世纪末叶，康有为等维新派在京师成立强学书局，发行维新变法读物，受到慈禧太后等顽固派的镇压。20世纪初，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派建立了镜今书局、东大陆书局、国学社等书店，大量发行《革命军》、《猛回头》等反清读物，为推翻清朝帝制的辛亥革命作了思想准备。1919年五四运动后，毛泽东、恽代英、陈独秀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都创办过书店，致力于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1921年 1月，毛泽东把“推广文化书社”作为改造社会的一项“基本事业”。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各地党组织、共产党员或进步人士创办了许多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宗旨的书店。例如， 20年代的上海书店、长江书店，30年代的生活、读书、新知等书店，在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区建立的新华书店等等。这些书店发行的革命图书，对提高工农群众、知识分子的思想觉悟和促进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以宣扬反动思想，反对革命潮流为目的的某些书店，则终于为人们所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书店事业得到空前发展，为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了贡献。
普及文化 书店是普及和推广科学文化知识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普及文化的关键措施是兴办教育，而各项教育事业需要的教材，则要由书店来供应。80年代以来，中国的国营书店每年约发行各类教材20多亿册，占全国图书销售总量的1/3以上。 这是一项巨大的发行工程，只有进行严密的调查统计和科学地组织供应，才能确保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各地书店广泛发行科学技术图书和学术文化文艺图书，对促进经济文化建设和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 起着重要作用。 中国的书店工作者，坚持上山下乡，主动关心农业生产需要，有针对性地供应农业技术书，促进了生产发展。
联系读者 书店是作者、编者同广大读者联系的纽带。“熟悉读者、熟悉书”，“为书找读者、为读者找书”，是书店联系读者的重要功能。它可以将读者的需要、意见以及对书的评论，及时反映给出版部门，并将出书信息及其出版意图介绍给读者。
许多书店联系和团结了一大批基本读者，把他们的专业需要、通信地址、电话等记入读者联系卡。每到新书，及时同这些读者联系。读者急需的书，则千方百计代查、代找， 送上门去。大型书店经常举办读书报告会、新书发布会，邀请作者来店演讲或同读者座谈，并为购书的读者签名留念。
促进出版 书店联系面广，熟悉市场，掌握各种复杂的销售条件，对于出书的品种、数量、价格、时间能否适应市场需要，较为敏感，可以把这些信息及时反馈给出版部门，使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更能适销对路，可以使出版部门缩短图书出版周期，加速资金周转，为图书的扩大再生产创造较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