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1891～1962)(卷名：中国文学)
现代诗人、文史学家、“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初名嗣糜，学名洪骍，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891年12月17日生于上海一个官僚地主兼商人的家庭。其父为清末地方官吏，其母系农村妇女。1895年春，胡适在家乡由族人开设的学堂就读，习四书五经。9岁起，阅读《水浒传》、《三国志演义》、《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小说。思想上则深受其父服膺的程朱理学的影响。
1904年春去上海，先后在梅溪学堂、澄衷学堂、中国公学、中国新公学就读，学习了英语和西方自然科学，接触了严复译英国赫胥黎的《天演论》，梁启超《新民说》诸文也给了他很大启发。他在中国公学求学时，曾参加以“对于社会，竞与改良；对于个人，争自濯磨”为目的的竞业学会，并一度任白话文会刊《竞业旬报》主编，在该刊发表过一些白话文字。这一时期，他对旧体诗发生浓厚兴趣，因而放弃自然科学，走上文学、史学的路。
1910年往北京考取庚子赔款第 2期官费生赴美留学，在康奈尔大学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习政治、经济，兼治文学、哲学。1914年获文学士学位后，又去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就学于哲学家杜威，深受其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胡适后来忆述：“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1917年以论文《先秦名学史》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夏回国，任北京大学哲学教授，后又任英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同年，与江冬秀结婚。其时，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他锐意改革，延聘了一批从日本、欧美留学回来的新派知识分子任教。他们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月刊为阵地，宣传民主、科学，倡导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胡适是这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1917年 2月，他尚在美国时，即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他回国前写成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文学改良八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稍后，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中又提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学，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1918年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复把所谓“八不主义”总为四条：“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他强调，他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他认为，“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这些言论，反复强调以白话代替文言作为正式的文学语言的主旨，为以新文学取代旧文学打开了缺口；对于开展文学革命和创建新文学，都起了重要的倡导和推动作用，也是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主要贡献。
在“五四”文学革命前后，胡适还陆续发表《论短篇小说》、《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谈新诗》等文。从创作理论的角度阐述新旧文学的区别，提倡新文学创作；翻译法国都德、莫泊桑、挪威易卜生等名家的部分作品，为新文学提供借鉴；又率先从事白话文学的创作。早在1917年 2月出版的《新青年》上就发表了他的几首白话诗，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新诗。这些作品，虽然还留有旧诗的若干痕迹，但采用自然音节和自由句式，开始打破传统的诗歌格律，内容也表达了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情绪。正如他把它们结集时取名《尝试集》所表明的，他为新诗创作作了积极有益的“尝试”。胡适又于1918年发表自称为“游戏的喜剧”的《终身大事》。剧作带有易卜生的明显影响；尽管反封建的主题思想相当软弱，却以其触及觉醒中的青年普遍关心的婚姻恋爱自主、妇女解放等社会课题，曾经激起过强烈反响。所有这些，使胡适成为“五四”文学革命和初期新文学运动中的重要代表人物。
与此同时，他还致力于白话文学史的研究和章回小说的考证工作。著有《白话文学史（上）》一书。1920年起陆续写成的关于《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三国志演义》等书的考证文字，结集为《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出版。他将所考证的小说分为两类，一类以《水浒传》为代表，称为历史小说，着重研究其历史演变过程；一类以《红楼梦》为代表，称为创作小说，着重考证其作者的身世、经历。1921至1933年间，共作5篇考证《红楼梦》的文章，否定了索隐派的旧红学，创立“自传说”，开始了后来被称为“新红学”的学派。
胡适这一时期的文学主张、 创作实践、 研究工作，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具有较大影响。为此，他和陈独秀、钱玄同等曾一度成为封建复古主义者攻击的对象。但他的偏重语言、形式改革，强调点滴演进的看法，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明显带有改良主义、庸俗进化论和唯心论、实用主义的色彩。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胡适越来越明显地暴露了他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1918年他曾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但在1919年接编《每周评论》后，却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宣扬杜威的点滴改良的实用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主张。1919年秋，杜威来华讲学，胡适为翻译人之一。1920、1921年间，他进一步指责《新青年》对苏维埃俄国的介绍。在受到李大钊、陈独秀的批评和抵制后，脱离《新青年》阵营。
1922年胡适另办《努力周报》，发表大量时事述评，提倡所谓“好人政府”，后又附出《读书杂志》，支持《国学季刊》，鼓吹“整理国故”，并在1925年五卅运动中宣扬“读书救国”，要求青年“独坐在图书馆里”，“救出你自己”，终于从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中分化出去。
1927年国民党政权建立后，胡适虽曾因编集1929年《新月》月刊讨论人权问题的文章为《人权论集》出版，一度引起国民党政府的不满，但他随即在1930年 4月作《我们走那条路》一文，声言中国应打倒的“五个大仇敌”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全然否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存在。1933年初，曾参加宋庆龄、蔡元培主持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北平分盟主席，但旋即因撰文强调维护政府权力，指责民权保障同盟，被同盟除名。此后，在他参加主办的《独立评论》上，一再发表支持国民党政权的文字，走上了政治上依附国民党的道路。
抗日战争期间，胡适曾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当时日益高涨的民主运动中，成为进步青年学生的对立面。1946年参加国民党政府召开的所谓“国民大会”，并担任“大会主席”，完全站在和全国人民相敌对的地位。
30年代至40年代，胡适的主要学术活动，是继续从事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工作，早在1919年即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一书。继1927年出版《戴东原的哲学》一书后，1930年辑成《神会和尚遗集》、写成《菏泽大师神会传》，先后发表，作为他研究中国禅宗史的成果。1931年发表《淮南王书》，是他研究道家哲学的成果。1934年发表《说儒》，自认为是研究儒家的重要著作。抗日战争时期在美国期间，曾在哈佛大学讲授中国思想史课程。40年代后半期任职北大校长期间，还曾致力于《水经注》的研究工作。有关手稿，1979年在国内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胡适离开大陆去美国。1954、1955年间，国内学术界从文学、史学、哲学、教育学诸方面，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以及他的反共政治立场，进行了批判。1957年，他出任台湾当局驻联合国“代表”。1958年，返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2月24日病逝台湾。
胡适主要著作，除已提及者外，尚有《胡适文存》(1921)、《胡适文存二集》(1924)、《胡适文存三集》(1930)、《胡适论学近著》（1935）、《藏晖室劄记》(1939)等。胡适逝世后，又有《胡适手稿》、《胡适选集》、《胡适口述自传》等书，在台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