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1794～1857)(卷名：中国文学)
近代经史学者、思想家、文学家。原名远达，后更今名；字默深，又字墨生、汉士；晚年皈依佛教，法名承贯。湖南邵阳（今隆回县）人。与龚自珍齐名，人称“龚魏”。生平 魏源在嘉庆十八年(1813)成湖南拔贡生，次年入都朝考，没有取得仕进出路，羁留京师数年。后又到过湖南辰州、山西太原、四川重庆等地。嘉庆末，道光初，又出入京师，与龚自珍结识，二人从刘逢禄受公羊《春秋》，学术上由前期受宋明理学影响急遽转向今文经学，成为今文经学的“健者”（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道光二年(1822)中顺天乡试举人第二名，但以后几次会试都没有考中进士，曾在直隶提督杨芳家中坐馆。道光五年入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幕府，为贺编纂《皇朝经世文编》，从事经世之学，投身时务政事改革，一力促成漕粮改行海运，使漕费节减一半。道光八年，一度游杭，曾从钱东甫探究佛学。九年，捐资为内阁中书舍人，有机会接触本朝文献掌故。十一年因父丧去职，从此定居东南。曾入两江总督陶澍幕府，参预两淮盐政改革，提出以票盐制代替纲盐法，使盐课由积年亏累一变而为溢额，他自己也由经营票盐致富。
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他热情投入卫国斗争，曾至宁波军中参加讯俘工作，又一度入钦差大臣裕谦幕府。因为朝廷和战无定，事无可为，辞归扬州，从事探求富国强兵以抵御外侮道路的著述。撰写《圣武记》，以备借鉴。又承林则徐的《四洲志》编纂《海国图志》，系统介绍世界各国状况，提出了著名的“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针。道光二十四年，魏源中礼部会试，次年举行殿试，成进士，以知县分发江苏。曾先后任东台、兴化知县，淮北海州分司运判，高邮州知州。居官期间，能尽力之所及为一方兴利，受到百姓称颂。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革命军攻占扬州，他在高邮州以迟递军事情报为人弹劾去官。随后应邀入安徽巡抚周天爵幕府，参加过镇压宿州捻军的活动。不久辞归兴化，汇辑《净土四经》，息心于佛教。这是他对清王朝感到绝望、对太平天国革命不能理解而趋于消沉的结果。咸丰六年秋，游杭州，寄居僧舍。次年去世，葬于西湖南屏方家峪。
政治哲学思想 魏源处于近代历史的转折关头，面对内忧外患严重局势，密切关注现实，思想和学术都表现出不同的径路。在学术思想上，他宗尚今文经学，提倡“通经致用”的学风，批判当时脱离实际政事的汉学末流和宋学末流，或蔽于声音训诂，或空谈心性，皆“无一事可验诸治”（《默觚上·学篇九》），“无一事可效诸民物”（《默觚下·治篇一》）。他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对近代经世学风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深远。在世界观上，他表现出明显的朴素唯物辩证法成分和历史进化论观点。尽管他说“道”“不变”，却认为“气化无一息不变”，而“势则日变而不可复”(《默觚下·治篇五》)，承认历史有演进，治法有不同，主张各项政事都应“因时制变”(《道光丙戌海运记》)，顺应客观发展情势采取措施，“其道一出于因”(《筹漕篇上》)，反对泥古不化。他以变革的思想从事各项弊政的改革，不仅卓见成效，而且打破传统的鄙商观念，重视运用民间商业力量，提出“官告竭，非商不为功”(《海运全案序》)，符合近代商业资本兴起和发展的趋势。在对待西方世界上，他与顽固派不同，肯于睁眼看世界，既反对资本主义的侵略，又承认其先进性，主张学习其长处。他批判顽固派愚昧守旧视外国技术为“奇技淫巧”和妄自尊大视外域为夷狄的陈腐观念(《海国图志》卷二、卷六十七)，提出“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机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同前卷二），主张学习西方建立民族工业。他对西方的民主政体也有所赞誉，认为“墨利加北洲以部落代君长，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同前后叙)。魏源认为中国对于西方国家，只要“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同前卷二），就一定能赶上西方国家。在近代史的开端上，表现了高远的憧憬和展望。这些先进的思想，使他成为地主阶级改革派、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先驱者、鸦片战争时期的先进人物之一。
文学创作 魏源一生的主要精力致力于弊政改革和经学、史学以及时务政事等方面的研究和著述，不以文人自居。但他的文学创作，却由于先进思想的照耀，为鸦片战争前后的文坛开了新生面，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家之一。魏源认为“文之用，源于道德而委于政事”（《默觚上·学篇二》），主张“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刘礼部遗书序》），要求文学与政事、教化相关。他的诗文都紧紧围绕当代主要矛盾，“皆有裨益经济，关系运会”，不同于“世之章绘句藻者”（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二）。
魏源文学上的主要成就是诗歌。他的诗歌伴随他革弊图强的奋斗历程，深刻反映了嘉庆、道光年间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现实，表现了他的革新思想和爱国主义激情。魏源今存诗900余首，大致包括如下一些内容：
① 反映嘉庆、道光年间国困民疲、社会矛盾尖锐的现实。如他21岁北上入都时写下的《道中杂言》、《北上杂诗》两组诗，深刻揭示了嘉庆十八年(1813)天理教起义被镇压后，古称三河地带的中原地区“各占水旱兵，萃为死溺饥”的惨象。作于鸦片战争之后的《秋兴》十首则集中地暴露了鸦片战争后清王朝“蜗庐外漏兼中蠹”的愈益衰败的形势：“大漏卮兼小漏卮，宣防市舶两倾脂”，“荒年谷贸丰年玉，下赋田征上赋钱”。“市舶”指帝国主义的掠夺，“宣防”指黄河岁修 500万的巨额开支，这两大漏洞使清王朝陷入财政困境，而人民则被推入沉重赋税负担的深渊。
② 系统地揭露关系国计民生的各项政事的弊端。魏源关心时务，不以一般反映民生疾苦为满足，而穷究统治者的政事举措。如《江南吟》十首集中反映了东南地区各项病国病民的弊政，涉及治江、治河、漕政、盐政、催科、禁烟诸方面，《都中吟》十三首集中揭露了中央朝廷及京师政事的弊端，涉及取士制度、捐纳制度、筹办海防政策、京畿治水方略以及部吏操权、仓胥勒榨等方面。从这些诗里，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政事积弊之深，吏治腐败之烈，人民受害之深。在《观往吟》和古乐府的《行路难》等组诗中，作者还刻画了阻止弊政改革的保守分子群象。如“渡水何必百丈虹”一首为因循苟安的人物画象；“新沐冠”诗刻画了畏难去弊而自甘陈腐的形象；“扁鹊见田侯”一首则利用战国时扁鹊见齐桓侯的故事，讥讽那些讳疾忌医者。田侯这个形象既是一切顽固派的化身，也是病入膏肓而终不肯改图的整个清王朝的化身。这类诗虽然大都采取寓言故事的形式，形象却是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突出地暴露了保守派愚昧顽固的可笑而又可憎的面目，具有浓厚的讽刺意味。在上述这些诗中都激荡着作者追求变革的热情。
③ 表现抗敌卫国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突出地反映在鸦片战争爆发后写下的《寰海》、《寰海后》和《秋兴后》几组诗中和一些歌行里。《寰海》11首主要反映道光二十一年(1841)广东战事情况；《寰海后》10首主要反映道光二十二年江浙战事情况；《秋兴后》13首则是战后痛定思痛、追溯和抨击种种令人痛心的腐败现象。这些诗全为七律，一诗一事，反映了丰富的历史内容。作者在诗中有力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昏庸腐朽、怯懦投降、摧残抗战派是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已闻狐鼠神丛托，那望鲸鲵澥渤攘”！诗中对败兵辱国的主要投降派将领，几乎没有遗漏的一一予以抨击，包括钦差大臣琦善、靖逆将军奕山、参赞大臣杨芳、两江总督牛鉴、扬威将军奕经等，无情地揭露了他们“揖盗开门撤守军”、“全凭宝气销兵气”的可耻投降嘴脸。另一方面诗人以饱满的热情讴歌了抗战将士和人民的反抗斗争。“楼船号令水犀横，保障遥寒岛屿鲸”，写出了爱国将领林则徐的神威；“同仇敌忾士心齐，呼市俄闻十万师”，生动地描绘出平英团义勇风雷震霆般的斗争气势。《普陀观潮行》、《钱塘观潮行》、《秦淮灯船行》、《金焦行》等，则是几首充满爱国激情的歌行。作者在这些诗里，登临纵目，抚今追昔，感慨国势衰颓，愤恨统治阶级腐朽，痛心人们醉生梦死，感情激越奔放，爱国至诚，动人心魂。在艺术上，把政治内容和山水名胜结合起来，情景相生，形象丰满，情思浓郁。
④ 描写祖国壮丽河山的山水诗。魏源《戏自题诗集》自称“应笑十诗九山水”。他酷爱山水，游历极广，“州有九，涉其八；岳有五，登其四”（自藏小印印文）。其山水诗之多，描绘祖国山川之广，是前无古人的。中国的名山大川，很少不被他收摄笔下。他游山又必穷幽极胜，往往能开掘出前人步履鲜及的奇景异境。他在广泛游历的基础上，以偏于写实的笔墨，在对比中，展现山川的不同风貌：“恒山如行，岱山如坐，华山如立，嵩山如卧，惟有南岳独如飞，朱乌展翅垂云天”（《衡岳吟》），“雕镌造化、搥险凿幽之笔，能使山无遁形，水无匿响”（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一百四十七）。他的山水诗包含如《三湘棹歌》那样清逸幽美的境界，但更多是“倚天拔地自雄放”（《游山吟》其六）的雄奇山水，具有景象瑰伟、气势磅礴、形象飞动的特点。他说“山贵特立而耿介”（同前），既表现了热爱祖国山河的感情，也寄寓了自己高远的志怀和兀傲的品格。
魏源在艺术创造上重视自然，强调有独立的生命与风貌，有如造物之陶铸万品，“一花一天地”（《家塾示儿耆》）。他的政治诗走自己的路，带有政论家、时务家的明显特色。山水诗也有其独特之处。由于他的政治诗着重走反映现实的道路，甚至有裨于时的急切心情，使他直接在诗中发抒政论和策论；山水诗重在勾画出千山万水的实际风貌，所以诗笔接近宋诗的路数。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把他归为道咸以来“始喜言宋诗”的人物之一。他的诗，赋笔多于比兴，叙事多，议论多，直述感怀多。“古质如谣，明畅如策，栉比如赋”，“别为一格”（罗汝怀《古微堂诗集序》）。其高处在反映的现实内容相当丰富，有的也刻画得淋漓尽致，而且“才力有余，多超迈警卓之语”（李慈铭《越缦堂诗话》卷下）。但有时则未免流于概念化，缺乏诗的韵味与形象。魏源诗的风格不可一概而论，也时有性情风致之作，但主导倾向则属于奇豪壮美一派；雄浩奔逸，而复坚苍遒劲，“发扬纵肆，字句纸上皆轩昂”（张维屏《艺谈录》），郭嵩焘评为“奇伟”，“峭厉”（《古微堂诗集序》）。总之，魏源志怀高远，思想新异，高视阔步，以诗歌为武器，挥洒万有，气势充沛，意遒笔劲，奔放之中而含拗峭，所以林昌彝说他是“得太白之高奇者”（《海天琴思续录》卷一）。
魏源的文章反映着鸦片战争前后散文的变化，与正在发展的桐城派古文异趋，表现了政治家、时务家的经世文风。他的文章大都与政事治化相关，除经学、史学著述外，大宗文章属于时务政事的兴革问题。这些文章洞悉事情的原委利弊，叙事清晰，说理透彻，逻辑谨严，随事理所需，挥洒自如，文字也很洗炼。虽不属于文学范畴，但上承奏疏论事、政书叙政之体，下关近代时务文字的兴起和发展，有一定的历史作用。他的《默觚》形式上学习诗今文家著作《韩诗外传》的体例，引《诗》以证事，内容则是笔记式的论说小品，无论是论学还是论治，都观察锐敏，论辩犀利，文字精警，击中要害。李慈铭称他的文笔“隽悍”（《越缦堂读书记》），一般说来，他的文章清遒隽峭，有自己的风格。
诗文集 魏源今传世文集主要有《古微堂内外集》10卷，光绪四年(1878)淮南书局刊刻。宣统元年(1909)黄象离增补重编，将内集3卷移定为2卷，增辑遗文35篇，将外集7卷扩编为8卷，仍10卷，名《魏默深文集》，由国学扶轮社印行。诗集主要有《古微堂诗集》10卷，同治九年(1870)刊行。另存早期手书诗稿《清夜斋诗稿》1册，宣统三年(1911)与陈沆简学斋手书诗稿合印。1976年中华书局出版《魏源集》，基本收录了专著以外的短篇论著与诗歌，只删略个别篇章，诗文分别以黄象离本、同治九年本为底本，而以《古微堂文稿》残本、《古微堂诗稿》、《古微堂诗稿抄本》残本等本对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