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元(1635～1704)(卷名：教育)
中国清初思想家、教育家。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河北省博野人。青年时期为了维持家计，曾从事农业劳动，但不因此而废学。19岁时迫于养祖之命，应科举为秀才。他也钻研医术卜筮，并学兵法骑射和技击。初好陆、王书，后又笃信程朱，曾依照“朱子家礼”居丧，深觉其不合人情，转而走上批判程朱的道路。他提倡的是所谓唐虞之世的“六府”(金、木、水、火、土、谷)“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以及“周、孔正学”，包括周官之所谓“三物”，即“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孝、友、睦、、任、)“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和孔子的“四教”（文、行、 忠、信）。颜元在政治上反对豪强兼并，主张“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他的社会政治观反映在教育、学术方面就是倡导农、兵、礼、乐等“习行致用”之学。他认为儒者学为圣贤，不仅要修身齐家，而且要有建功立业，安邦定国的本领。
颜元认为宋明理学教育所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多是一批无用的腐儒，这些“白面书生微独无经天纬地之略、礼乐兵农之才，率柔脆如妇人女子”，在国家危难时期，皆束手无策，坐而待毙，这是理学教育极其严重的后果。
颜元在认识论方面，反对朱熹“理在事先”的谬说，而主张“见理于事”。以颜元看来，孔子只教人习事，人们能够见理于事，那就彻上彻下，豁然贯通了。孔子是要“能其事”，所以说，他的弟子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朱熹则只要“解其理”，而不是从客观的事物上下功夫，所以说“几时读得天下许多书”。颜元反对这种脱离实事，空谈心性，专尚虚文的学风。他平日施教的内容特别注重他所倡导的实事、实用的知识和技能。
颜元晚年曾主持漳南书院，他在书院课目设置方案中，确立了一条原则：“宁粗而实，勿妄而虚”。这个书院包括课授礼、乐、书、数、天文、地理等科的文事斋，课授各种兵法、战法和射、御、技击等科的武备斋，课授经史等科的经史斋和课授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科的艺能斋。此外，还设理学斋和帖括斋以应时制。颜元在此时间虽短，也曾命诸生习数、习礼、习射、又教弟子舞蹈和举石习力。
关于教育方法，颜元反对宋明理学家所倡导的闭门读书、静坐体认“天理”的方法。颜元认为引导天下士子入故纸堆中，耗尽身心气力，只能成为弱人、病人和无用的人。“凡从静坐读书中讨来识见议论，便如望梅画饼，靠之饥食渴饮不得”。这样不接触实际，只教人读死书的方法，会使受教育者的精神和身体都受到极大的摧残。
颜元特别强调“习行”、“习动”，这是颜元教育思想中的一大特色。他说:“学而必习，习而必行”。“常动则筋骨疏，气脉舒，……宋元来儒者皆习静，今日正可言习动”。颜元主张“习”、“动”的教育原则方法是与他所主张的“实学”的思想密切相联的，因为要想掌握实用的知识和技能，只有通过“实习”、“实行”才能达到目的。他以学琴作比喻：“今手不弹，心不会，但以讲读琴谱为学琴，是渡河而望江也。”
颜元强调直接经验的重要，反对空疏无用的理学，积极提倡习行和实学，又强调文武并重，力矫懦弱不振之风。这种见解对当时曾起过一定的启蒙作用。他讲究气节，坚决不肯出仕；这在当时的士子中，颇为难能可贵。当然，他所谆谆教导的，多偏重封建道德规范和封建经济事功的践履，其缺点是泥古不化，缺乏进步的历史观点。他的主要著作有《四存篇》、《四书正误》、《朱子语类评》、《习斋纪余》等。他的弟子李塨撰《习斋先生年谱》，弟子钟编纂《颜习斋先生言录》。